失意即放荡
四年一晃就快过去了，诗人已经二十四岁。
杜甫游兴正浓，江南的山山水水已经饱览，胸中丘壑已然纵横。
杜甫一点儿也不满足，他还想到更远的世界去看看。
熟读儒家经典的杜甫，脑子里一定浮现着圣贤孔子或孟子关于大海的箴言。
杜甫打算漂洋出海!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戛然而止。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秋冬际，杜甫可能收到了一封家书，或者是看见了一份朝廷邸报。
总之，杜甫得到了一条消息，不得不结束快意四年的吴越漫游。
是什么消息让杜甫终止了人生第一场漫游呢?想家了，还是资费不够用?在所有的理由中，只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杜甫改变主意，那就是要获取功名而必须参加的科举考试。为了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兆举行的全国大考(贡试)，得先参加州郡举办的解试才行，考试科目包括诗赋和策论。冬天时节，通过解试的举子们由州郡政府登记造册，作为次年全国乡贡考试的入门券，贡试则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主考官。
等待来年春天贡试期间，举子们也没有闲着，或者向显贵行卷，或者以各种方式做自我宣传，或让歌妓传诵自己的作品，以引起更广泛的注意。杜甫也在向世人尽情展示着才华，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赋写得像汉代博学的扬雄一样好，诗歌则写得如建安代表诗人曹植一样棒。同时，还结识了长安文艺圈儿中两个厉害人物。在后来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北海)是碑志大书法家，王翰(子羽)是边塞大诗人，绝对都是一流的“老苍”，后来杜甫还专程去山东北海(青州)看望李邕，和李邕成为忘年交。
杜甫参加贡举考试的时间，差不多所有的杜甫研究者都系年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只有洪业系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中国科举考试中是不平凡的一年，据《新唐书》及《唐摭言》等记载，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这个人的学术修为并不高，性格急躁，评卷过程中时有偏颇，引得举子们不满，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发生了冲突，举子们面对面进行抗议，杜甫就是抗议者之一，言辞颇为激烈，有人还因此而下了狱。科考在古代中国事关重大，这事儿后来闹到玄宗那儿去，玄宗也觉得仅仅让一个考功员外郎来主持如此重大的考试，份量着实轻了点儿，“位卑而权重”，于是，玄宗皇帝颁布一道诏书，从此以后的全国贡试，均由一位礼部侍郎担任主考官。
杜甫诗中写及这次考试风潮：“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所参加的考试，显然就是由开元二十四年考(736年)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诗中的“忤下”二字正是对杜甫参与当年抗议活动的一种真实记录。杜甫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哪怕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此初尝人生失意的滋味儿：“独辞京尹堂。”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确得知，杜甫参加的考试地点在长安京兆，而不是在洛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贡试地恰好不在长安而在洛阳的崇业坊福唐观，主考官是考功员外郎孙逖。如果杜甫参加的是洛阳考试，那么落第之后，“独辞”之地怎么会是“京尹堂”呢!
长安首战失利，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打击不算小。杜甫完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独辞长安，奔向远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失意即放荡，失意是放荡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尽管“独辞”的行为中，包含着孤独、愤怒和无奈，总的姿态是洒脱的。杜甫为何如此超迈，和宋人梅尧臣、陆游落第时的悲伤完全不同。是不是杜甫太过自信，还是没有完全形成成熟的心智?
朱东润提示我们注意唐宋科举制度的不同：宋代的科考每三年才放一次进士，有时多至四百余人，假如每人任职时间是三十年，全国的官员约有数千人，再加上一些非进士出身，带个“右”字的官员，还是可以勉强敷用的。唐代的进士科考每年举行，录取的人员很少，通常不过三十人，有时一年一个也不录取。这种情形下，如果每人任职三十年，则全国当官的进士不足一千人，而全国实际上的大小官吏在万人以上——唐代的官员百分之九十都没有进士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唐代青年来说，是否被科场录取，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科考对唐人来说不重要，唐代的进士的魅力还是很大的，能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肯定是人生的莫大荣耀。杜甫何尝不想呢，但是已经“忤下”了，不“独辞”又能如何!
杜甫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尽长安花，长安不是他的福地，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正好，父亲杜闲已由奉天县令迁升为兖州司马。洪业认为杜闲可以通过荫被入仕(从六品上即可)，其仕宦经历很可能是先任武功县尉(正九品下)，次任奉天县令(正六品上)，然后才是兖州司马(正五品下)，也是杜闲最后的官职。
二十五岁的杜甫，可以较为平等地和父亲交流。
游历过吴越的杜甫，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一个以“奉儒守官”为“素业”的家族成员，必须到齐鲁朝圣!
杜甫齐赵间行踪，北至邯郸(丛台)，东至青州(青丘)，一路打猎一路狂歌，过足了“快意”人生：“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春天歌唱，冬天打猎，呼鹰逐兽，引臂射鸟……这是我们印象中的杜甫吗!尤其那专注且专业的马背上的射箭技巧，英气逼人，简直酷毙了，和后来诗人所描绘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种种不堪沾不拢边儿。这也太不像杜甫了，太像另一个很快就会相遇的大诗人。大诗人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在徐州兖州地区却出现了另一个人，杜甫引为一生知己的兄长：“苏侯”苏预(源明)。闻一多是这样描绘的：“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打从相识之后，两人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杜甫晚年《八哀诗》中的第六哀即为苏源明而作。苏源明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大文人，对杜甫的人生却影响甚深，他可能还是杜甫的骑射训练老师。苏源明的豪侠做派，让杜甫初次见识了吴越温柔之外，还有齐赵的英姿。这些丰富的昂扬的经历，都将在日后的岁月中，在杜甫的诗中发出回响。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意外地遇见苏源明的儿子苏徯，杜甫为作《君不见简苏徯》。
杜甫二十岁前主要生活在洛阳，虽然已经健如黄牛，但骑马射箭的机会应该不多。之后游历吴越四年，也不太可能学习骑射技术，那一带是水乡，没有什么好马可以骑乘。只有到了齐赵地区才有这种可能性，那儿不仅多良马，还有杜甫在《进三大礼赋表》中所说的“麋鹿同群”和“丰草长林”。齐赵处于黄河两岸，既有高峡深谷，亦有平原山岗，遍布森林草泽，鸟兽众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苏源明教会了杜甫的骑射功夫，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骑射弟子杜甫已经习得一手好手艺时，才会有“据鞍喜”的欣然表情。
正是在这种兄弟和师友之间射飞纵鞚的痛快经历中，培养了杜甫对苍鹰和骏马的酷爱。
在此期间，杜甫写下了心中最初的马和鹰：《房兵曹胡马诗》和《画鹰》。
“《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鹰》：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两首诗写得英姿飒爽，气血充盈。清人浦起龙认为诗中所表现出的“少年气盛”，纯粹是“自己写照”。确实如此，无论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胡马，还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画鹰，都对未来充满梦想，嫉恶怀刚肠，心中唯有自我又豪气纵横。“侧目似愁胡”一语虽然来自汉代王延寿和晋人孙楚，由于有“身”与“侧目”的动态铺垫，益增其逼人杀气，就像一个带有异质和异域气息的杀手，锐利的眼睛深陷在死亡的阴影中。这是杜甫所喜欢的，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中，诗人再一次写道：“二鹰猛脑绦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杜甫诗中的凤凰和鹰(包括雕等鸷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向度：凤凰代表着爱和悲悯，鹰则代表着力量与杀伐。杜甫诗中写马的近三百处，写鹰的也有近三十处，我们称杜甫为大唐马与鹰的歌者，一点儿不为过。杜甫常常和马与鹰混淆：孤独困苦时，他就是一只待人呼唤的“饥鹰”(《韦左丞丈济诗》);失魂落魄时，远比一匹被战争遗弃的东郊“瘦马”还可悲(《瘦马行》)。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至二十八年(740年)四年多的时间，杜甫一直在齐赵间漫游。在汶水畔，杜甫认识了大诗人高适，还有张玠。知道张玠的人不多，知道他儿子张建封的却不少，知道张建封小妾关盼盼和燕子楼的人更多。杜甫两首《题张氏隐居》中的张氏，很可能就是张玠。张玠经常邀请杜甫去他家饮酒、钓鱼，吃最好吃的梨子(张公大梨)。在山东任城(济宁)，杜甫还认识了一位姓许的主簿，并写下《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两首诗作，其中的“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已有名家风范。
杜甫在山东地区所写的最早一首诗《登兖州城楼》，多数研究杜甫的学者认为也是杜甫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首诗，还是杜甫现存诗中唯一写到自己生父的诗。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甫与父亲和继母的关系趋于缓和，他理解了父亲的难处。同时，父亲杜闲对于长子杜甫(杜甫很可能还有个堂兄或早逝的哥哥所以才有杜二之称)亦怀着愧疚感，他知道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抚养责任，尽管在经济上一直在资助这个儿子，包括漫游吴越的一些费用。从杜甫诗中只字不提继母卢氏的事实来看，卢氏对杜甫不会太好(否则就不会被寄养在姑姑家)，更没有视若己出，卢氏亲生的有四个儿子(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和一个女儿(嫁韦氏)。
“《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所谓“东郡趋庭”，就是到山东兖州来看望父亲，用的是《论语》中孔子教儿子孔鲤学习诗礼的典故。杜甫的齐鲁之行，不仅仅是来看望父亲的，还在于游历齐鲁的风土和历史。这首写及父亲的诗，也是在他登临兖州城南楼时所写，可以视作登览泰山的预演。虽然此诗可能受到乃祖杜审言《登襄阳城》的影响，但从“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的广阔视野里，已隐然可见“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气势。
漫游是有成本的，或者说漫游是要有资本的，尤其是动辄数年的漫游。
唐代官吏的俸禄主要由禄米、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构成。此外还有不完全固定的各种实物，有时发放的实物之全面，细到不可思议，比如细米、粳米、面、酒、羊肉、酱、醋、瓜、盐、豉、葱、姜、葵、韭和木炭等等(官阶不同得到的多少也不同)。当然，这得做到一定程度的长安城中的官员(京官)才能享受得到。地方官员(外官)的俸禄要单纯一些，主要来自禄米和职田。
洪业采用《新唐书》所载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的一些证据，给杜闲一家算了一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经济账：每人年平均谷物消耗量为七点二斛，占一个人生活资料的三分之一，如果全部折换成谷物，人年均总消耗量在二十二斛左右(当时一年亩产谷物平均为半斛)。普通家庭人口以七口计，一个家庭的年均谷物消耗量在一百五十斛以上，所需土地为三百亩。作为兖州司马的杜闲，可以获得两份土地，一份是任期内的七百亩，一份是终生拥有的八百亩。每年还可获得三百二十斛谷物和一万一千枚铜钱作为俸禄，并可享受二十五名仆人的服务，仆人服务可以折算成货币，约为四万九千枚铜钱。这些货币折算成谷物(当时通价是一斛一百三十钱，偃师一斛只有三十钱)，并假设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杜闲的三百二十斛谷物俸禄之外，还能额外得到近一千五百斛谷物，加起来近一千八百斛——这个收入是唐代普通家庭的十一倍，杜甫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了。
看来，杜闲的长子杜甫，有足够的资本去放荡于齐赵之间，衣轻裘，骑怒马。后来，时常落魄的杜甫，对那些“衣马自轻肥”的五陵少年同学们既羡慕又不屑，完全忘了自己当年就是这样一位放荡的主儿。
到泰山去，这是杜甫游齐赵的一个重要目的。
圣人孔子一定登过泰山，才会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所以，杜甫是必须到泰山去的。
大约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春夏之交，杜甫来到久仰的泰山脚下，开始人生第一场真正的登山之旅。在南方也应该游过山，比如游天姥山，游山阴道，但是游山和登山还真不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是，泰山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高峻，更是心灵上的高不可及。
登到了半山腰，杜甫停了下来。不能像克服困难一样，很快就把这座神圣的山峰给过了，要像欣赏唯一的爱人一样，慢慢走，欣赏啊!杜甫停下来，放眼望去，齐鲁大地一片苍青色，从眼前一直绵延到天边。那是一种让人可以沉浸下来，纵身融入其中的苍茫世界，那儿蕴藏着造化全部的秘密。抬头向上望去，泰山之巅高到可以分割出白天和黑夜来。杜甫想张开双臂，豁开胸膛，迎接一团一团汹涌而来的云雾。诗人看得入了神，看得忘记了时间，黄昏就要来临，归巢的鸟儿们在诗人神圣的眺望和凝视中，成群结队地飞回来。
“《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结句来看，杜甫这一次并未有登顶，一路欣赏泰山美景和遗迹，一路想着圣人的事，耽误了太多时间，天快黑了，得赶紧下山。大历二年(767年)秋天，杜甫在夔州作《又上后园山脚》，“望岳”之后的暮秋时节，杜甫真的去“凌”了一回“绝顶”：“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漫游齐赵的第五个年头，杜甫已经二十九岁，即将进入圣人所说的而立之年。就在这一年，杜甫终结了人生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主动的漫游生活。
这一年，可能发生了一件对杜甫来说很大的大事。
偃师的祖脉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年，杜甫的父亲杜闲死了。对于任何一个人子来说，父亲的死都是头等大事。
父亲虽然在自己小时候没有给予太多照顾，经济上却从未中断过资助。尤其是在长达近十年的漫游生活中，父亲成了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支持者。
关于杜闲的卒年，学界的意见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大部分人认为杜闲死于天宝年间。
闻一多推测，杜闲可能死于天宝十载(751年)之后。洪业将杜闲的死提前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杜闲的仕宦经历终于兖州司马，而兖州在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鲁郡，因此杜闲的兖州司马一定是在这一年之前。杜甫结束齐赵之游发生在改郡的两年前，亦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
父亲杜闲突然辞世，作为长子的杜甫，必须承担起天经地义的义务：扶榇归葬故土。回到偃师，杜甫和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及一个妹妹一起，为父亲服丧三年(二十七个月)。
从齐鲁回到洛阳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和弟妹一起，在洛阳东北七十里外的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辟出了几间土窑洞(尸乡土室、土娄庄)。服丧期间杜甫和弟妹们大部分时间即居住于此，土娄实际上就是庐墓，建于祖坟附近便于晨昏祭祀。那座名叫首阳的山，就是商代高人伯夷叔齐隐居过的山，也是杜甫家族的祖脉所在，埋葬杜甫祖先的地方：从远祖杜预到祖父杜审言再到父亲杜闲，包括生母崔夫人都长眠在此。这让我想起早逝诗人海子的诗句：“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是的，杜甫也将埋在这座山下，只是还得等很多年，一直等到杜甫死后的第四十三年，也就是元和八年(813年)，才由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其遗骨运回偃师，移葬在首阳山下，和祖先们永远躺在一起。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寒食，杜甫在偃师土娄写下著名的祭祖文。
“《祭远祖当阳君文》：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初陶唐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莽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膏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苍苍孤坟，独出高顶，静思骨肉，悲愤心胸。峻极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俭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诫，焯序前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于以采蘩，于彼中园，谁其尸之?有斋列孙。呜呼!敢告兹辰，以永薄祭。尚飨!”
这一年，杜甫正好是“而立”的三十岁。这篇研究杜甫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杜甫家族的历史十分重要，我们就循着杜甫的思绪，来寻踪一番杜家的祖脉。
杜甫明确宣称他是杜预的十三叶孙，杜预是他的十三世祖，也是杜氏一脉中最为显赫的远祖。杜甫的家族传承，民国时期，岑仲勉从《元和姓纂》的记载中梳理了来龙去脉，并制作出《杜甫世系表》，其说广为学术界所接受。杜甫直系祖脉大抵如次：杜预、杜耽、杜顾、杜逊、杜乾光、杜渐、杜叔毗、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至杜甫。其中缺失两代，即五世祖和六世祖缺失，一直到父亲杜闲，加起来共有十三世。
杜预既是军事“武库”，又是水利专家，统一江南，注解《春秋》，文韬武略无一不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远祖，杜甫内心充满由衷的敬仰，毫无保留地接受着，毫不遮掩地崇拜着。即使是在称颂朋友(卫伯玉)的业绩时，也会拿这位先祖作为光辉的参照：“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杜预在晋代初年曾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平吴过程中战功第一，被晋室封为当阳侯。杜预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会留名青史，但他还是担心有一天会被人忘记。连杜预这样的人，也有急于进入青史的焦虑啊!于是，杜预就让人刻了两通记载其生平与功业的石碑，一通沉于襄阳西北的万山潭(后来改名沉碑潭)，一通竖立于襄阳城南岘山之上。祖先的立碑轶事无疑是一件光辉的盛大事件，并引发了杜甫对于碑石的热爱。大历四年(769年)春夏之交，漂泊于湘江之上的杜甫本来是要去郴州的，遇到洪水来袭，只好掉转船头顺流北上，途中写下《回棹》诗篇，里面再次提及杜预立碑这件事：“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这儿的“吾家碑”说的正是杜预刻立的那两通石碑。王氏井，当然说的就是王粲的井了，都是襄阳的名迹。可惜，即使勒石为碑，也仍然免不了“昧”的命运，杜预的两通功德纪念碑，并没有能够长留于世间，在历史的消磨中，全部化成了沙和灰。
和对远祖杜预的态度不太一样，杜甫对祖父杜审言的感情则颇为复杂。杜审言是他直接的祖父，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杜审言死后四年杜甫才出生)，杜审言的续弦卢氏也就是杜甫的继祖母还在，并且诗的传统必将两人紧紧联系起来。“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或“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等等，差不多成了杜甫的口头禅。一方面自然是敬重，并且也很自豪;另一方面，对于杜审言的某些政治行为(武后时交结张易之兄弟)，杜甫是持保留意见的。这儿也体现了杜甫的“刚肠”品质，即使是自己的诗歌祖父，也不会全部接受。
在诗歌和文学方面，杜甫早期的写作受到家法的影响较多。作为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另三人为李峤、崔融、苏味道)当时还是很狂的。杜审言很瞧不起苏味道，放言说如果苏味道看见了他写的文判一定会羞死。又说他的文章写得太漂亮，就连屈原和宋玉也只能给他当衙官，他的书法更是超群绝伦，王羲之也难以望其项背。这口气我们听来觉得有些耳熟，乃孙杜甫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审言也是写过好诗的人，比如他写的名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就被世人传诵。宋人王得臣说：“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其诗有‘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虽不袭其意，而语句、体格、脉络，盖可谓入宗而取法矣。”
其实，杜审言对杜甫诗歌的真正影响是在排律。杜甫所说的“诗是吾家事”，我认为更多的是指排律，尤其是五言排律。杜审言最著名的一首五言长排是《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四十韵，在文体创新方面，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虽然杜审言同时代的崔融、宋之问和沈佺期都写过五排，却从没有写过像杜审言这样长达四十韵的排律作品。李邕曾经与杜甫谈及此诗，并给出了极高评价。杜甫在《八哀诗》(李公邕)中回忆说：“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排律确实堪称杜甫的家法，杜甫的创作中也极其鲜明地标示出这一诗歌家族血统，他甚至将祖父开创的四十韵长排直接拓展到一百韵，这完全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所以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赞叹道：“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儿所说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说的正是杜甫从祖父杜审言那儿继承下来的长篇排律，尤其是五言长排。这是杜甫的家学渊源，别的诗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杜家长辈中，还有两位人物的行为一定对杜甫的性格构成产生过强烈影响：一位是祖父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还有一位是杜审言次子杜并，亦即杜甫的叔叔。这两位杜家男儿，虽然时代相距遥远，却干了同样的事情：为血亲复仇。据《周书》(列传)记载：杜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慷慨有志节。杜叔毗的哥哥杜君锡被曹策陷害，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显然没有人理会。于是，叔毗在大白天持白刃杀了哥哥的仇人曹策，然后平静地投案自首。这事当时震动很大，叔毗的侠义之行，赢得人们交口称赞。
时间过去了很多年，杜家的历史又惊人地重演了这一幕。武后时期，杜审言贬为江西吉州司户参军，由于杜审言为人清狂，很容易招致嫉恨。同僚郭若枘联合周季重一起将杜审言投进了死狱。杜审言的第二个儿子，十六岁的杜并不答应了，揣着刀子，直接在宴饮中把周季重给砍了，杜并受重伤而死，杜审言亦因此而获救。少年杜并的事迹，被当时的名人苏颋和刘允济记录下来。杜甫文字中也曾闪现这位叔叔的身影：缙绅之家，诔为孝童。
为血亲复仇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统治者的态度有时显得暖昧，既不鼓励，在惩处时又常常网开一面。统治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既要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处置，又要让孝道得以彰显。在统治者的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那些为血亲而献身复仇的孝者，也一定是可以为国家或政府流血的忠者。
杜甫还在这篇祭远祖文中，追溯了杜氏家族更为久远的历史，陶唐是杜氏的开始。杜甫在后来所作的《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将做过汾州刺史的唐使君视为族弟，两人相遇于巫山，杜甫开篇就说：“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这个亲戚拉得有点儿远，从陶唐到杜甫所处的时代，大约经历了三千年变化。陶唐在《尚书》就有记载，传说为帝喾儿子，复姓伊祁，名放勋。初封于陶后徙于唐，故称陶唐。朱鹤龄引《唐宰相世系表》说：“杜氏出祁姓，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成王灭唐，以封弟叔圉，改封唐氏子孙于杜城，京兆杜陵是也。然则唐与杜盖同族也。”远古世系传说成份居多。这儿说唐、杜二姓同源同族，其子孙籍贯都是京兆杜陵人。
杜甫的籍贯一直存有争议：京兆人、杜陵人、少陵人、首阳人、襄阳人、洛阳人和巩县人。人们对于籍贯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既可能是出生地，也可能是久居之地，还可能是家族发祥地，我觉得出生地才是籍贯的基本意义。说杜甫是洛阳人或偃师首阳山人，显然是因为杜甫在洛阳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又在偃师首阳山下暂住过所致。说杜甫是襄阳人的，则是因为杜甫的十世祖杜逊在东晋时南迁至襄阳，当过魏兴(安康)太守的缘故。
现在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杜甫为河南巩县人，如四川省文史馆编纂的《杜甫年谱》就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的瑶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在萧涤非的组织下，曾亲自到巩县旧城(站街)东北一里处的瑶湾村进行实地考察：瑶湾村的西面有座石碑楼，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巩县李天墀所建立，石碑上刻有“唐工部杜甫故里”七个大字。碑楼东侧外壁还嵌有一方青石碑，上刻“唐工部杜文贞公碑记”，刻碑时间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吉旦，由杜甫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代孙合立。村东北角有笔架山，山下有一小院，院门外墙上也嵌有一块石碑，正中刻有“诗圣故里”四个大字，由石屏张汉立于雍正丁未年(1727年)。小院东面山下有一窑洞，分为前后两间，幽暗而清冷，据说当年杜甫就住在最里面那一间。经过考古学家的鉴定，这孔窑洞实际上是元代修建的。当地居民说瑶湾村并没有姓杜的人，这孔窑洞原来也是李姓所有，不知何时人们便开始把这孔窑洞称之为“工部窑”。
杜甫出生于巩县瑶湾村的说法并没有任何文献根据，那几块清代的石碑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四川文史馆所根据的，也仅仅是《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这类晚近编纂的年谱或家谱之类，具有强烈的野史色彩。我们在杜甫的诗文中，看不到任何关于出生于巩县的只言片语，连蛛丝马迹也没有。总不能因为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位终巩县令，就笃定说杜甫是巩县人了吧。
根据两《唐书》及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杜甫祖父杜审言出生于湖北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襄阳人，后随父杜依艺迁至河南巩县。杜审言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擢进士第后，到隰城县(山西汾阳)当了县尉。累转为洛阳县丞，杜甫在洛阳的祖产应该是在此期间置办的。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坐事贬为吉州(江西吉安)司户参军。杜审言入仕之后便离开了巩县，很可能将家安在了远祖杜预入籍的京兆杜陵。对于此一推断，有一个旁证：民国八年(1919年)，河南出土一方前面提及的杜甫叔叔杜并的墓志铭《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被金石学家罗振玉收入《芒洛冢墓遗文续补》之中。墓志为时任监察御史的苏颋撰于长安二年(702年)四月十二日，墓志中明确无误地写道：“男子讳并，字惟兼，京兆杜陵生也。”请注意，这儿写的是“京兆杜陵生”，而非通常的“京兆杜陵人”，亦即杜并的出生地就在京兆杜陵。既然杜并出生于京兆杜陵，他的哥哥杜闲亦当生于京兆杜陵。如果杜闲出生于杜陵，他又从未到巩县或周边任职，完全没有理由将家安到巩县去。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杜闲的儿子杜甫亦应出生于京兆杜陵。杜甫常在诗中自称“杜陵野老”或“少陵布衣”，应该并不仅仅因为成家后移居过这一带有关，更与其出生地相关。
杜甫为姑姑写墓志铭时，也径称其为“万年县君京兆杜氏”。京兆万年县，实际上就是京兆杜陵，万年县为京兆之下的第一个大辖区，杜陵和少陵都是万年县下面更具体的地理空间。显然，杜甫的姑姑、杜甫的叔叔(杜并)，包括杜甫的父亲杜闲都出生于京兆万年(杜陵)。杜甫和京兆人(比如京兆韦氏)的关系大多处得十分友好，看起来并非偶然。
天宝十载(751年)之后，杜甫定居的城南，具体位于曲江的南面，少陵的北面，下杜城的东面，杜陵的西面。在樊川的北岸有杜曲和韦曲。杜甫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带居住，实际上是重返出生之地，在杜曲那儿还有点儿家族产业(桑麻田)。闻一多则考订杜甫于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春移居城南下杜(南都)，到了秋天又移居奉先。更大的可能性是杜甫定居城南的地方本来就在下杜的附近，他并没有在城南再次迁居。下杜离杜曲很近，杜甫有时会去看看自己的桑麻田。《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和《示从孙济》两首诗可能作于下杜，他在那一带并不太舒心，有时还会受到来自晚辈的一些不待见。反而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人，还表现出难得的真情，《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的年轻人王倚就是这样的人，令杜甫倍感温暖。
祭祖文中杜甫标榜杜家是“圣人之后”，杜甫和弟妹们之所以要在首阳山下修筑土娄，旨在“不敢违本不敢违仁”。这和杜甫在另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谓的“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是一脉相承的。杜甫的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为基因的家族，无论人生发生多大的变化，无论对佛教的极乐或道教的神仙有多么喜爱，都不能取代杜甫骨子里的儒家血统。儒才是杜甫的本色主调，佛与道都只是插曲或暂时的幻象。很多时候，杜甫好像并不太喜欢儒者形象，经常不无憎恶地称之为“腐儒”，但是“奉儒”是杜甫的命也是杜家的命，那些称谓只是一种牢骚话。对此，清人刘熙载看得比较明白：“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里。”
杜甫在首阳山下所筑的这座土娄或土室，很多学者认为就是陆浑山庄，显然是不正确的，陆浑山在洛阳西南七十时里外，而杜甫的家族墓地首阳山下则在洛阳东北的偃师，一西南一东北，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个地方。服丧期间，杜甫确实去过陆浑山，因为远房侄子杜佐住在那儿。后来，杜甫从华州流落到秦州，原因之一就是杜佐已经入住秦州的东柯谷，还在那儿盖了几间茅草屋。
祖父杜审言生前好友，考功员外郎宋之问的旧庄就在首阳山附近，杜甫认为很有必要去拜访一番。有人认为宋之问旧庄筑于陆浑山下，不过，从杜甫所作《过宋员外之问旧庄》来看，宋氏旧庄应该就在首阳山一带：“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杜甫去了宋之问的山庄，那儿还居住着宋之问的后人，杜甫向他们问询了很多旧事，宋家子孙还对杜甫谈及宋之问的第三弟宋之悌的事迹。《新唐书》载：“宋之悌，身长八尺，开元中，历剑南节度使、太原尹。尝坐事流朱鸢，会蛮陷驩州，授总管击之。募壮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贼曰：‘獠动即死!’贼七百人皆伏不能兴，遂平贼。”宋家兄弟不仅出诗人，也出将军呢。杜甫晚年到了湖南潭州，题诗于岳麓山寺壁，就在那面诗壁上，赫然就有前辈宋之问的题诗。杜甫的《游龙门奉先寺》一诗当作于此间，可能就是在去陆浑山或返回途中，顺道去龙门奉先寺观瞻壮丽的石窟后所作，可能还在那儿住了一晚上：“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奉先寺是由武则天亲自出资修建的一所大型摩崖石窟，据说主佛卢舍那佛的面像即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而雕造的，雄浑典丽之中确有一种宁静的东方美感，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两年多的岁月，是杜甫成人之后在偃师呆得最漫长的。之后偶尔回来过，这儿潜涌着杜甫的祖脉，可惜都是来去匆匆。
寂寞又悲伤的首阳山下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敬爱的洛阳姑姑
天宝元年(742年)，父亲走了两年多，丧也守到期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感向杜甫袭来。
作为长子的杜甫，觉得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漫游几年。
不仅因为失去了父亲的资助，更因为应当承担的责任。
他的同辈，甚至他的弟弟中，可能已经有人成家。
杜甫本来可以因父荫五品官阶而直接入仕，他没有这样做。杜甫很可能把这宝贵的资荫，甚至包括大部分家产全部让给了诸弟。两年之后，杜甫还在洛阳古城“骑驴”，他的大弟杜颖已经是临邑主簿，还娶了一个妾。杜甫为此写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这首诗被认为是杜甫最早锲入现实生活的诗。
杜甫是什么时候结婚成家的呢?研究杜甫的学者们大多认为杜甫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三十岁的时候结的婚，妻子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司农少卿官阶不低，从四品上，比杜甫父亲最终的官阶兖州司马正五品下要高。但是，杨氏出嫁时，可能父亲大人已经去世了。
如果杜闲死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那么到次年的开元二十九年(742年)，杜甫的服丧期还没有完，这个期间是不可能结婚的。要结的话也一定是要等到服丧完成之后才能结。当然，不排除在此期间，洛阳的裴姑姑开始张罗起侄儿的婚事，哥哥杜闲一走，只有她出面主持。裴姑姑深感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希望能在自己走之前，亲眼看见侄子的婚礼。
此种情形下，杜甫结婚的日子，自然会定在天宝元年(742年)服丧完成之后。这和宋代苏轼续娶王闰之的情形基本一样，苏轼为父亲守丧结束后，在眉山老家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婚姻。
事实上，就在杜甫与杨怡女儿结婚的当年，也就是天宝元年(742年)，杜甫最敬爱的洛阳二姑，杜甫盛赞的“大唐义姑”裴氏，在洛阳仁风里撒手而去。
杜甫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洛阳裴氏姑姑家度过的。
杜甫的生母崔氏是杜闲的第一个妻子，崔氏去世后，杜闲的续弦为卢氏，亦即杜甫的继母，卢氏育有四子一女。杜甫诗歌中从未写过自己母亲，更未对这位继母写过一个字。他没写过自己生母的原因只有一个，她走得太早了。在杜甫还未醒事之前的婴幼时代，杜甫两三岁之前母亲崔氏就死了。杜甫在《祭外祖祖母文》中不无伤心地写道：“弱岁俱苦，慈颜永违。”这儿的“慈颜”就是杜甫的生母崔氏，这也是现存杜甫诗文集中唯一一次提及自己生母的地方。
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说杜甫生母崔氏是崔融(文章四友之一)的女儿，可惜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文献证据。杜审言虽然很狂，对崔融却十分钦佩。若他们结为儿女亲家，遗传精华相叠而成就诗圣杜甫，倒是情理之中的事。据《旧唐书》等史籍记载，崔融有两个儿子，名叫崔禹锡和崔翘，没有女儿。杜甫在祭外祖祖母一文中说，他是没有亲生舅舅的，如果生母是崔融之女，崔禹锡和崔翘就是杜甫的亲舅舅了。杜甫诗中多次出现的舅氏，所谓“舅氏多人物”，那些崔姓舅舅显然都不是杜甫的亲舅舅。这样看来，杜甫母亲是崔融之女的说法，基本上可以否了。
杜甫的母系来自清河崔氏，一直和大唐王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杜甫的外祖母的父亲，是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子纪王李慎的第二子义阳王李琮。越王李贞反击武则天失败后，纪王李慎被株连，死于流放岭南途中。李慎儿子李琮和媳妇均被投下大狱，丈夫关于河南狱，妻子关在司农寺。他们的女儿，杜甫的外祖母为父母送饭，来回奔走于两座监狱之间，世人称为“勤孝”，其事迹见载于张说所作《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中。李琮的两个儿子李行远和李行芳也被流放嶲州(四川西昌)，行刑时李行芳尚小可免死，但行芳不忍心让哥哥李行远一人上路，愿意和哥哥一同领死，悲壮之行，人称“死悌”——行远行芳二人就是杜甫母亲的舅舅。杜甫母系与唐室的关系还不止于此，杜甫外祖父的母亲还是唐高祖李渊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李元名在武后时也没有好下场，死于流放利州(四川广元)的路上。这些看起来好像遥远的血缘关系，对杜甫的人生却有着深刻的意义，他对唐王朝的热爱和眷恋之中，一定融入了一缕缕血缘之爱。
杜甫父系的儒学传统侠义精神，和母系的显贵血统孝义行为，一起汇入了杜甫的血管中。
在生活中，凡是唐王室的人，杜甫和他们都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这并不是偶然的。比如《壮游》诗中所说的那位“贤王”就是汝阳王李琎，他是玄宗长兄让皇帝宋王李成器的长子。杜甫和李琎的友谊很深，李琎辞世后，杜甫为作《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同时，杜甫还和李琎的六弟汉中王李瑀处得很好。李瑀曾受肃宗重托，作为肃宗次女宁国公主许嫁回纥英武可汗的娘家伴送人。杜甫和李瑀两人后来又在蜀中多次相遇，时有相互唱酬之作。大历五年(770年)春天人日，杜甫翻检旧箧，看到十年前改任蜀州刺史高适写给自己的诗作，不禁感慨万千，高适已在五年前去世了。杜甫说，这世间的故人都走光了，仅剩下两人还未走，其中一个就是汉中王李瑀。
有人根据杜甫入蜀数年，无一涉及蜀中名花海棠一事推测，杜甫应该是避母亲名讳才如此，于是就说杜甫生母崔氏出嫁前的名字叫海棠。晚唐诗人薛能在《海棠诗序》说：“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靡出，没而有怀。”宋人王禹偁、石延年等人也在诗中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还有人觉得海棠这个名字虽然好听，但是很像是“侍婢姬妾”的名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杜母必然出生卑微。事实上唐代公主的孙女或是皇帝的曾孙女是不允许做妾的。杜甫母亲出身一点儿不卑微，她的身上，流着大唐王室的血。
杜甫从不想念他的母亲吗?当然想!但是母亲的样子，母亲的声音，母亲的爱抚，已经没有任何记忆。虽然杜甫没有直接写过自己的生母，却在诗中多次写到孩子们的母亲，她的妻子杨氏。我认为杜甫在孩子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中，依稀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模样。《遣兴》是写给儿子的诗篇：“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这就是杜甫心中的母亲，忍辱负重，用单薄的身体在乱世中支撑起一小片安宁的天空。母亲在幸福在，母亲在希望在。杜甫的慈母过早地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世间漂荡，受苦。
杜甫生母走后，杜闲很快续娶了继母卢氏。卢氏接二连三地为杜闲生下了一大群孩子。在古代中国，继母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最有用的方式就是不断生孩子，只有这样，才会成为家中真正的女主人。卢氏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杜闲把自己与发妻崔氏所生唯一活下来的小杜甫杜二，送给远在洛阳的二妹裴氏去抚养。为了弥补这一十分冷漠的决定，杜闲打算在经济上给予补偿。从后来杜甫漫游吴越及齐赵的的情形来看，杜闲的确这样做了，杜甫也花销得心安理得。杜甫的“放荡”中一定有铺张行为，是否暗含着对父亲的些许报复?这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杜甫同样在诗文中也很少(只有一次)写到自己的父亲。杜甫对这个生父，内心中是有解不开的复杂情结的。就连在首阳山为父亲杜闲守丧期间，他也没有给他写过任何东西，祭文或墓志铭，什么都没有。反而给几百年前的远祖，写下了那么深情的文字。几年后，他还为祖父杜审言的继室卢氏，杜甫的继祖母写过墓志铭。从这样的行为中，我们还是可以捉摸到几分杜甫内心的真实感受的。
杜甫幼年就失去了生母，同时也差不多失去了父亲的爱，“弱岁俱苦”，杜甫是不幸的。
杜甫得到了一个姑姑，一个不是母亲胜是母亲的姑姑，杜甫又是幸运的。
把杜甫拉扯成人的这位洛阳姑姑，是杜审言与其第一任夫人薛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是杜甫的二姑姑，嫁给了济王府录事参军裴荣期。我们对杜甫的这位二姑父所知甚少，显然也是一个敦厚长者，才容得下他这个外来的孩子。
天宝元年(742年)，杜甫满怀悲伤和深情，为他敬爱的洛阳姑姑写下一篇纪念文章《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这篇碑文，纯粹从美文的角度来看，写得并不算太成功，太质朴了些。很多人认为杜甫的散文和诗歌差距甚大，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这样的判断大体属实。但是在这儿，在此刻，被巨大的悲伤所笼罩的杜甫，他只想最真实、最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姑姑和养母的爱和怀念，更顾不上什么优美儒雅的文辞——“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在这样的时刻，越质朴越深情，越缺少雕饰越能打动人!
碑文照例回溯了杜氏一脉的源流，从先秦的伊祁唐杜到晋代杜预，一直写到小叔父杜并，缙绅之士，以仁义传家。所以，杜家能出现像他姑姑这样的仁义之人，在杜甫看来必然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故美玉多出于昆山，明珠必传于江海。盖县君受中和之气，成肃雍之德，其来尚矣。”姑父裴荣期也是个典型的君子，同行领袖朱绂有光。姑姑秉呈家风，相夫教子，妇道纯一。后来舅殁姑老，承顺颜色，侍候寝疾，从不怠慢。尊卑之道出自天性，孝养哀送，为一时名流所称颂。姑姑最大的品德是先人后己，上下敦睦。而且怀有一颗善心，无论亲疏远近，泛爱无择。姑姑是一个知书达礼的人，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用心，诗书润业，导诱为心。由此我们可以猜想，杜甫幼年教育，很多时候正是由姑姑来完成的。姑姑还是一位信仰禅宗的人，过了长达十年的食素生活，能够娴熟地诵读佛经。这样一位好姑姑还是要走，还是要永别——“越天宝元年(742年)某月八日，终堂于东京仁风里，春秋若干，示诸生灭相。”杜甫并没有说姑姑死于天宝元年几月八日，很可能卒于天宝元年春夏之交。
裴姑姑育有三子二女：长子荣朝列，次子荣朝英(北海郡寿光尉)，次子荣朝牧;长女适独孤氏，次女适阎氏。姑姑病重时只有长子荣朝列和长女独孤氏在身边，另外两个儿子(荣朝英和荣朝牧)游宦在外，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姑姑生前曾经嘱托过：“可以褐衣敛我，起塔而葬。”姑父裴公爱礼实深，褐衣入敛没有筑塔，入土为安葬礼十分俭素。
姑姑走了，杜甫悲不能已。有人说，杜甫啊，你为姑姑又守孝，又撰文，又刻石，这样的忠孝，简直有些像你的叔父杜并啊!杜甫含泪回答说：我哪里敢当得起啊，我再怎么做，也不能报答姑姑恩情之万一。
“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尝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君子以为鲁义姑者，遇暴客于郊，抱其所携，弃其所抱，以割私爱，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这个幼年成长的故事，对杜甫的影响有多么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一颗令人揪心的茁壮的种子，一直埋在杜甫的心底。杜甫一生中所有的善和美，所有的仁和慈，所有的献出和悲悯，根基全部来自于这位敬爱的洛阳姑姑。她和杜甫文中提及的那位鲁义姑太相像了，而且更了不起。
《列女传》载：“鲁义姑者，鲁野人之妇也。齐攻鲁至郊，遥见一人携一儿，抱一儿。及军至，乃弃抱者而抱携者。将欲射之，遂止而问曰:‘所抱者谁之子?’对曰:‘兄之子。’‘所弃者谁之子?’曰:‘己子也，妾见大军至，不能两全，遂弃所生之子。’军曰:‘子之于母，甚痛于心，何弃所生而抱兄子?’对曰：‘子之于母，私爱也;侄之于姑，公义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为也。’于是齐军遂止，曰:‘鲁郊有妇人犹持节行，况于朝廷乎!遂回军不伐。’鲁君闻之，赐束帛，号曰义姑。”的确，这位在乱兵中逃难的鲁国女人，不得不在亲生儿子与哥哥的儿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毅然放弃自己的儿子——这和洛阳姑姑在瘟疫流行时，把唯一的生的希望留给哥哥杜闲的儿子，无助地看着自己亲生儿子走向死亡——太相像了!洛阳姑姑简直就是鲁义姑的唐代版本，而且是更为悲伤动人的版本。鲁义姑以自己的义举感动乱兵，不仅保全了侄儿也保全了儿子的性命。洛阳姑姑没有这么幸运，侄儿杜甫活了下来，她的儿子却永远离开了她。洛阳姑姑当然心疼自己的儿子，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以胜过对待亲生儿子的爱，一点一点地，一天一天地把这位侄儿，瘦弱多病的小杜甫哺育成人。
洛阳姑姑，是杜甫的姑姑也是杜甫的母亲，是杜甫的救命恩人也是杜甫的人生导师。
洛阳姑姑并不知道，她所哺育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生命，而是一颗辉煌的星辰。
没有敬爱的洛阳裴姑姑，就没有诗人杜甫。
没有杜甫，人类八世纪的诗歌史，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