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总管
跟大赛演出回来，我们文工团放假一个星期。而就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当了一回总管。
我们一块儿耍大的小朋友有那么十来个，老王岁数大，排第一，下面是，银柱、二虎人、冀生、昝贵、二虎、小斌、四蛋、五虎儿，还有我，招人。我排在第六位。
我们至少也一块儿耍了有那么十多年了，可耍着耍着，二虎人说要结婚呀。还是真结，不是耍过家家。我们问说，好好儿的你结的个啥婚，是不是嫌跟大大、弟弟、妹妹住一个屋有点挤，要跟一个从不相识的女同胞去另住呀。他说就是。老王说，就是个啥你就是，你跟新媳妇住一块要更挤。
“大大”就是父亲。在我们大同地区，叫父亲有叫爸爸的，有叫爹爹的，有叫大大的。要简称着叫，就是，爸、爹、大。我叫我父亲就叫爹，二虎人叫父亲就叫大大。
我叫二虎人大大叫张叔。
张叔跟我说，招人我看这个事宴你就给咱们当他总管哇。我说行，这有啥不行的。他说你知道这婚宴当总管尽要做啥?我说知道。他说，我就知道你知道，你们这一伙儿，就数你能行。我说哪儿呢。
这年我二十二，从来没当过总管。可张叔相信我，我就得先答应下来。没当过不怕。我知道我五舅舅常给人当办事宴的总管，我去问问他就啥也知道了。
当时的大同，红白事宴都不在饭店办，无论请多少人，都是在家办。
我先帮张叔罗列出要请的人数，一拨儿一拨儿的加一块，最后定下来是170人。
请这么多人，吃什么、档次多高，都依着时兴的来。十个人一桌，每桌十个凉盘儿，十个热盘，两瓶高粱白，喝完了瓶装酒，就上散装白酒。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都是白酒。没有饮料，更没有啤酒。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啤酒是什么东西。肉买多少鱼买多少，各种菜各种的调味又该买多少，这由厨子提前作出预算，我只派两个朋友帮着张叔去采购。
二虎人他们家住在牛角巷路北一个高坡儿大门的小四合院。一进大门是个二十多坪米的二门巷廊，过了二门巷廊就进了正院。正院的东南西北都有住户，二虎人他们占着东面的那三间房。这三间房里，南面的两间，是他们家住人的房，北面的一间小屋原来不住人，放杂乱东西。现在把这间小屋重新修理粉刷后，当新房。
在那天，要请全院的人坐席。院里的人来坐席不用出礼钱，但他们得把房子让出来。这样，全院所有的房子，都由我来安排。
我算了算，正房的五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加上西房的闫婶婶家，他们三家每家的炕上和地下各安一桌席，共六桌。南房许大爷家的地小，只能在炕上安一桌。这样加起来，每派儿同时能开七桌，两派儿就是十四桌，就把大数儿下来了，重要的客人也都安完了。最后一派儿三桌，吃饭的就是他们家人和我们帮忙的，这就好说了。
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但在这之前的好几天，我就把心操在了这上头。
结婚的头一天，我们布置新房。
新房不大，不足十四平方米。一进门正对着的东墙摆着的是一个碗柜，张叔说那碗柜上面应该也挂个啥才对。我说不急，到时候就有了。
我为这次的婚事创作了一首七律诗，用毛笔字把它书写在了四开大的绘画纸上。为添喜色，我用大红颜色的水彩在上面画了好多印章，印章形状大小都不相同，内文也不一样，记得有两枚是，“紫气东来”和“闲云野鹤”。我早想好了，碗柜上方就要贴这张书法。原打算是结婚那天再贴，后来干脆就提前贴上了。
对联我也早就写好了，这得等第二天一大早贴。
冬天天黑得早，紧忙着就黑了。40瓦灯管把个十四平方米的小屋照得雪白。
一院的住户都来参观新房了，都说又有雅气又有喜气。西房闫婶婶的女儿新华夸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一下子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个小屋确实是好，可后悔没有提前想起来。不过又想，已经有了七律书法了，再写这句话就有点多了。
人人都夸我的七律，说词儿编得好，字也写得好，红色的“印章”更好。遗憾的是，现在问谁，也都想不起尽是哪八句了。不过有两句我是记得的：
来年今朝稼穑日
喜听囝囡啼声朗
张叔早就知道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可一见有人看我的这首诗，他就说：“招人你给解释解释这是啥意思。”我就给解释。
我有时候不在跟前，他就给人解说呀：“招人的意思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的龙凤胎孙子孙女就两个月大了。”老汉就说还就把两手拢在胸前，好像是已经一左一右地正在抱着他的龙和凤。老汉眯着笑眼，幸福的样子。
二虎人家对面的西房也是三间屋，住着两户人，北面是闫婶婶和她的独身女儿新华。新华二十岁，有个好工作，在市展览馆上班，当讲解员。能当讲解员的人不用问，人样儿长得肯定好，细眉细眼儿，像林黛玉。再一个是她的普通话说得好，那声音像铃铛儿。她还好唱，我们多会儿到二虎人家，也都能听到她在唱。有时候也弹大正琴，要不就是又弹又唱。
闫婶婶家的南隔壁住着刚结婚还没半年的小两口，女的叫转转，是个农民，没工作。可转转更好看，无论是身架还是眉眼，都像是后来出现的电影明星巩俐。她男人叫六六，是个煤矿工人，隔三天五日才回一回家。
喜宴的厨房就设在转转家。她家的窗前垒着一米宽两米长的大灶台。两个厨工师傅正在200瓦的大电灯下，忙着做第二天的菜。院里一满是香喷喷的好味道。200瓦的大电灯把院照得像是白天。
看看手表，快到半夜十二点了。我们就都各回各家了。
第二天天亮前我们就都来了。我们都听见了三响放大麻炮的声音。这是我安排二虎人的弟弟放的。
作为总管的我，正式上任。我首先打开我的红柜，取出喜烟喜糖。在场的人，不管男女，每人给他们十块杂拌儿糖，一包“大境门”香烟。因为是喜烟，不会吸烟的人也都收下装起来。就连东家张叔他们，我也是一样的待遇，他们也都收下。发烟的时候，我按舅舅事先教给我的，说：“喜啦，喜啦。”他们说：“同喜。同喜。”
当天的任务，我已提前都作了安排。
四蛋来的迟些，我见他空着手，问他红旗呢，他说一会就有人往来送。四蛋能说会道，我安排他当结婚典礼的司仪，并让他负责在正房窗前布置典礼会场。典礼的程序，我也早用大红纸写好了。四蛋很重视他的这个司仪工作，还专门换了身新衣服。
我这个人不讲究穿戴，提前没想到这个事。在四蛋的启发下，我说朋友们：“走，都回家换新衣服去。”二虎说：“那新媳妇来了就认不出谁是新女婿了。咋办?”老王说：“你们别想得美。人家肯定认不错。”
我们家都距离着不到一百米，一会儿都打扮着来了。不知道是在我们的影响下，还是原本也打算这么做，金梅、转转、新华他们，全都换上了新衣服。我们男小伙儿，一个比一个英俊，她们女青年，一个比一个漂亮。
客人们，你们来吧，跟我们比比。
我们贴完对联贴完双喜字，又在各家的门口贴上写有“喜宴厅”三个字的红纸告知单。这时，四蛋借的红旗也送来了，我们又帮着四蛋把典礼的会场也布置起来。两面是红旗，当中是毛主席像。以前的新郎新娘是拜天地，现在新事新办，拜毛主席，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天气也好，暖烘烘的，满院到处是吉祥的红色，人们的脸上都是喜洋洋的。
安排新郎倌去娶亲时，我们才知道二虎人没有套讲究的衣裳。他是要穿他工程公司发的工作服去，这可不好，我就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我那是文工团发的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穿在身上很挺。一看不是个泥瓦匠。
十点钟娶亲的队伍骑着自行车走后，我先把我们朋友们的礼钱记在礼单上。那时候行喜宴礼，每人上两块钱。我们商量后，每人出五元。
按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礼钱实在是有点低，可再又一想，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不高。我们算过，我们十个人的平均工资，每个人每月达不到四十元。
新华又弹起了大正琴。我说小彬：“走!给她露一手儿。”我让别人在大门外瞭着，等媳妇一来就响大麻炮。我和小彬进了闫婶婶家。
新华站起谦让，我没客气，要过琴就弹。弹的是新疆风味的《万岁万岁毛主席》。我弹，小彬唱。我们表演完，新华说：“原来你们都是高手儿。”我们又让她弹，她就后退就连连地摆手说：“不敢，不敢。”同时，我们看出，她的脸还有点红。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那种做法，就像是大公鸡在小母鸡面前展示自己的羽毛，实际上是想赢得人家小母鸡的欢喜。不过话反回来说，新华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声唱歌大声弹琴，她也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新华又请我们弹一曲时，外面“咚——嘎!”“咚——嘎!”地响起了大麻炮。有人喊：“新媳妇来了——”
我事先已经安排好我们的七个端盘子的弟兄，谁负责哪个喜宴厅谁负责哪个喜宴厅。并把头一派儿上席的七桌客人也都拉出了名单，给了他们七个人。
我舅舅跟我说了，安席最重要的有两桌。一桌是娘舅家的人，这是二虎人的主儿家。二虎人叫姥爷的叫舅舅的叫表哥的，都是二虎人母亲的娘家方面的人。这一桌人最是得罪不得。这一桌人要安排在首席，也就是东正房的炕上。
我舅舅说，另一桌得罪不起的人是送亲的人，也就是新媳妇今天带来的人。这一桌人要安排在第二桌，也就是正西房的炕上。
我舅舅说，把这两桌人都安排好了，你这个总管就当好了一半。
舅舅还告诉我说，除了陪同送亲的席，第一派儿不安排东家的人，东家的人一律要到各个桌子上敬酒。主儿家席和送亲的席，东家最少要去敬三回酒。而这都是由主管来提醒。
在我舅舅的规则的指引下，在我的弟兄们的配合下，第一派儿顺利地撤席了。
第二派儿又陆续地开席了，并也在下午三点顺利地下来了。
第三派儿是最后的三桌了，我们朋友一桌，院人一桌，东家和厨工一桌。厨工师傅说：“你们都上席。我俩就炒菜就端盘，顺便跟你们吃上口。”
正吃着，转转的六六从矿上回来了。我们也把他招呼在朋友桌。他挺能喝酒的，我们一人敬他一大盅，他都给喝了。
吃饭当中，我们商量着黑夜如何听新媳妇的房。六六给出主意说，为了听得真，你们站在窗台上，用舌头把窗户纸舔湿，然后用舌头一顶，就能一点声音也没有地把湿纸顶个大口子。把耳朵贴在口子上，里面有啥动静都能听着。
夜里，吃完对面饭，耍笑完新媳妇，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我们都说乏了，回家睡觉去呀。张叔把我们送出二门巷廊问说：“愣鬼们，你们不去听新媳妇的房?”我们告给张叔，我们这是假装走，等他们睡下了就往回返，张叔说：“对，我给你们留门着。”
我们出了街，张叔在里面用很大的声响，“嘎嗒”地把大门的插关给上住，可后来又悄悄地给拔开了。
听新媳妇的房，这在我们雁北地区是个风俗。东家总要安排人去听房。
十多分钟后，我们轻手轻脚地返进院，摸到新房窗台前，可新房窗前空空的，没个蹬踩的，我们不好上窗台。
“走，听转转的去。”
转转家窗台前的大灶台好像是专为听房而垒的，冀生、小斌、二虎三个人都上去了。他们用六六本人教给的法子，用舌头把窗户纸顶出了三个窟窿洞，把三个耳朵堵在了洞口，听里面的动静。我和老王他们在二门巷廊等着。可越等越不出来，我们就各回各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三个听房的互相补充着跟我们学说。
六六想跟转转做那个啥，转转不让，说：“谁叫你喝醉酒骂我呢。”六六说：“喝醉酒还算?喝醉酒不算。”转转说：“不不不。”六六说：“不不不。”不不不的，最后就做开了。
冀生学的最有意思，能学出音调。正学着，转转从她家出来了。冀生就把她叫过来，问说：“谁叫你骂我呢?”
转转一下子愣住了，就想就说：“我多会儿骂你了?”
冀生说：“谁叫你喝醉酒骂我呢?”
四蛋说：“喝醉酒还算?喝醉酒不算。”
转转这下子机明是怎么回事了，骂了声“枪崩猴们”，红着脸跑开了。
第三天中午，我们又在张叔家吃的饭。这次是“谢客”饭。这次就不是“渣澄”了，这次吃的和结婚那天的一样，也是席。这是计划中的一顿饭，厨子做的时候就给多做了一桌“谢客”饭。
我们叫张叔坐在炕正面，让金梅在地下伺候我们。张叔叫了几声金梅，金梅在地下顾做营生，没听着。张叔又大声喊：“枪崩猴，枪崩猴。”金梅听着了，问做啥。张叔说：“给大大够够那瓶酒。”张叔的碗柜有瓶汾酒。
“枪崩猴”，这本来是骂人的话，意思是让拿枪打死了。可张叔叫金梅枪崩猴不是骂金梅，好像金梅的小名就叫个枪崩猴似的，他是在叫她的小名。
张叔喝多了，不住气地叫金梅给我敬酒。
“枪崩猴!给招人哥敬酒。”
“枪崩猴!给招人哥敬酒。”
这次吃完饭，我的总管任务就结束了。
2
处分
总管当完了，放假的一个星期也过去了，我该去新平旺上班了。
我黄挎包里装着喜糖，到了文工团。
向仁在我宿舍坐着，看见我，她“小曹小曹”地招着手，把我叫到了跟前，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
她说郭秀英再也来不了了，让晋南的部队紧急招走，当了文艺兵去主演李铁梅。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没说什么。
一整天我都是闷闷不乐的，不想跟人说话。晚上回了家，也是不想理人。坐在炕上弹秦琴，节奏很慢地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拨，一声一声地弹。其实，我就弹就走着思，听得我妈跟玉玉说话，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弹什么。我弹的是新疆民歌《阿瓦尔日古丽》：“灰色的小兔在那戈壁上跳过来跳过去，可曾见美丽的阿瓦日古丽?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你……”
我妈跟玉玉说：“你姨哥自当了回总管，一满是个大人了。吃完饭也不到牛角巷去跟娃们耍。”
玉玉说：“谢客那天金梅大大喝多了，一股劲儿地叫金梅给姨哥敬酒。枪崩猴，给招人哥哥敬酒。枪崩猴，给招人哥哥敬酒。”
我妈说：“吃谢客饭那天你又没在跟前你咋知道。”
玉玉说：“是新华跟我说的。张叔那嗓门，他在家说话，站在街上也能听着。”
我妈说：“新华咋就跟你学这?”
玉玉说：“肯定是想探探咱们家的口气。”
她们偷偷看我。我瞅了玉玉一眼，“哗”地一声狠狠拨了一下弦。把秦琴放下。没理她们。
第二天我骑车到了文工团，李指导员在大门口迎住了我，说你来我这儿一下。
我从来不进领导的办公室，她找我这是有什么事呢?这事看来还不是一句话就说完的，要不的话，那在大门口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嘛。
我把车子推进小花园，去找她。她让我坐在椅子上。
李指导在我的眼里是个非常好的人，她的男人是矿务局管理生产的副局长，据说实权很大。可人们都说，李指导从来没有半点领导夫人的架子。
我想起黄挎包里有二虎人的喜糖，昨天就装来了，可我听了郭秀英当了文艺兵的消息后，心里麻烦得忘了给大家吃了。我掏出一把放在桌子上说，李姨您吃喜糖吧。
她笑着说：“你，也……”
跟我一块从九矿出来的张新民，在我们去大寨之前结了婚，他还请文工团全体去参加了婚宴。我赶快说：“不是不是，李姨。是我的朋友刚结婚，我给当总管。”
她笑着说：“我以为你休息了一个星期，也结了呢。”
我笑着说：“哪会呢。李姨。”
她停了停说：“小郭走得急，她让我转告你，说她会给你写信的。”
我看李指导。
她继续说：“小郭可真是个好女孩。可惜的是……”
我摇摇头，没说什么。
她说：“两个人通通信。通信也是交流感情的方式。我跟我男人也是老通信老通信，就通成了。”
我笑了笑，没做声。
她说：“她来了信，我给你保管好。”
她来了信，你给我保管好?我心想，小郭要是给我来了信，我也就能直接收到，还麻烦你给我保管?
她说：“保管好，我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我不明白她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李姨，您找我，是……”
她说：“是这，那个，你，以后，那个……是这。在大寨时薛部长不让你拉《苏武牧羊》，可你还非要拉。薛部长为这很生气，说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得给个处分教育教育。他说，因为这个，让你下去。”
“让我，下去?下哪儿?”我不明白。
“薛部长说，让你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工人阶级?哪的工人阶级?”我有点急。
“企业处，橡胶厂。”
刚才我一听“工人阶级”，心里头吓了一跳，以为是让我回九矿去下井。一听是去企业处的厂子，这才把心放下了些。
李指导说：“薛部长说让你准备准备。三天内去橡胶厂报到。”
虽然是没让下井，可这个消息也把我一下子打懵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说声“噢”，站起了身。
李指导说：“其实小曹，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回转的可能。我猜着是，薛部长为啥说让你三天之内，而不是说马上。说明还是留有余地的。”
我不明白李指导说这话的意思。看她。
她说：“你找薛部长去承认承认错误，表个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拉了曲子，叫我看，也不是个什么严重的问题。我看这事是可以商量的。”
商量?跟谁商量?我又说了声“噢”，出去了。李指导又在身后说了什么，我没听着。我是急急地去找老王。
我急着要把这个事告诉老王。
老王正好是刚进了乐队排练室，正在卸围脖儿。
老王跟我笑。老王的笑永远是那种和善可亲的样子。
可我看见他就好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看见了亲人，一下子想哭，可我忍住，没哭。
听完我的学说，老王说，开什么国际玩笑，走，我跟你去找她去。我说不是李指导，是薛部长。老王把我拉进了李指导办公室。
老王跟指导员说：“这么热爱音乐献身音乐的一个孩子，这么优秀这么上进的一个孩子，又有能力，别的从来没有打过扬琴的人，你叫他马上打扬琴试试看，他能行吗?肯定是不行。可小曹就能行。排《红灯记》让我们改西洋乐器，我们都很费劲吃力，可小曹很轻松地就改过来了，这是能力。他有这个天分，却不让他发挥。要处分他下厂，去接受什么再教育。”
老王有点激动，没头没尾、断断继续说：“如果是个坏孩子，捣乱的孩子，不认真工作的孩子，也算。可小曹以老为实，大话不说，见人笑一面，见了我们都叫叔叔姨姨，是我们硬不让他叫，才改成了老王。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就为拉个《苏武牧羊》?真是奇了怪了。”
向仁和几个乐队的人也都进来了。
为了缓解气氛，李指导员说先吃喜糖，吃块喜糖再商量。她给老王剥了一块，也给自己剥了一块。给别的人也一人一块。
老王说，我一会就代表乐队全体，去跟薛部长请愿。向仁说咱们一块去。
李指导说：“小曹是个好孩子我能不知道?我也跟薛部长说了。可我的想法是，别的人去找他效果不好，弄不好反而会僵得扳不回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小曹亲自去跟薛部长认错，承认自己错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分析后，一致说李指导的看法是对的。
我一直是没有做声。
刘玉文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小曹去吧。下个软，就还能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打你的扬琴拉你的小提。多好。”
“去吧去吧。”向仁把我推出李指导的办公室，老王跟小花园把我的自行车也给推出来。李指导还告诉我薛部长的办室是在东方红大楼的二层。
我骑上了车。回头看，人们在文工团大门外看我。我跟他们挥挥手，快快地骑走了。
薛部长，您是个大人，我是个小孩。您是个领导，我是个您手下的手下的手下的一个小兵兵，一个爱好音乐爱好得死去活来的小孩。就因为我拉拉《苏武牧羊》，您就给我处分。
昨天我妈说我自当了回总管，长大了。可我没认为我长大，我一直不把自己当个大人，一直以为是个小孩，学生。
我从小就是这样，见了生人就拘束，见了领导，很害怕，吓得慌，不敢跟人家主动说话。但是，单独在路上碰到熟人的话，我也会说的。
那次火车上在厕所门外碰到您，我又主动地叫您薛叔叔了，您又没理我。您没理我是您没理我，不是我没跟您打招呼。
我妈教育我要“仁恭礼法”，可又没说让我见了领导就低三下四就点头哈腰。
我爹也没教过我这样子，如果他见了领导就低三下四就点头哈腰的话，那他也不至于本来是大同的抗战干部，却让打整到了怀仁去上班。六十岁退了休了还不让回家，还让到一个手工业作坊缝纫社去继续为革命工作。
我真喜欢我的文工团拉二胡拉小提的工作，我又没捣乱，又没不上进，可领导不要我了，要让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唉，这该咋办才好。
我就骑车就这么想着，想着，路过东方红大楼我没有下车，我继续骑着，骑着，向前骑，骑进了城，拐进了圆通寺巷子，回了家。
我心里麻烦，回家不像以前那样高兴地大声说，妈我回来了。我也想假装没事人似的，可我没做到，这次我只是低声地叫了一声，妈。我妈看了我一眼，觉出有什么不对了，可没问我，还像是往常那样说，俺娃回了。
其实，她应该问我，昨天刚走，今儿咋在半前晌就回来了。她没问。
我妈没说话，看我，等我往下说。
其实，我想了一路，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这件事。
不说也得说，想不起该怎么说也得说。
我说：“妈，我遇到了麻烦了。”说着，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没控制住第一滴眼泪，下面就哗哗地流开了。
我妈大声喝喊说：“男子汉!”
她这么一喝喊我，我才不哭了，才跟我妈说了是怎么回事。
我妈没做声，一直听完，才说话。
她说：“这两天我看出你是有事了，心想你长大了，没问你，等你张口。看看，到底也是有事了。”
我妈不知道，其实昨天的伤心事跟今天的伤心事，不是一个事。
我妈让玉玉把五舅舅也叫来了。
五舅舅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个人想让你去给他说好的，下软，道歉。如果你跟他下了软，那你就还能继续留在文工团，打你的扬琴，拉你的胡胡，做你喜欢的事。你如果不跟人家下这个软，这事恐怕是过不去。你顶撞领导，领导是要给你个颜色看看的。”
我说：“我又没顶撞他。”
五舅舅说：“人家说《苏武牧羊》是投敌叛国的曲子，不叫你拉，你非要拉。这还不是顶撞吗?”
我妈说：“招人，你自己认为自己错了没?”
我说：“我没错。”
她说：“那好，俺娃自己做决定哇。妈觉得俺娃已经是个大人了。”
初中二年级时，我的俄语是班里的下等水平。可有次考试，在监考戴老师的“指点”下和同位儿的“帮助”下，考成了班里的第三名。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心里又懊恼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家我跟我妈认错，我妈那次没骂我，还给我出了个伟大的主意，让我偷偷地找戴老师补习，后来我的俄语真的给补习上来了，在又一次考试时，我的俄语仍然是前三名。
这次，这么重要的大事，我妈不给出主意，让我自己做决定。
3
铁匠
一大早我就骑车到了文工团。
我们宿舍共四个人，我们九矿来的三个，另有拉手风琴的麻有才。
他们三个都还没有醒来。我抬起胳膊看看手表，表不走了。这两天连住的伤心事，把我麻烦得连手表也忘上了。刚才跟家走的时候看过衣箱上的马蹄表，是六点多，一路我骑得飞快，现在最多也就是个早晨七点。
我悄悄地打包着行李，麻有才让我惊动醒了。他问说你这是干啥呢，我说走呀，到橡胶厂报到去。他说那你带行李去呀?那里可没有单身宿舍。我说你咋知道没有，工厂能没有单身宿舍?他说我搞过个对象就是那个厂子的，知道那个厂子肯定没有单身宿舍。
“文革”当中我上高中时，在大东街的毛纺厂插过厂，那个厂有单身宿舍。我跟学校参加工作，到了红九矿也有单身宿舍，后来来了文工团也有。我以为，是个单位就有单身宿舍。
麻有才告诉我这个橡胶厂是个几百人的小厂子，有个家属院儿，也是给有老婆孩子的老工人住，单身职工们都是跑家。
吴福有张新民也都醒了，吴福有劝我跟薛部长下下软说说好的，咱们还在一起多好。我说你别说了，我主意拿定了，没错我是不会认错的。
他说：“你要把心爱的工作扔下呀?”
我说：“没办法。是人家不要我，我也没办法。违着良心去求饶去下软的事，我不做。”
他们三个又说了些什么，我不想听了。我把捆好的行李就那么留在床上，说以后再来取。
把床头柜里面我的小零碎东西装在黄挎包里，看了一眼我的小提琴，转身要走。吴福有忙忙乱乱地就穿衣服就说等等等等，我送送你。我说别了，拍了一下我的小提琴，大步地跨出了宿舍。
当我大步大步地走出文工团大门时，鼻子一酸，眼泪要涌出来。但我忍住了。我咬紧着牙关，把就要流出的泪水止住了。
我骑车到橡胶厂去报到。
还没到厂子，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橡皮味。我心想，我将永远地要闻这种味道了。但我转念又想，这总比下井强。要下了井的话，那能把我妈担心死。
门卫是个戴着红袖章的后生，把我拦住问干什么，我说是来报到。他要看我的报到手续，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手续就来报到?我说是矿务局革委的薛部长让我来的。门卫说你打的旗号倒是挺大，那你有薛部长写的条子吗?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呢?
他这一句“真的假的”把我说得心里惶惶的，我心想，别报不了到，不让我在这里上班，那薛部长说要不干脆哪来回哪，再把我打发到红九矿去下井可坏事了。
我说我真的是薛部长让我来的，你们不信问问我们文工团李指导员。他说你是文工团的?我说噢。他说那咋就来当臭橡胶工了，咋了?是犯错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这个分析判断。
他说那你等等吧，等领导上了班再说。
哦，原来还不到上班时间。我不由得抬起手腕，看了一下不走的表。
我想把自行车推进大门，后生不让。我只好是在大门外等着。
那后生原来是在屋子里，大概是为了看我，也在门外站着。可人家穿着军绿棉大衣，我却是平常的衣服，身上感觉是冷浸浸的。看看他红袖章上的字：企业处群众专政委员会保卫部。
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有的骑车，但大部分是步行的。所有进厂的人都在看我。起初，他们一看我，我赶快把头捩一边儿，要不就是看地。可后来想起，万一是领导来了，别耽误过去。
我求门卫说，我不认识哪个是领导，要是领导来了大哥跟说说，就说我是来报到了。
人家没看我，“哼”了一声。
看着有个像是领导的，可人家没给拦住说我的事，那人走进去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细个子瘦人步行过来了，他冲我说这是劳资办雷主任。他跟雷主任说了几句话后，雷主任叫我跟他走，把我领进了劳资办公室。
我说雷叔叔我没有手续，您给文工团李指导员打电话，她就跟您说呀。听我这么说，他笑了一下，让我在外屋等着，他进里屋打电话。一会儿出来了，笑笑地说文工团待得好好的你来这里干什么?走哇，先领身工作服。
他把我领进库房，给我抽出一身劳动布工作服，一副白线手套，一块毛巾，两条肥皂。
他又笑笑地说：“局长夫人说你是个好孩子，让我招呼你。那你说你想干啥哇?”
见他是笑模样，又说局长夫人让招呼我，我就大胆地说，不想去胶皮味儿浓的地方，想学点车工这样的技术。
我不知道车工是做什么，但好像听说这是好工种。他从上到下打量打量我，说：“维修车间的锻工房倒是短个人，可不知人家师傅要不要你。走吧，要不试试去。”
他把我领到维修车间，里面正组织着全体人马学习，由一个虎牙女工在念报纸，说中国代表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见我们进到里面，她才停下来念。雷主任说明来意后，人们都看我。和一个个壮得像牛的小伙子们相比，更显出了我的瘦弱。
我在外面冻了好长时间，觉得有清鼻涕要流出来，我赶快拿手背擦了一下。
半天没见有人表态。
当我觉得没了指望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站起说“来哇”，他就把我领到了锻工房。
进了锻工房，我看到了靠墙的顶上有很大的抽风机，那形状像个倒悬着的大漏斗。抽风机下面是烧铁块的火炉。火炉前面是个大铁砧，铁砧上放着一把小手锤，旁边还立着把大铁锤。地上还躺着把更大的铁锤。
我这才明白过来，锻工原来就是铁匠。这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这个老汉就是我的师傅，姓白，但他不是回民。他个头跟我差不多，属于中等。他的体形也属于中等。他说话很慢，像是结巴子怕结住那样，慢慢地说。他问我家在哪住，我说在城里头。他说新平旺有住处?我说没有。他说哎哟哟，得大冷天跑家。
白师傅穿着件小皮袄。他不像别的师傅们那样，皮袄只是披着或是敞着怀，他是紧紧地穿在身上，还要把扣子也都一颗一颗扣好。
他见我只是抱着一身单衣工作服，问说劳资没给你个皮褂?我说没。他说走，我跟你跟他们要去。去了劳资，雷主任说我的编制是在压胶车间，那里是没有皮褂的。白师傅说不管你那，在我这儿就得给按锻工算。雷主任说，那要不给领上个旧的。白师傅说旧的也行，不要烂的，走，我去看看。白师傅跟着那人到了库房，过了很大的一会儿才出来。他抱着个皮大衣，跟我说：“你跑家，这个大大的，暖和。”大衣有六七成新，里面是白羊皮，外面吊着黑布面，山羊皮大毛领子披在肩上，我穿着下了膝盖。长这么大，我这是头一次穿皮大衣。穿着这件大衣，一看就不是个下井的，是个井上的技术工人。
我心里踏实了下来。橡胶厂要了我了，我不会回到红九矿去下井了。那我妈就再也不会担心我，会让井下的四疙瘩的石头把我砸死了。
见我穿着大皮袄回来了，我妈知道我是当了工人。
她说：“妈猜出你不会给那个狗日的去点头哈腰。行!是曹敦善的个儿子。”
我没做声。
我妈说：“不是妈说，那拉胡胡终究也不是个正经的做项。”
我妈这话让我一下子又想到，文工团的一切，将跟我永远永远地不沾边儿了，永远永远地跟我再见了。
我不由得深深地长叹出了一口气。
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Ade，我的扬琴，Ade，我的小提，Ade，我的……
见我不做声，我妈又说，还是当工人好。她还举例说，她的姑夫就是铁匠，别的铁匠只会打个勺子铲子，可人家老汉会打剃刀剪子。靠着这点手艺，老汉谁也不敢小看。我妈说的她姑夫，就是我的姑姥爷。
我知道我妈这是怕我心里头麻烦，才这么说着，来安慰我。
玉玉说：“姨姨，姨哥这次没让打发到红九矿去下井，也是挺好的了。”
我妈大声地说：“下井?哼!他敢把我娃娃再撵到下井，那我非拿刀把狗日的捅了不可。”
我看见，我妈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种凶凶的光。
这时我想到，如果这次真的让我回九矿下了井，那我妈真的能拿刀把那个部长给捅了。
我妈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能力。为了儿子，她什么事也能做得出来。
大概是为了缓和气氛，玉玉说：“姨哥穿着大皮袄，像是威虎山的。”
我说：“啥?威虎山的小土匪?”
玉玉说：“座山雕。”
我说：“杨子荣好不好?”
玉玉说：“好。杨子荣。”她捩头跟我妈说：“姨姨您看姨哥多像是个杨子荣。”
我妈说：“杨子荣是谁?”
我和玉玉都笑。我妈也笑。
我知道，我们这笑，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我们这笑，是她们怕我伤心，我怕她们麻烦的那种无奈的笑，是相互安慰的笑。
4
机关户籍室
我每天骑车跑家。小三十里路，得骑四十多分钟。早晨来上班，我中午就不回去了。但我也不在矿务局机关大食堂吃午饭，一个是大食堂距离着我们的厂子还有四里路，大冷天的不想来回跑那么远。再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食堂碰到文工团的人，甚至是医院的学校的那些认识我的人。自我被撵出来，我就不想看见他们。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什么没脸见人的坏事似的，怕人家问这问那，哪怕是说些同情我的话，我也不想听。
我的午饭是跟家带着干粮，在我们锻工房吃。我好吃菜包子，我妈每天都给我带的是菜包子。中午快下班时，我就动手准备我的美餐。我先把三个大菜包子放在取暖的大火炉的铁盖上，让它们慢慢地烤着，这当中我在烧铁的小炉上用大搪瓷缸烧水。水开了，我做鸡蛋汤。澥好的山药蛋淀粉汁和香油调料汁，玉玉在家里早就给定着量地准备好了，装在小瓶瓶里。
白师傅问我，你黑夜回家吃啥?我说，搁锅面。他说，啥是搁锅面?我说，做好菜汤，再把面条煮进去。
他说：“你是个娇养养。家里的白面保险是叫你一个人吃了。”
“娇养养”是大同方言。意思是指受到父母娇惯的孩子。人们常说“娇养养，白面瓮里打躺躺”，意思就是说大人太娇惯这个孩子了。当时人们都吃供应粮，白面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
我实话实说地告诉白师父，“文革”前我爹在怀仁清水河公社当书记时，我妈在我爹工作的村里开荒种地，种了有四五年，家里攒了好多粮。我妈就用这些粮跟邻居们换白面。白师傅问我你爹现在还在公社?我说“文革”一开始我爹就让造反派给撵得靠边儿站了，现在退了休了又让到怀仁县的缝纫社上班。
白师傅说退了休了还让上班，我说我妈骂我爹是个“担大粪不偷着吃的真心保国”，我爹最听党的话了，党组织让干啥就干啥。说这话的时候，厂技术办公室的陈永献技术员也在跟前，他说“文革”了还有党组织?我说这我不懂，可我爹老说是组织组织的，常说不听组织的话对不起党给发的工资。
人们都笑。
我们锻工房有个单人床，床上铺着个灰色的棉门帘。吃完午饭，我盖着白师傅给我领的大皮袄在床上睡一觉。有时候一直能睡到白师傅又来上班，给火炉加煤，我才醒来。
早晨我骑车来厂，一进我们锻工房，屋里就已经是暖烘烘的了。火炉早就生着了，铁水壶的水也快开了，沙沙地响着，地也打扫了，洒过水的地面有股子泥土气，扑鼻扑鼻地香。这些本该是徒弟我的事儿，可白师傅却是早早地来给都干了。他说：“你冷哇哇的跑家。”
有次我进了厂，发现自行车前轮胎没气了，我问白师傅附近有补带的没有，他说，看你有钱的。我看他，他说，搁那儿哇。中午白师傅把我车子给推回他家，把里带给补好不说，还把车子也给擦干净了。我感激地看他。他说：“好好儿的洋车，看你那骑得日脏的。”
以前我有宿舍，碰到刮风下雨天我就不回家了，可现在我没有宿舍了，天气再不好也得回。有时也坐公共车，可公共车车站距离我们厂五里地，这五里地还得步行。我是尽量骑车，实在是不行了，才坐公共车。
我当了铁匠，小彬骑车来过我们铁匠房。中午我领他到梅香饭店吃饭，他看对了一个女服务员。当时没说，我们骑车相跟着回家时，他在路上才说那个女服务员真好看，胖胖的手腕儿，圆圆的脸。我说我明天给问问，他说你真的给问问。我说肯定给你问，如果那个女的有活口的话，那我当晚就进城去你家告诉你。他说我盼着你明晚到我家，那就说明有了好消息。我说你等着吧，好消息一准会有的。
第二天，我问完了，那个女的说她没意见，回家问问妈。我一听，很高兴。按头天说好的，下了班就骑车进城。可骑到四二八厂后门时，刮来大黄风，一步也不能骑，只好是下车推着走。硬是咬紧牙，把车子推回到小彬家。小彬姐姐看见我灰眉土脸的，感动地说，彬彬，啥叫好朋友，这就是好朋友。她还给我冲红糖水鸡蛋，说让补补营养。
小彬家在南门外，距离我家有五里多地。我回了家，我妈看着我那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也死心眼儿，非得今天去告诉他，来回多走了十里地。我说我跟他说的是，有了好消息当天就告诉他，说话总得算话才对。我妈说，招娃子，不是妈说你，你也是有点死，跟你爹似的。
白天短了，没等下班就黑了。白师傅总是催我说早早儿走哇，早早儿走哇。有一回骑车到了老平旺电厂，刮起了白毛雪旋风，不一会儿又起了沙尘暴。沙尘打得我连眼也睁不开，呛得我气也出不上。大皮袄让刮得都给翻卷起来，更加大了我的阻力。自行车我也得两手把紧，使劲儿拽住，才不至于让强硬的大风给刮倒。我咬紧牙关，心里默默地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可是，念了也没用，还只能是费死劲地，一步步往前挪。快到我们大同一中了，我想把车子寄放在学校，在路边等公共车。可这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爹爹。
我上初中时，他在怀仁给我买了自行车，为了我能提早半个月见到车子，他顶着北风用了十九个小时，步行八十里，硬是在半夜时，推回到了家。他不会骑车，不会骑车的人推起车子会更费劲。想到我爹爹，我的力量来了，我决定不往学校寄车子了。我要学习我爹爹的榜样。我发了狠，拼着命，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终于在晚十点多到了家。可我也像我爹爹那样，进了家门，就给累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我妈说招娃子，咱们在矿务局问个房吧，房租再贵也得问。我说妈，别了，一下到哪儿问去。我说妈我想好了，再要是碰到坏天气，我就不回了，就在铁匠房睡呀，有大炉子，半点也不冷。碰到这样的坏天气，我不回您甭担心就行，甭又瞎想着说我咋了，路上出了啥事了。
玉玉说：“姨哥你的行李不是还在文工团放着吗?碰上坏天气你到文工团去睡，谁还能不让?”我说：“没人不让，但我不会去的。我宁愿在我铁匠房睡，也不会去文工团。我明天就去搬行李。”我妈说：“那俺娃明儿走的时候带上两双挂面，万一不回了，煮着吃。”我说：“噢。”
第二天我妈给我带了挂面，还让玉玉给调了半罐头钵子酱油香油葱花调料。还给我带了几颗鸡蛋，怕鸡蛋在路上冻了，玉玉还用毛巾给包裹住又装在我的黄挎包里。我做好了万一的情况下不回来的准备。
原打算中午文工团人少时，去驮行李。可是上午十点多，陈永献师傅到铁匠房来叫我，说劳资办有我电话。我赶快跑去接，电话那头说：“你是小曹吗?我是张叔，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跟你说个事。”
张叔在机关户籍室工作，是我们文工团张宝兰的父亲。半年前，张宝兰求我到家教她五妹妹拉二胡。我一个星期去她家教两个中午。自到了橡胶厂，二十多天了，没去过她家。张叔说要跟我“说个事”，听口气，不像是要跟我商量教他五女儿学二胡的事，那会是什么事呢?
我跟白师傅请了个假，去了机关户籍室。
张叔说：“听宝兰说你的行李一直还在文工团宿舍放着，我们一家人思谋着橡胶厂没有单身宿舍，你家又在城里住，这大冷天的跑家，咋能受得了呢。我看你把行李搬我这里吧。”
我看看张叔的办公室，说：“您让我，把行李搬这里?”
张叔说：“对。你把行李搬过来。这就是你的宿舍了。白天咱们各上各的班，下了班这个屋子就是你的了。”
我看了看，靠墙有张单人床，上面有个蓝色的大棉垫。
我不知道说啥好，我高兴得连“谢谢”也没想起说。
我也不管是中午不中午了，当下就到文工团取来了行李。
张叔还给我倒腾出了半个卷柜，两开门，里面是两层，说让我放些东西。
张叔帮我把床铺好，让我到他家吃午饭。我说以后的吧，我还得去教老五学二胡呢。张叔没硬坚持让我去，他自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他的办公室。
我原地转着身，看看这里，看看那里。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看看脸盆架，看看办公桌，看看大卷柜，又看看我的床铺。
不是做梦，是真的。
哇!我有了单身宿舍。
矿务局的机关户籍室，成了我的单身宿舍啦。
5
对联
我到铁匠房的最初那几天，白师傅不让我干活儿，只让我在一边儿看。凡有坯料需要锻工房加工，白师傅就站在门口喊两声“胖虎”，电焊房的胖虎就摇晃着身子，笑眯眯地过来了。白师傅把烧红的铁块从炉膛夹在砧子上。胖虎“噗”地往手心儿吐口唾沫，就把大锤抡起来。该往红铁块的哪个部位砸，该轻砸还是该重砸，该快还是该慢，这全由白师傅的小手锤指挥。尽管白师傅嘴里没说“你看着。你听着。你记着”，但我明白，他这是让我观看学习。我在一旁认真地看着、听着、记着。胖虎跟我说，铁匠翻翻手，家里啥都有，小曹你好好儿跟白师傅学吧。
有个上午，我见白师傅又到门口要喊胖虎，我就主动说：“师傅，今儿让我给试试。”白师傅没看我，说：“明儿的哇。”原来这一日的活儿很多，把胖虎累得直说够呛。
第二日，我正式握起了十二磅重的大铁锤。
以前在铁匠房没人的时候，我也试过这把大锤的重量。我不往什么东西上砸，只是空着抡，抡五六十下也不觉得有多费劲。但实际操作时就不一样了，虽然每天只是些零星小活儿，可一个星期下来，我的两手满是血泡。有的已经破了，有的还刚生起，有些是两个三个的连成了一片。数了数，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我忍着疼，不和任何人说。
休息了一天，又是星期一。炉膛的铁料烧红后，白师傅又把胖虎喊进铁匠房。胖虎以为白师傅有别的什么事要吩咐，站在那里等着。
“等啥?锤。”白师傅说。
“说我?”胖虎问。
“不说你说谁。”
“有的师傅可会心疼自个儿的徒弟呢。”
“话才多!”
胖虎不敢再说什么了，摇头晃脑地但又是笑眯眯地拿起了锤。那表情好像是在说，您偏心眼儿不讲理，我也没办法。
我又没跟白师傅讲过也没让他看过，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我的手上有血泡。他跟钳工房的人说，别看小曹是个文人，可真坚强，手上那么多血泡硬咬着牙一声不吭，要是胖虎早就嚷嚷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他这些话是背着我说的，可我听后心里热乎乎的。
白师傅还跟家里拿来紫药水，让我抹手掌。可我怕抹了紫药水，我妈会发现我的手有伤口，我没有抹。白师傅问我说，抹了就会好得快，你咋不抹?我跟他说了原因。他说，哦，小曹还是个大孝子。可我回家后，一进门玉玉说，姨姨让五舅舅给你买了紫药水，快抹上吧。我问玉玉，你们咋知道我手起了血泡。玉玉说我倒是没注意，姨姨早晨说的，说你手疼得抓筷子都抓不紧，还说你洗脸不用手，只是用毛巾蘸水擦。还说这点你也像姨夫，说姨夫有年把耳朵冻得脱了壳，但是一声没吭过，从没说过疼。
我手掌疼的那个阶段，白师傅一连半个月没让我动锤。
我跟我妈说了这个事，我妈说白师傅尔娃真是个好人。
我以前还遇到过一个好人师傅，那就是在红九矿时。跟大同一中分配到了九矿，说是让我们到文艺宣传队，可矿领导说新来的学生娃们一律都到井下锻炼锻炼，要不他们就不知道井下的工人们是怎样地受苦。先让他们到井下去当装煤工，三个月后表现好的，再抽到宣传队。他们把我安排在了采煤营三连四排二班。带班儿的是范师傅，他也是五十多岁，说话是灵丘县的口音。他吩咐我说：“小曹你走站可得跟紧我。井下事故多危险大，你又不熟悉底下的情况，四疙瘩石头夹着一疙瘩肉，咱们窑黑子可不是好当的。”在下井的三个月里，全凭着范师傅的帮助和照顾，我才顶了下来。首先，他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别人的一半。而且是跟他分的任务挨着，实际上每次他都替我又多铲了好多好多。如果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他四吨我两吨应该装六吨的话，那他足足地装了五吨，只留给了我一吨。再有就是，他还要隔三差五地给我找点别的营生，比如说开溜子的工人请假没来的话，那他就让我来给开溜人顶工。有时候排里的办事员请假的话，那他就积极地为我争取，让我临时当几天排里的办事员，这样就可以不下井，只在上面写写画画。
我跟范师傅又不是亲戚又不是故里，以前也不认识，可他就是这么照顾我，而且也不图我能给他个什么回报。范师傅真是个好人，我虽然连他的大名叫什么也不知道，可我知道他是个大好人。
小时候我妈让算卦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我处处都会遇到好人来帮忙。现在我又遇到了白师傅。这两个工人师傅，让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好。
当然，关于这个范师傅，我没跟我妈说过，那要是说了可坏了，我妈就知道我下过井的事了。
一进铁匠房门的左手，有个大气锤。白师傅给示范过咋用，胖虎说，小曹，这个家伙难呢，我贵贱掌握不了，你慢慢学吧。在没人的时候，我试着练习，练了几次后，我把筷子放在锤下，正式往下砸。能把筷子夹住抽不出来，而筷子也没有被砸烂。
正好白师傅进来了，过来往出抽抽筷子，抽不动。又把气锤拉起来，拿出筷子看看。
他让我再试，再试，我还是能做到这样。
一会儿把胖虎他们叫来了，让我表演。
表演成功，白师傅脸上笑笑的。胖虎说：“培养出好徒弟了，看白师傅虚的。”
快过阴历年了，那天白师傅从家带来两张大红纸，让我给写对联。白师傅说不用问我也知道你会写。白师傅叫胖虎到厂办借毛笔和墨汁。胖虎跑了一遭，墨汁和毛笔都拿回了，可我一看毛笔太小，不能写大字。我从破门帘上揪出些棉花，绑在筷子头儿上，就拿它当毛笔。这是我跟我爹爹学的，他就好用这种笔写大字。春联写好了，维修车间的人都跑过来看，都夸说好字好字。胖虎说：“难怪呢，白师傅成天就叫我替他徒弟抡大锤，原来人家有这么一把牙刷子呢。”
人们都笑。白师傅也笑。
后来，厂里的人们都从家里把大红纸拿来了，还都要求我用棉花笔写。那几日，抡大锤的事都是胖虎代干了。我把床当成了办公桌，坐在一个皮子做的小马扎上，成天地写对联。有好几个师傅故意多拿了纸，让我留下给自己家写。我用这些纸给铁匠房大大地写了一副。
上联是：锤声震撼旧世界。
下联是：炉膛炼出新宇宙。
横联是：黑手高悬。
一九七二年还属“文革”期间，这副联很适合当时的形势。
下午，白师傅就从家里带来糨糊，让胖虎给贴出去。胖虎说，还没到大年呢。白师傅说，叫你贴你就贴!
陈永献技术员说，不仅是字写得好，联儿也编得好。他说“锤声震撼”如果改成“铁锤砸烂”那就更对仗了。他最佩服“黑手高悬”这个横联，他说把毛主席诗词里的句子借用在这里，对于铁匠来说，既得当又深刻还形象。
胖虎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高家庄!”他的师妹咏梅问说：“胖虎，你给说说引用了毛主席诗词的哪一首。”胖虎摇着头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他见白师傅搓着下巴在笑笑地看对联，他明明知道白师傅不认识字，却故意说：“白师傅，您给念念。”白师傅瞪他一眼说：“去!”他赶快缩着脖子往后退去，就退就说：“这老汉，这老汉。”
第二天一上班，陈永献技术员又来到锻工房。他跟我说：“我回家跟我爸说了，我爸说，还是你那句‘锤声震撼’好。”从那以后，他没事儿就到铁匠房找我，我俩交上了朋友。
他比我大五岁，我叫他永献哥，有时候也叫陈师傅。
我们锻工房的洗脸盆原来是放在马扎凳上，我写对联的那几天，脸盆就放在地上。白师傅吩咐胖虎，告给咏梅，从废料堆找点细钢筋给锻工房焊个脸盆架。胖虎说给了师妹，第二天上午，咏梅端着一个漂亮的脸盆架给我们送过来了。
哇!真好看。“弓”字型的三条腿儿捧着一个大圆，中间部分焊接了两个小圆。两个小圆又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造型又好看。大圆的圆周两旁，左边焊接了放香皂的小筐，右边焊接了搭毛巾的“]”型半方框。整个架子又刷着光闪闪的银粉。哇!真好看。
白师傅说，小曹喜欢你拿回去哇。我摇着头说，我不要。白师傅说，拿回去哇，你不看都是用拃数来长的下脚废料焊成的。我细看，果然是一小截一小截的短料接成的，有的连十公分长也没有。只不过是咏梅的焊接技术好，又打磨得好，不注意看不出来。我说，那咱们锻工房?白师傅说，再让她找些废料焊一个就是了。
我把脸盆架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可我出大门时，正好碰到了那个负责任的戴着“企业处群众专政委员会”红袖章后生，把我给拦住了，不让往出带，要厂革委主任的条子。我只好又推着车返回来。白师傅见我推着车回来了，问我是车子又坏了?我说了怎么回事。他说，走走走，我送你去。
那个群专的后生还在大门口把着，白师傅很生气地大声跟他说：“卖废铁连一块钱也不值。再说小曹为一厂子人写对联，那工钱值多少，你算算!屁大点事你闹了个烟熏气。”见白师傅生了气，那后生不敢言语了。
“走走走。走你的。”白师傅把我推出了厂门。
我这是头一次见白师傅生气，还有点霸道和不讲理的成分在里面。
回了家，我把这个脸盆架放下了一进门那里，也就是我妈修整我时让我罚站的地方。
玉玉跟我妈说：“姨姨您看真好看。正好是给我姨哥结婚时摆新房。”我妈说：“就是。那快放起，到时候再往出够。”玉玉说：“那我给拿破布条缠住，要不弄脏不好洗。”我妈说：“正好有你姨夫个烂秋裤，补补纳纳不舍得扔。”玉玉说：“您够出来，我给铰成条。铰成布条好缠。”
听了她们的话，我冲着她们大声地说：“缠啥缠?就摆这里用哇么!缠。”
见我有点生气，她们都不做声了。
6
扣子
我说的扣子是真的扣子，但也是说围棋。
我最初见到围棋是在小学三年级时。
那年夏天，西门外的大同人民公园东湖西岸刚修建起长廊，我们一伙小孩子们就常常到那里去耍。长廊是南北方向的，足有二百米。中央有个大房子，叫歌舞厅。有个星期天我又和小朋友们去那里耍的时候，见到有两个人，盘腿坐在歌舞厅外的南边台阶上，下围棋。
当时我又不知道人家那是在做什么，只是觉得好奇，就站在旁边观看。看着看着，我觉得那俩人很像是在玩我们小朋友玩的那种“羊吃狼”游戏。
玩“羊吃狼”，一方是狼一方是羊。可他们两方好像都是羊，一方是白羊一方是黑羊。
狼吃羊的棋盘是在地上画着的，他们这也是画着的，但不是在地上，是画在一张黄色的布上。每个人跟前有个小布袋，一个人的布袋里装着黑色的子儿，另一个人装的是白色的。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那子儿还都是鼓肚儿，放在棋盘上时，还有点摇晃。
又看着看着，我看出了些门道，我看出，只要一搁哪个子儿时，中间的一伙子儿就要被吃掉。
有意思。有意思。
我问那两个人说，叔叔你们这是耍啥呢?用白子的人回答说，围棋。
见他们不讨厌我，我试着跟装白子儿的那个口袋里捏出一个棋子，感觉是沉沉的。可又感觉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做的。狼吃羊是孩子们捡的石头子儿，这难道也是石头的?我想再多捏几个棋子在手里，好试试它的重量，可一伸手，黑子人说“别动”，吓得我手停在原路，不敢动了。
那以后，连住好几次去公园时，我都要去歌舞厅南面找那两个人，可一直再没有见到。
当我九岁也学会下围棋时，常常能想起那两个人。那是谁跟谁呢?一直也没弄清楚。
我是跟我们圆通寺的慈法师父学的围棋。
常来找师父下棋的是个白胡子老汉。他们下围棋也下象棋。他们下象棋的时候总也要斗斗嘴。白胡说：“我看了，这盘我是要赢。”师父说：“你赢?赢动了你哇。你赢，我看你是迎见了拾狗粪的了。”说完“啪”地一声，把棋砣儿剁在了棋盘上。可他们下围棋的时候却是文文静静的，就像是花园遇到的那两个人，眼睛盯在棋盘上，一句话也不说。
师父在“文革”中被三中的红卫兵逼得上了吊，他家的棋也被作为是封资修的四旧给没收了。可我还想耍围棋，想跟我们街坊的小朋友耍。我们就到商店去买，售货员不知道围棋是什么东西，我说像扣子，售货员说想买扣子到那头去。我想这倒是个好主意。主意是个好主意，可实际上没闹成。我先买了181颗黑扣子，可无论怎么转都配不上和黑扣子一样大的白扣子，转了好几天，把城里的商店都转遍了，没有。返回又去退黑扣子，不退给了，说是已经下账了。我只好把那一盒黑扣子全给了我妈，我妈骂我说：“你一满是疯了，买这么多扣子做啥。”
后来我们又想起个好主意，买了三斤木匠用的那种泥子，又跟本院儿刘叔叔要了白油漆黑油漆，动手做围棋。很顺利，很成功。棋子的手感也好。既然展开摊子，干脆就一鼓作气做了两副。
老王是我们街坊十多个朋友里唯一的一个有工作的，在大同日报印刷厂上班。他比我大5岁，还是个独身，家里没别人，就他自己。老王的家就是我们的围棋俱乐部。我是当然的教练。我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了他们。
我们就用这种腻子围棋，耍了好几年。
耍着耍着，有一个小伙子来找上门了。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伙下围棋的，想跟你们学学。
想学那就教教你。老王先教我二教，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一盘没赢，让人家给把我们教了，教得还不轻，我们都是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老王谦卑地说，请问高手贵姓大名。高手说，免贵姓裴，裴永康。他临走时留下句话，你们学学吴清源吧。从那以后我们才知道大同下围棋的人很多，也才知道地球上有个围棋大师叫吴清源。
我们不去学谁，我们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继续瞎玩我们的。尽管是瞎玩儿，但我们也有很严格的规则，一是“落子生根不悔棋”，二是“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谁憋不住想支招儿，下棋的人就说“身边无青草”，下话是“不要多嘴驴”。
我最痛恨的是悔棋，我认为悔棋就是说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的人是我最瞧不起的人。做人，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
四蛋的大哥是市体委的，提供消息说围棋可以不当是封建社会的四旧了，大城市已经有卖的了。我想到了文工团的郗洋洋，她是北京知青，她每年都回北京。我真想求求她给捎副正经的围棋，可我现在不是文工团的了，是铁匠，不知道求人家还顶事不顶事。算了吧，不求她了。我妈常说“吃糠不如吃米，求人不如求己”，算了吧，不求她了。再说了，文工团那地方我是再也不想进去了。
知道我又有了宿舍，而且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的宿舍。我妈跟玉玉说，咱们哪天去眊眊你姨哥的这个新家去。我心想我妈这是又要视察呀，她一定还想到到我的铁匠房看看。小时候我在大同五小上学时，她就到过我们班。中学我跟大同一中转回五中她也到过我们教室。那年我在红九矿上班时，她也去过，还非想要到井下看看是个啥样子。我妈想把我学习的工作的生活的环境，都要知道知道，熟悉熟悉。我知道，她是想一闭眼，就会想象出我是在哪里，是在干什么。要不的话，她坐在家里也不安心。
我说明儿星期日，我正好能领您去。我妈说，妈是说的个话，莫非真的去呀。我说去，你顺便看看我铁匠房，我们的铁匠房可不跟您想象的村里的铁匠铺一样，我们还用气锤。您再看看我中午吃完烤包子，午睡的床，上头铺着两个棉门帘，睡上去可软乎呢。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块儿跟家出发，玉玉跟我妈坐六路车，我骑车。我比她们先到，在新平旺公共车站等住她们。我让我妈坐在前大梁，让玉玉坐在后车架上，三个人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我们厂。我妈说干啥有啥的好，我娃娃到底是当了铁匠，身体眼看着是比以前强多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要以前，我是不会带得动她们两个人。
戴红袖章的那个后生不让我妈跟玉玉进厂，说这是易燃易爆单位，生人不能进。我说你看，她们俩像是个坏人吗?他说，坏人头上又没写着字。我说这是我妈，他说姥姥也不行。说了半天好的，不行。这可是我事先没想到了，但不让进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是返走了，到了我的机关户籍室。
从冷处进了家里，我妈跟玉玉同时说：“看这暖和的。”
玉玉还没见过暖气是什么样子，她摸摸说，还烫手烫手的。我妈也摸摸，没做声，但那表情是很满意的样子。
玉玉说：“姨哥的命，哪么也是好。”
我妈说：“用说。”
中午了，我领她们到梅香饭店吃的饭，我妈好吃的梳背子象眼子，我都买了，还要了个素炒辣子白，主食是葱花饼。我妈说，招娃子，俺娃一上午乏的，喝上口哇。我说喝就喝上口。我要了二两浑源老白干。我想起在晋南富家滩矿，那年去看七舅舅，当时饭店冷得要命，七舅舅要了白酒，我们在里面兑了饺子汤，觉得真好喝。我也叫那位胖胖的服务员端来饺子汤，兑进酒里。我妈说，呀呀呀，招人你瞎闹。说着，端过碗尝了一口说，寡了寡了。
吃完饭她们要去商店，我说我不去了，我想回宿舍迷糊会儿。我妈说俺娃迷糊俺娃的去哇，俺们逛完商店就走了。玉玉说姨哥你放心哇，有我呢，姨姨走不丢。我妈说，俺娃睡醒还回家哇。我说回。
睡醒后不等天黑我就回了家。一进门，玉玉说姨哥你看箱顶上是啥?我一看，有两个并排摆着的硬袼褙的方盒盒。我觉得挺面熟，一下子想不起是哪见过。
我揭开看，哇!是扣子。一盒是白的一盒是黑的。
我看玉玉。玉玉说，姨姨到了你们新平旺的百货商店，一进门就说要去看扣子，到了扣子栏柜，姨姨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白扣子，跟服务员说：“就这种，要二百颗。”
玉玉又说：“姨姨说那年见你买了一盒黑扣子，知道你是要当围棋。姨姨一直还注意着，在城里头商店问寻，可没有。今天在你们的商店给看着了。你是没见到姨姨当时那个高兴的样子。”
我早把扣子的事忘记了，可我妈却一直是给我注意着。
我看我妈。
我妈说：“俺娃自当了铁匠，一概不听得俺娃动胡胡呀，弹的呀。妈还看出，俺娃连那胡胡和弹的，眼睛瞭也不瞭一眼。妈知道俺娃是离开文工团，心里麻烦的过。这下妈给俺娃配上了围棋，俺娃耍去哇么。我知道除了胡胡，俺娃二好耍的就是围棋了。”
玉玉说：“姨姨跟我说，别看你姨哥成了，可成了成了他也还是个孩子。孩子就该是耍，不耍看憋坏。”
听了她们的话，我心里一阵子激动，可又不知道该说啥好。我从来是，心里知道，可嘴里不会表达。我最多会说个“妈您真好”，可这次我连这也没说。
7
玉玉
姨姨来大同看过三次病。头一次是我不到五周岁玉玉不到四周岁的那个秋天。
那个秋天，先是大同三中上学的七舅舅在暑假期间，回村里结了婚。结婚没多长时间，他的暑假也结束了，就又返到大同去上学。
我爹也是在那个时候，到了省里的党校，要去进修文化，时间是三年。
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姨姨又病了。我妈就把她领到大同看病。
当时我们的家，是住在草帽巷十一号院的一间东下房。那天早晨我睡的好好儿的，听到玉玉“妈妈”地叫妈，我也睁开眼，家里没有我妈和姨姨这两个大人了。玉玉爬起身“妈妈”地喊，我也爬起身“妈妈”地喊，没人答应。玉玉放开声就嚎，我也跟着嚎。我们两个就嚎就跳下地，往街外跑。跑出街大门，往南跑，跑到草帽巷南口，站住了。我们没再敢往前跑，站在路边的土坡上往西瞭望。瞭望了一阵，觉得没什么指望，也可能是觉得身上冷，又哭着返回了家。这才穿衣裳，穿鞋。刚才每人的身上只穿了一件主腰子。
主腰子就是家做的布背心，雁北人叫家做的背心叫主腰。
穿好衣裳，我拉起她的手说，走哇寻她们去。玉玉也没问我这是到哪儿寻，就跟我往外走。
我知道我妈她们是到了一医院。头一天我跟着来过，也知道咋走咋走就能到了那里。我领着玉玉很顺利地来到了一医院，俩人在走廊里大声地“妈妈”呼喊着，我妈和姨姨“哎哎”地答应着，跟诊断室跑出来。
医院给姨姨开了一个月的中草药，让回家去吃，吃完让再来医院复查诊断。我妈又领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回了应县姥姥家。一个月后，又来大同复查时，我不想跟着她们了，我总是觉得大同不如姥姥家好。表哥想跟，我妈就让我留在姥姥家，把表哥领上了。表哥这是头一次上大同。
这时的节令，进入了冬天。
我妈后来说，当时已经是预感到姨姨的病怕是治不好，就领着姨姨他们，在大同的北街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做留念。照相馆给姨姨化了个很时髦的妆，还给表哥戴了红领巾，假装是城里上学的学生。当时我表哥在村里的大庙书房读书，村里的孩子是没见过红领巾的。
快过大年的时候，他们全体人跟大同返回到姥姥村。
腊月二十三，我爹跟太原省党校回来了，到姥姥家接着我跟我妈，一起回了下马峪村，过大年。我妈也早已经是把我们下马峪的家打扫干净了，炕也烧热了，窗户纸也糊好了。一开门就能住了。
过了正月十五，我爹又去省党校，我跟我妈留在姥姥家。
姨姨的病不见有好转，农历的四月，我妈就又领着姨姨到了大同。这次把我们三个孩子都留在了村里。
我妈领姨姨在大同看病，住了有好几个月，但一直没看好。姨姨在草帽巷我们家，去世了。我妈雇了辆毛驴车儿，把姨姨跟大同拉回来了。
姨姨发引那几日，姑姥姥留在家看门，她让三表姨和喜舅舅来村参加丧事。姑姥姥是我妈的亲姑姑。老早年时，就嫁到了下马峪村。经姑姥姥和姑姥爷的介绍，我妈又嫁给了我爹。姑姥爷当铁匠时，让日本兵抓过壮丁，挨打挨骂还吃不饱，白受了三个月回来，原本很壮实的身体垮下来。在农村进入高级合作社时，姑姥爷去世了。姑姥姥三个孩子。大的我叫大表姨，二的我叫喜舅舅，还有三表姨。姑姥爷去世前，大表姨就嫁给了本村姓石的一家人，姑姥姥拉扯着喜舅舅和三表姨，过日子。
办完丧事，我妈领我和玉玉到下马峪，看望姑姥姥。
我妈背着玉玉，我一路跟在她们后头。进了姑姥姥家，我妈把玉玉放在炕上。当时姑姥姥不知道我们要来，在炕上坐着。她伸手把玉玉拉在怀里，“二梅二梅”地放声哭。二梅是姨姨的小名。
我妈没有去开我们家门，我们就在姑姥姥家住。姑姥姥问我，招人俺娃好吃啥，姑姥姥给俺娃做。我说好吃炒鸡蛋。姑姥姥问我能吃几个炒鸡蛋，我说能吃三个。
姑姥姥家只有五个鸡蛋，全炒了。给我的碗里拨了一多半，剩下的给了玉玉。别的人都没有，他们是烩苦菜。喜舅舅看着馋，说我，招大头你能吃了?给舅舅夹点。我说不给，我能。他骂我招大头，我就不给他。他说吃不了就拿擀面杖往下筑你。玉玉把碗推给喜舅舅说，喜舅舅我吃不了，给你吃哇。姑姥姥说玉玉，俺娃不给他。玉玉说，喜舅舅要拿擀面杖往下筑姨哥。听了这话，一家人都笑了。三表姨说，原来玉玉是担心喜舅舅真的拿擀面杖筑招人，才赶快说吃不了，她是救她姨哥呢。
虽说是村里人的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但在一般的家里，总有条给客人准备着的。姑姥姥把好的被子给了我妈，我妈一边是玉玉一边儿是我，有点挤。我妈说，去哇叫表舅搂着，我说不跟他。三表姨撩起她的被子说，招人来，表姨搂俺娃。我就钻进了表姨的被窝儿。
三表姨比我大十岁，喜欢我。
在姑姥姥家住了两天，返回了姥姥家。原计划，我妈要把我和玉玉领到大同上学，姥姥说玉玉小着呢，迟上上一年吧，叫她明年再去。我妈就没领玉玉，只把我一个领到了大同，来上学。可因为我也不够年龄，没上成。我妈又把我送回了姥姥家。
腊月，我妈先头去了下马峪，打扫家，烧炕。时长不住人的冷家，得连住烧三五天的炕，才能把家烧暖和。一切都安顿好了，我妈来姥姥家接我和玉玉。我爹的党校放了寒假，也返到了下马峪，我们一起在下马峪过大年。
玉玉比我小十个月，但也是一九四九年出生，我俩都是属牛。第二年秋天，我俩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妈就把我和玉玉一起领到了大同，到学校报名。可是，因为玉玉户口不在大同，学校不收。
大同不收她，我妈也没把她送到村里去上学，就让她在我们家住。我妈的考虑是，要把她的户口办到大同我们家，这样她就能在大同上学了。
想把玉玉的户籍办到我们的户口上，必须得把她当成是我爹我妈的孩子，把她的姓也改成曹。
改玉玉的姓，这得姨夫同意才行。但是，姨夫没答应，他说：“如果是不改姓哇，办到大同自然是好。可改姓，那以后再说哇。”我妈说：“改了姓后，她还是你的女儿，还叫你爹，叫我还叫姨姨。改姓也只是为了叫孩子能到大同上学。”
对于玉玉把姓宋改成姓曹这个问题上，姨夫一直没有松口。
玉玉在我们家住了两年，这当中一直没有说服了姨夫。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姨夫的母亲不同意。也就是说，是玉玉的奶奶坚决地不同意。姨夫是孝子，不能不听妈的。
就在我要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妈说玉玉说啥也该上学了，不能在大同上在村里也得上，总不能让孩子长大是个睁眼瞎。为了她能上学，只好是在我放起暑假，又要开学时，没有再领着她到大同，而是把她留在了村里上了学。这样，本来我们是同岁，可玉玉比我低了两级。
玉玉在村里上学的时候，大庙书房不叫大庙书房了，叫做钗锂村初级小学。
在村里，玉玉常年就在姥姥家住，姨夫每年给往过背点口粮，可穿衣打扮和上学的费用，都是由我妈负责。不仅是玉玉，就连姥姥和七舅舅、七妗妗，以及忠孝、妙妙、平平，所有人的生活费用，都是我妈供着。
七妗妗在村里也劳动，但只能是挣回一点点口粮，分点高粱秆玉茭秆当烧的。
在大同的五舅舅一家，人口多收入少，没能力帮兄弟。
是我妈扛起了供养姥姥、供养表哥、供养玉玉、供养七舅舅一家人的大梁。这供养里面，还包括着培养七舅舅读书上学在内。
七舅舅先是在大同的太宁观小学念高小，后来在大同三中读初中，后来又到大同煤校。我妈供着七舅舅一直在大同念了八年书。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七舅舅才有了工作，在晋南的富家滩煤矿学校当了教员。
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一放了假，我就让我妈把我送回姥姥家，跟玉玉跟表哥去耍。
我姥姥院没有东上房和东耳房。只有堂屋和西上房，还有西耳房。只要我一回了村，七舅舅也就放假回来了，他和七妗妗还有妙妙平平一家人住西上房。我和姥姥表哥玉玉黑夜就在西耳房睡。为了省煤油，睡觉前，西上房就不点灯了，所有的人都是挤在我们的西耳房说话，七妗妗就给炒豆子，要不就是在火盖上烙山药片。玉玉往往是等不住山药片烙熟，就圪窝在炕头睡着了，硬往醒推也推不醒她。
过时节吃炖羊肉，七妗妗先给攉出三个碗，摆在炕沿上，把我们三个人叫到跟前。七妗妗说：“招人，俺娃先端。”我就先从三个碗里端走一个。第二个是让玉玉端。玉玉端走，给表哥剩一个碗。有次表哥嫌剩的碗里肉不多，赌气不吃了。玉玉就说：“要不你跟我换。”表哥跟玉玉换过来，这才高兴了。实际上七妗妗给三个碗里攉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七妗妗每次叫我先往走端，因为我是“客人”。而我这个“客人”每次也是就近端一碗就走，不挑。
再大些后，表哥和玉玉就能帮着七妗妗做营生了。玉玉帮着七妗妗压碾，打扫家，表哥负责担水。七妗妗夸玉玉说，玉子洗完的锅，那才叫盘干碗净，玉玉扫地，把水瓮后头和大柜底下，也都要探着扫了。
在村里上学的孩子，放假的时间跟大同的不一样，他们是放秋假。我放暑假回姥姥家时，表哥和玉玉他们还在学校上学。当他们放了秋假后，我妈就把玉玉接到了大同，在我们家住。扯了布，让五妗妗给她做一身新衣裳。到她快开学时，再把她送回村里去。
表哥也跟着玉玉一起来过我们家住。但表哥不常来，玉玉常来。玉玉的说话，早就有大同的口音了，表哥一直说的是应县家乡话。
玉玉看外表，看不出是个农民，而表哥一看就是个村里的孩子。表哥在十五岁时，到了大同二中上初中，班里的同学们就叫他“村香瓜”。玉玉一看就是个城里的人。
因为以前她也常来我们家住，街巷的人们都以为她是曹大妈的孩子。她还跟我们街巷的香如和金梅两个女孩，交了好朋友。
金梅就是我给当总管那家的，二虎人的妹妹。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工作在九矿上了班，玉玉也从公社农中毕业了。她原来盼着农中毕业，会分配个工作，但是白盼了，学校只给了个毕业证，让回家等着，说有了机会就给安排。玉玉来了大同。我妈说，以后就在姨姨家住哇，甭回去了。
七舅舅的工作调到了汾西矿务局技校，开学呀，他领着妙妙跟村里来了。七舅舅给联系好了，妙妙就要到他们技校读书呀。
妙妙提着半布口袋葵花饼，说想上街卖个零花钱。
我说：“你圪蹴街上去卖呢?干脆卖给我哇。”妙妙说：“表哥你给我多少钱?”我说：“你这是几个饼子?”她说：“八个。”我说：“你一个打算卖多少钱?”她说：“我妈说了一个能卖五毛。”我说：“一个五毛，八个是四块，我给你二十块。”妙妙说：“就是嘛，我就等你这句话。再说，卖给街上的人我吃不上了，卖给你还能吃上。”说着，她跟布袋里掏出一个葵花饼，掰开好几份儿，分给大家，说：“吃哇吃哇，表哥请客。”
大家都笑。
妙妙早就想着能到七舅舅那里读技校，这下如愿了，读出来就能安排工作，妙妙真高兴，我们一家人都替她高兴。
七舅舅跟我妈说，姐夫叫玉玉回去呢。有人给姐夫说了个寡妇老人，姐夫让玉玉回去给做主，看看找还是不找。
七舅舅说的“姐夫”，是玉玉爹，我姨夫。
玉玉走了一个月，跟村里返到大同，说给爹做主找上了那个寡妇老人。
就这样，姨夫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在女儿的“做主”下，又成立起个家。
自这以后，玉玉就正式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我妈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也早就把姨姨当成了自己的亲妈。
这下，玉玉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8
小集团
我妈给我配上了白扣子，让我下围棋。可我记得那年我把一盒黑扣子给了她，她骂我说，你一满是疯了，买这么多扣子做啥。
我问我妈，您咋知道我买扣子是要当围棋。我妈说，妈起初也不知道你做啥买那么多扣子，后来想起你跟死鬼和尚下围棋，那围棋就像是扣子。妈就机明了，知道俺娃是为了下围棋，可你是没有配到一样大小的白扣子，才把黑扣子给了我。
我说妈您真给配好了，样子完全相同，有可能就是一个厂子出的。
我的扣子围棋真好，大小薄厚跟师父的云子差不多，就是稍微轻了一点。这没关系，习惯了就好了。
我求厂技术科陈师傅给用硬纸画棋盘，他说你不是见过布的吗?那我给你画块布的。我就去商店选了块米黄色的正纹市布，到五舅舅家让妗妗给收了边儿，让陈师傅给画。
一个人不能下围棋，我家又小，我就把我的扣子围棋拿到了老王家。比起泥子围棋来说，我的围棋要好得多，当主盘。再开第二盘第三盘时，那就是腻子围棋了。
老王爷爷去世后，有人跟老王换房。老王把房换到了西门外花园里，一间换一间，但这是排房，屋子里面积大些。自那以后，我们集中的地方从牛角巷挪在了花园里老王家。
我们这一伙儿，围棋下得最好的，是我跟老王。两人实力不相上下，老也是拉不开距离。下得二好的是小彬和四蛋，二虎和二虎人是第三好。我们下着下着，最后就成了固定的对手了，对手没来等着，也不跟别的人下。
自有了机关户籍室当宿舍，我妈不担心我了。有时候我进了城不回家，直接就到了老王家。有次中午陈师傅叫我到他家吃饭，那我带的干粮就省下了，下午下班我的黄挎包里装着三个菜包子，就进城直接去了老王家。老王正做饭。他问我吃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正好有好吃的。是他厂里的徒弟订婚，给他拿来的油炸糕。我说我还有菜包子。吃完了，我还能给做鸡蛋汤。
老王给铝锅加上了水，水开了，把菜包子和油糕装进铝笼屉里，蒸。本来是用不了五分钟的时间，菜包子和油糕就都蒸热了，能吃了。可我们在这当中却下开了棋。下着下着，把菜包子和油糕的事给忘记了，而且是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俩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锅里的水熬干了，我们不知道。铝锅底烧红了，我们不知道。铝锅底烧化了，我们不知道。笼屉底也烧化了，油糕菜包都掉进了灶坑里，我们还不知道。
小彬在家吃完饭约了四蛋来了，一进门大声喊“什么味儿”，我跟老王才被跟战场上喊回来。老王说了声“坏了”，跳下地端锅，但是，只端起个空壳壳铝锅。锅底没有了，铝笼屉底子也没有了，当然了，菜包子和油糕也没有了，都在灶坑里，早烧成炭。
锅里的水烧干了，锅底烧化了，油糕包子掉进灶坑里，烧着了，那家里应该是多大的焦煳味道呢?可我们居然是没有闻到，没有发觉。小彬说，这要不是我们亲眼见，跟谁说谁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四蛋说，那你们吃啥呀，再做吧。我说，老王快别做，把这盘下完再说。老王说，你不吃我还得吃呢。他要张罗着做饭。我把他拦住。小彬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是个不吃。老王说，不吃就不吃，上炕，继续杀。
那晚我俩没吃饭，下了一盘又一盘，谁也没觉出肚子饿。
我们就这么捉对儿地厮杀，越杀越眼红，越下越火大，经常是从晚饭后一直下到天明。
我们不光是下棋，我们也玩儿别的。老王是报社印刷厂的，能跟报社的人借出照相机，“135”的“120”的，我们都耍过，德国的上海的都耍过。
我们还继续看书，我们“抢救”过一批书，再加上各人跟自家往来拿的，统共有一百多本。老王最爱那一套十二个分册的《辞海》了，大十六开的简装本儿。没有人来家跟他耍的时候，他就在家里自己学习《辞海》。我是看《红楼梦》看完一遍再看一遍，他是反复地看他的这十二本简装《辞海》。老王是我们一伙里面最有学问的人，说起啥，他也懂的。这都是跟《辞海》里学到的知识。
老王爷爷是地主成分，他家庭出身不好，没人给他介绍对象。
我跟我妈说，把玉玉说给老王吧。我妈说，老王人倒是个好人，谁找上也不错，他成分不成分那倒是寡，咱们不嫌他这，可玉玉又没工作又是个农民，以后生个孩子也是个农民，招娃子，你快别给人家老王增加负担了。我也偷悄悄地问过老王，老王一听说，快别价招人，我连我自己也快养活不起了，咋能再养活别人。
老王快三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他打光棍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倒是大有好处，整天混在他家，吃呀喝呀，摆开战场杀呀。要不是他家的话，我们哪能有这么个好去处。
我跟老王探讨过周慕娅二姐说过的，《红楼梦》里木石之缘金玉之缘之外的金金之缘。探讨的结果，猜出大概是说那一大一小两个金麒麟。但这又能说明个什么呢?老王说，你去问问二姐，我说先别着呢，等咱们研究出个所以然了，再去问。后来，我让撵出了文工团当了铁匠，也就没时间再研究这了。
春节后，矿务局又组织汇演，红九矿宣传队排了样板戏《沙家浜》，他们来演出的头一天，赵喜民就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不去看了，你们中午有时间的话，到机关户籍室，我在那里等你们。
那天，他们来了好多的人，有十多个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
他们早已经知道我被撵出文工团，当了铁匠，可你一个当铁匠的咋就住进了矿务局的机关户籍室?我说这是文工团张宝兰父亲的办公室，让我当宿舍。李新胜用手指着我说，啥意思?咋就让你住他的办公室?我说没啥别的意思，是我教他五女儿学二胡。李新胜说，我告诉你个悄悄话吧，红九矿有人说“曹乃谦说的话比他弹的三弦儿好听，曹乃谦唱的歌儿比他拉的二胡好听”，你想知道这是谁说的吗?我最怕人这样跟我卖关子，你有啥明着说。我说我不想知道。可当他们离开机关户籍室时，李新胜悄悄跟我说，告诉你吧，那是周慕娅在她的日记里写的话，我说人家日记里的话那你们咋就知道了，偷看了?他说，哪儿是偷看，她写完就那么展开在那里明摆着，那还不是故意想让人看，那还不是有意想让人看完后给你传过来?
过年时，我给老王的门外写了一副春联：自信对弈三千局，我被你输四万子。横联是：其乐融融。
我们下围棋判断输赢不是数目，是数棋盘上各自占的“十”有多少，我们叫数子儿。当时我们不知道有数目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在春联里说的是“我被你输四万子”。意思是我每盘都能赢你十多个子儿。
可就在大年初一的夜里，我们正其乐融融的时候，老王家的门“哐当”地一声，被用脚给踹开了。闯进一伙端着步枪戴着红袖章的人，叫我们不许动。我们当然是被吓坏了，谁也不敢动。红袖章们用绳子把我们像拴牲口似的拴连起来，把我们带到了街道的群众专政委员会，也就是“文革”前称做派出所的那种地方。
我们做的两副泥子围棋也被带走了。我们大家积攒的一百多本书，连同书箱也被搬走了。
群专的怀疑我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怀疑我们的围棋是炸药，怀疑我们预谋炸平旺电厂。
群专的问对联是谁写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写革命的新春联?你们想和谁对着干?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说不出为什么没写革命的新春联，也说不清要和谁对着干。
他们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讯问笔录，我说我爹是公社的书记。他们说，党委都没有了，哪儿来的书记，分明是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不敢言语了。我发现，你咋说他们都说你不对，就像是我们厂的那个戴红袖章的门卫后生，他咋说都有理。
他们给我们的定性是：小集团。
后来，经过化验，泥子棋子不是炸药。经过分析，那副对联和反革命宣言也不怎么能挂上钩。第二天中午把我们放了出来。出之前，让每个人都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不私结社团。还勒令我们换上革命的新春联。
跟群专院一出来，我们统一了口径，就说是跟老王家刚耍回来。然后一个一个的，灰溜溜地各回各家。孩子们都是没精打采的，家里大人以为这是熬了夜了，根本也想不到会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们被群专了一黑夜的事，一直没有暴露。
吃完中午饭我没敢睡，就给老王重新写对联。我妈问说，没时没晌的你咋又写对子。我说老王家的那副对子让风给刮没了。我妈说：“你连个瞎话也不会说，这两天哪儿刮风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我妈发现了什么情况。可我妈紧接着说：“那是你们不会打糨子的过。妈给你打，打好拿个大口瓶装去。”
我这才咽了口唾沫，把心放下来。
老王家的对联换成了：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横联是：造反有理。
我们的那百十多本书一直没还。我和老王试着去要他的那十二册心爱的《辞海》，但没要出来，说是，内容有毒。
9
春闺过路
过大年的正月初三，我带了三瓶汾酒，到白师傅家里给他拜年。他老伴儿是农村户口，在我们厂皮带车间上临时班儿，我叫她师母。她说小曹你给他这么好的酒他舍也舍不得喝，白师傅说舍不得喝我摆那儿看，看看也高兴，也顶是喝了。老伴儿说，甭摆啦放起哇，放起等喜喜办动事宴喝。
师母说的“办动事宴”，这是雁北地区人的说法。意思是：办喜事的时候。
喜喜是白师傅的儿子，二十岁。喜喜还有个妹妹叫欢欢，她比哥哥小两岁。
师母说，喜喜是农村户口，也早早地给他找个农村户算了，再迟了小心找不上，就像你白师傅，三十多岁才结婚，那也是我为他有点手艺，要不我也不跟他。她问我小曹你多会办事宴呀?我说我还小，早着呢。她问有没有?我说没有。她说你那条件高，不敢定还想找个啥。又说，就像我们这种小户人家你肯定不找。起初白师傅不说话，听到这儿，打岔儿问我，你爹过年回来这得多住些日吧?
说话间，喜喜和欢欢进来了，他哥妹俩是出外拜年去了。喜喜见过我，叫了我声小曹哥。欢欢没见过我，但随着她哥哥也叫我小曹哥，还加了句“过年好”。欢欢穿着件解放军的干部男上衣。我说师妹穿这个褂子挺好看。喜喜说是他的，让妹妹霸走不给了。欢欢说，那我每天替你担水你不说了?白师傅说喜喜，你不能老让妹妹给担水。喜喜说她愿意。欢欢说，你好意思直是个让我担?喜喜说，你好意思直是个穿我的袄儿?欢欢说，好意思。喜喜说，那我也好意思。看着哥妹俩斗嘴，白师傅笑。
师母又把刚才让白师傅打断的话茬儿提起了，说不想让女儿找农村的了，想让女儿找个有户口的。她说小曹你手跟前有那合适的给咱们介绍上个。欢欢听到说这些话，进里屋了。白师傅又要打岔儿说别的，师母说，我跟小曹说个正事你咋老打岔儿。白师傅笑笑的，不说了。我说我有个朋友叫小彬，在铁板厂上班儿，我完了给问问。
后来我倒是真的给去家问过小彬。小彬的妈跟着大儿子在贵州居住，小彬跟着姐姐在大同生活。可他姐姐一听白师傅的女儿是农村户口，说不找。我还怕师母在厂子碰到我问这事，她倒是也没问。我想那一准是白师傅不让她问。
维修车间的西隔壁就是矿务局农场，里面栽种着几十亩果木树。春天里的一段日子，不管有没有风，维修车间的工人只要是一出车间，就能闻到隔壁院果花那淡淡的甜甜的香味道。那天，胖虎跳过院墙折花枝，让看园老汉和狗给追了回来。
一天上午胖虎又指着隔壁院，让我跟他去折杏花。我说不敢，怕让狗咬。他说没事，刚才爬上了墙头，瞭瞭没人。我说去就去。我们就绕到墙头低的地方跳了过去。这次很顺利，老汉和狗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从开白花的树上折下两小枝，跳墙时把花碰掉些，可上面还有好多快要开花的蕾骨朵。我找了个玻璃瓶，闻了闻，有汽油味儿。白师傅说：“胖虎去!到我家小房找个去。”白师傅家就在厂子对面的家属院，没用五分钟胖虎给取来了。取来了一抱，足够四五个。白师傅说，你干啥把我小房儿的瓶子都拿来了，我那还等着卖钱呢。胖虎说，您少卖上个哇，拿一个我怕万一打了，还得去取，再说了我还想要，再说了我还想给咏梅插一瓶。咏梅是胖虎的师妹，就是常给我们念报纸的虎牙姑娘。胖虎正在追咏梅。
我把花枝拿水养在了瓶里，摆在工具箱上。过了三天，那花蕾们就有了行动，又过了三天，有一半就都给张开了。看着那白色的花，我一高兴，吟作出一首《清平乐》，用筷子笔蘸着清水，像宋江写反诗那样，蹬着工具箱把这首词草写在墙上：
春闺过路
千人留不住
俏弄香色洒四处
倾倒痴君无数
而今春闺又来
我也钟情动怀
初作攀墙探花
满园独怜李白
多少年没粉刷过的铁匠房，墙皮黑黑的，清水写过字的地方白白的。黑底白字，有种从石碑上拓下来的效果。白师傅说胖虎：“你能?”胖虎眯笑着眼：“咦——我哪能。”
白师傅一没做的就站在工具箱前，就搓下巴端详着他徒弟的这首杰作。他还到别的车间跟人们说，你们去看看小曹写的，可好看呢。
这首词，又把陈永献技术员吸引过来了，他还专门带来相机，把黑底白字的这首词拍了下来，说洗出来给他爸爸看。
每个星期一，我和白师傅都要搬着马扎凳到维修车间参加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都是由咏梅给念报纸。念完报让人们讨论发言。开始是谁也不做声，后来有人就逗王银师傅，让他讲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就是想逗他说说十岁大的时候在日本矿长家当小佣人，伺候日本女人洗澡的事儿。日本女人让他烧好水后倒在大浴盆里，她洗的当中水凉了，喊他再给往进端热水添在木盆里。他说他起初不敢看那个女人的光身子，后来就不怕了，痴住眼看。日本女人骂他良心大大地变坏了。人们问日本女人告矿长没有，他说没有，他说如果告了的话，他用手掌在脖子上比画着说“我的这颗脑袋就死拉死拉的有了”。
人们都笑。他还说那个日本女人心眼儿挺好，还常给他糖吃。他还说日本女人洗完澡，就让他也脱光衣裳，进那个大浴盆里洗。他说他不敢不进去洗，他说不洗的话，日本女人嫌他日脏，就不叫他当小佣人了，那他就挣不了钱养活奶奶了。人们问他，她洗完的水让你洗，那水肯定有股味儿了，他说是有股香味儿。人们又都笑。他说你们笑啥，人家那水里放着香精。
有时候人们也让白师傅给讲小时候的事，白师傅不讲荤的，他讲年轻时候好耍个高跷。他说他们在忻州窑住着的几个小年轻，扛着高跷拐子步行到城里扭高跷，扭完，连夜还要往回返。咏梅惊奇地问，忻州窑进城，那得有多少里?人们给算了算，有三十五里。咏梅说，就为个扭高跷，来回走七十里。白师傅说，挡不住个好嘛。他说有次半夜往回走，走不动了，带的干粮也吃完了，就在平旺火车站爬夜，让巡逻的日本鬼子把他们三副拐都给没收了，说是凶器。白师傅说王银师傅，你还一天介夸日本人好，给你糖蛋蛋吃。王师傅说，我是夸日本女人好，我又没说日本鬼子好。人们都笑，白师傅王师傅也都笑。
我家有点事，那天下午我请了假提前走了两个小时。第二日早晨，我早早来厂上班，进锻工房，白师傅在扫地。扫地前他也早已经洒过水了，水也渗得快干了。砖地潮潮的，房里有股子泥土芳香。我说师傅我来我来，我把干粮往工具箱上一放，就赶快跟白师傅手里拿扫帚。要以往，他会说你缓缓哇，乏的。这次他把扫帚给了我说，扫就扫哇，想扫也扫不了几次了。
我看白师傅，心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夜儿个后晌陈永献来寻你，你走了。
我没问他陈师傅找我干啥，我知道白师傅会继续跟我说的，只不过是他说话慢，得等等。
白师傅说：“小陈寻你是问你想当警察不，我说那还不。”我问：“当警察?”他说：“他爸爸让他问你。我说那还不。用问。”正说着，陈师傅进来了。
原来是，“文革”初，把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砸烂了，用军事管制委员会来代替。现在，又要把军管会解散，恢复公检法。一个部门要扩大成三个独立的单位了，这样就得招新人。陈师傅的爸爸能帮我进了矿区公安局，问我想不想去。
白师傅说我：“去哇。总比个黑眉瓦眼的铁匠强。”我说：“我得回去问问我妈。”陈师傅说：“我爸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但你最好是明天就给个答复。”白师傅说：“明天啥呢明天，这阵儿你就回去问。夜长梦多。”陈师傅说：“我看你也别问了，就去吧。”我说：“这是大事，得让我妈来决定。”白师傅说：“跟大人商量商量，也对。去哇去哇。这就回去。”白师傅把我推出锻工房门。
就这样，在贵人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政府机关部门的正式警察。
跟厂子走的那天，维修车间的工人们都出来送我。
白师傅把我送出厂大门，只是说了个“你完来哇”，别的没再多说什么。
红袖章“群专”后生笑笑的，把我的车把抓住，问说：“我也听说这个事了。小曹你说说咋就能当警察?我可想当警察呢。”白师傅皱着眉头说：“腾一边儿腾一边儿。”把他推开了。
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前走，走了一大截，捩回头，白师傅还在厂门口站着。
见我回头瞭，他冲我挥挥手，大声说：“骑哇，骑哇。”我这才上了车，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