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决定为家里盖房子。不是像村里大多数人家那样一盖三间或五间，而是在现有的三间老房基础上，加盖两间，新旧连为一体。
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家手里都没什么闲钱。盖房子的主要功用，通常是给儿子娶媳妇做准备。只要谁家有男孩，除非父母预计着把孩子送给别人家做上门女婿，修房子必定是盘桓心头多年绕不过的大事。所以，村里一旦有人盖房子，乡亲们便会热心地招呼：给孩子盖房子了?
听着别人这样问父亲，我感觉很滑稽，我这么丁点儿年纪，要房子做什么?
根基下好，先搁置了一段时间，备钱备料。一天晚上，父亲从工厂回来，兴奋地让我们拿纸笔，画了一套房子的构图，并煞有介事地说，咱家的房子就盖成这样。
父亲画的房子，完全迥异于我们通常见到的里面一笼统的那种。房子内部，被分割成几块，做饭的、睡觉的、活动和待客的等等，每块互不混淆，各有功用。最让我们惊奇的，是茅厕也安在家里。我们就惊呼，那多臭啊。
记不得父亲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只知道，我们空兴奋了好长时间，房子最后还是盖成了最普通的那种。而且由于钱已用尽，院墙都没打起来。房子里面，土坯也没被泥好，豁豁牙牙的。
两层楼，楼板却没棚起来，抬头，屋顶的檩条和椽一览无余。没事的时候，我就抬头看屋顶的花梁，上面有父亲的名字，木匠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这么说，房子真是给我盖的?
其实，父亲当时就是那么一说，纯粹逗我们玩的，却让我们憧憬良久。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画的那种房子叫单元房。而当时，父亲所在工厂第一次盖起了那种单元房。父亲把他的惊奇搬回家里，让孤陋寡闻的我们有了更大的惊奇。
单元房似乎是后来的称谓，当年大家都把那种房子称之为家属房。说是家属房，并不是给普通家属住的。里面住的都是所谓的“双职工”，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且在一个单位，生活滋滋润润，光看那种步伐做派，就让人羡慕得不得了。
父亲是单职工，房子自然没份。但单职工只要家属是市民户的，也有可能分到房子。
可母亲连市民户也不是。
当年这种单职工家庭很多，夫妻两地分居慢慢成为习惯。孩子们呢，都随母亲落户，在乡下上学、务农，除非考上学校、招工或接班，农村户口伴随终生。
上学时，一年有三个假期：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很短，收完麦子就结束了。秋假和寒假稍长点，闲暇时候，父亲便会带我去工厂小住几天。那几天的最大好处，是吃工厂食堂里喷香的饭——两毛钱的肥肉片，打到饭盒里就令人心花怒放——那种香，和家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就问父亲，你们怎么能吃这么好的饭?父亲说，我是市民户啊，国家给我分粮食。父亲还说，你妈要是市民户，你就能住上家属房了。我跟父亲去过他双职工同事家，那种房子果然很好，和小时候父亲画的一模一样。而且，厕所真的在房子里，解完手，一冲就完事了。
我就想，母亲要是市民户多好。
我甚至想，为什么父亲当年娶了母亲，如果父亲找个市民户给我做母亲，那我们不就住上这种令人艳羡的房子了?少不更事，尚不知道家庭的因果逻辑，幸亏没照直和母亲说。
但母亲自己，也是一直有市民情结的。当年母亲找对象，发誓要嫁一个有工作有文化的人，这个算是如愿以偿了。他们结婚时，父亲在长治工作。婚后，母亲就跟随父亲到长治，带着姐姐住在一个只有半间大小的工棚里。父亲一个月二十多元工资，除雷打不动寄给乡下的奶奶十元，还要给母亲交村里所谓的“投资款”(你不随大队参加劳动，那就得交钱)，剩余的钱，根本维持不了家用，于是母亲就出去打临工。她在酱菜厂腌过咸菜，在制衣厂锁过扣眼，干过许多出力不挣钱的活。饶是如此，经济仍捉襟见肘。困顿时，只好接受一些好心人的救济，比如他们孩子穿旧穿剩的衣服什么的。这些好心人，都是父亲工厂的同事，都是双职工，市民户。无论在哪里，父亲人缘，一直就好得没法说。现在偶尔谈及当年的岁月，母亲总是感慨谁谁谁真是好人啊。这些谁谁谁，自然都是接济过母亲的人。
再后来，我出生了，生活更没办法维持了，母亲只好带我们姐弟俩回到乡下。生活困顿再加上和婆家关系不和，母亲郁郁寡欢，病痛连连，一年总有一段时间要抛下我们出去瞧病。倒没敢想着自己能变成市民户，但逃离那个村庄，成为母亲始终的梦想。
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1987年，姐姐考取了中专，农转非，成了我家第二个市民户。我呢，在同一年升了初中，学校就在父亲工厂所在的镇子里(1977年，父亲与人对调，从长治回到了原籍晋城某电厂上班，工厂离村子二十余里)。这样，村子里只剩母亲一人，她索性跟随父亲到厂里去住。疾病也不治而愈。
后来姐姐做了医生，她说那是“情志致病”。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又生性敏感多忧，生活自然比常人艰难得多，精神抑郁，久而成疾。离开了那个环境，心情舒畅了，病自然就好了。
2
虽搬出了村子，地还得种着，要不单靠父亲每月分的几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倒也不是太麻烦，春耕秋收，他们一道回去，在村里的亲戚好友的帮助下忙活几天，一年的口粮就绰绰有余了。这种时候，如果我在假期，也跟随他们回去，一边做作业，一边帮点小忙。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是生炉火，我便和久别重逢光屁股长大的小朋友一道捡柴，这成了一年几次必修的功课。
他们一股脑儿将打下来的粮食，存放在父亲工厂所在镇子的粮店，换成一张存簿，随吃随取。结果呢，粮食越积越多，都吃不了了。后来，他们干脆不种秋粮，光种麦子。
那已经到了1980年代末期，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没有的东西，可以买。
再到后来，连麦子都不需要种了。一则父亲单位效益好，每年发福利，大米白面成袋成袋的，过年发了，中秋还发;二则姐姐参加了工作却尚未婚配，分的粮食也拎回家里;三则粮店里的存粮还很多，前两份不够，可以靠这个来补充。于是，父母把老家的地交给亲戚，并事先说好，一旦粮食不够吃，也许间隔三年五年从他们手中把地拿回来，种上一季两季。
但只是这么一说，因为后来根本不存在粮食不够吃的问题。1996年我参加工作后，每年分的粮食更多，自家吃不了，还送亲戚。直到前几年，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单位不大像以前那样发粮食了，我家时隔十余年才第一次遇到粮食不够吃的问题。2011年某月某日，我开车到父亲储粮的那家粮店，拿出1993年(那应该是我家最后一年种粮)的存粮本，把粮簿上最后一袋面取光。帮助取粮的老头说，也只有我们这粮店能开这么多年不倒闭，要不，你的粮食哪里去取?
这本粮簿，我保存了下来。风雨流变，它蕴含的诸多意义，值得把它当作一件藏品。
这是口粮，还有房子问题。原先，父亲住的是职工宿舍，两人一间。正巧父亲的舍友工作调动，搬离了这个宿舍，父亲就占据了整个房子，让母亲搬了进来。我原先住校，因为母亲来了，也回到厂里吃住。我的一个表哥和我同班，自然也随我一同回去。姐姐一放假，也回到这里。于是最多的时候，家里要住五个人。
所以，不大的房子里摆的尽是床，还有一张供我们做作业的桌子。再就是一个煤油炉，两只床头柜用来放案板，整个屋子满满当当的，转身都很困难。也不单我们这样，整栋职工楼里，这种状况很多。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父母出去看电影，我和表哥做完作业准备洗漱睡觉。我起了懒心，决定不洗脚了。表哥学我，也没洗。父亲回来后，被我俩的脚臭快熏吐了，倒是没叫醒我们，但第二天起来大发雷霆。
这样勉强过了一年。我上初二时，母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她想上班，就在父亲厂子里上个临时班，这是生活的需求，也是尊严的需求，再往根子上说，是虚荣心作祟。因为即使上临时班，在工厂里也是很有面子的——单职工家庭那么多，不是谁想上个临时班就能上到的。
父亲一生没混个职务，这里有许多原因，留作后话。但父亲影响力还行，他和车间主任一说，正好有个机会，这个机会便给了母亲，每月工资五十元，其他什么待遇都没有，母亲很知足了。
那是1988年。
3
母亲是在工厂五里外的山上做事，山上有一附属工地，一条大坝拦了一块凹地，工厂的废渣用水混合了通过管道排在凹地里。大坝需要有人看守，厂里便在大坝旁边盖了几间房子。父亲帮母亲找了领导，厂里同意吸收母亲为临时工。于是，为了那五十元的月薪，我们一家搬到了山上去住。
当年到山上去的，并不只我们一家，还有老贺。不过他是一个人。
老贺老早就得了一种大概是神经系统的怪病，身体整天不舒服，但无药可救，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他基本是个可爱的人，络腮胡，短短地露出黑青的茬子，手摸上去刺刺的，那种感觉很新奇，很过瘾，惹得我老是忍不住去摸，他也不以为忤。他每天不停地用手摸头，摸至习惯，有时居然手不触头，似乎仅靠那样的动作便能缓解疼痛。厂里照顾他，让他到山上负责。说是负责，其实根本无事可干，但工资一分不少。说到底，作为临时工的母亲，就是在人家的领导下工作。
山上的房子一溜四间，我家两间，老贺两间。虽说并不宽敞，可总比在厂里住职工楼好多了。
大坝既丢不了，又塌不了。因为确实没什么事，老贺便经常回家去住(他也是单职工，老婆在乡下)。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就来住几天。母亲为此愤愤不平：他老贺来都不来，凭什么每月就能挣几百块钱，还有各种福利。我整天待在这儿，却只能拿五十块钱，每月连块肥皂都没有。
还有，他一个人就住两间房子，而我们一家才住两间。
父亲说，谁叫你不是正式工、市民户。
尽管母亲经常因一些琐事和他发生点小摩擦，但我们两家关系基本算亲近的。有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父母都不在，而我还要返回学校上晚自习。他就动手给我做饭，吃的是茄块饸饹，茄块用尖椒炒过，辣得人吸溜舌头，很可口。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炒茄子，总要和尖椒为伍，就是受他这顿饭的影响。他甚至敢和我数落母亲的不是，他说，孔老夫子说了，女人也，小人也，头发长见识短也。后来我才知道，孔子根本不是这样说的。
门口有许多空地，父母便辟为菜地，种西红柿、青椒、土豆、西葫芦和金瓜。金瓜这东西很好，既好吃，又好长，还好放。春天丢几颗瓜子，不需管不需顾，秋天就能收获一大堆，整个冬天都不烂。收获的金瓜放在院子里，靠墙排列，随吃随取。当然主要是我们吃，有时父母也谦让老贺吃，他也不客气。
但吃得多了，父母在背后便有微词。
瓜怕雨淋，干不透便沤烂了。一次大雨将倾，父母赶紧往家里收瓜，老贺看见了，也赶紧帮忙收，谁想他收到了自己屋子里。这下父母有点受不了了，可也不能明说，忍了许久，在母亲的撺掇下，父亲终于旁敲侧击地对老贺说，明年春天，你也往地里丢几颗瓜子，又不费多少事。老贺黑青了脸，天晴后，他又把瓜从自家屋子重又挪回了院子里。
说到底，两家情况基本一样，过得都穷，所以什么都在乎。老贺的两个小子，都早早不念书了。我们居住的山下，有几家铁厂，老贺便把大儿子弄来到铁厂打工。打工打了一段时间，该结婚了，大儿子就回去，二儿子再来。
大儿子虎背熊腰，却是个闷头葫芦。他很有一把力气，一次下雨，山路泥泞，我的自行车轮胎被泥糊得转不动了，一筹莫展之际，正巧碰到下班的老大，他二话不说一把拎起我的自行车就走，步履稳健。
他没事的时候就看书，《今古传奇》什么的。我们全家都喜欢老大。
因为有了老大的对照，老二在我们眼里就显得不堪了。这种不堪，被父母归结为几点，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没礼貌。在山上，因为风大，所以院子的大门总是从里面闩着。老二下班回家，也不叫门，径直用自行车的前轮胎撞，咚咚咚，不开门不罢休。因为老贺很少在，开门的只能是父母，这让父母很生气，很心烦。又终于忍不住了，父母就逮住机会向老贺陈诉了他儿子的恶习，说不定还上纲上线了。
说来也巧，就在当天，我从学校回家(我回家很少，一周一次)。回去后，为图方便也习惯性地用自行车轮胎撞大门。大门未开，老贺怒气冲冲的话就从门缝传出来：以后不能叫门啊，非用车撞!一开门，见是我，收敛了怒气一声不吭回去了。看他这副表情，我很纳闷，这个老贺叔叔一向不是这样的啊。一进屋，父母就既恨又笑地责骂我，说我不争气，刚撂给老贺的话，砸自己手里了。
这说的是磕磕绊绊，更多的时候其乐融融，比如一起看电视，一起聊一个什么事情。毕竟，父亲和老贺曾经是朋友，也一直是朋友。他们住单身宿舍楼时，是斜对门，每天相互在对方宿舍里厮混。说到底，是因为母亲夹杂了进来，关系的性质稍稍发生了改变，但不影响大局。
当时我们两家去山上，厂里配发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可是一桩了不得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母亲做临时工给家庭带来的最大益处，它让我家“拥有”电视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因为老贺经常不在，电视机平素就放在我们家。老贺偶尔来了，就在我们家看。偶尔父母觉得过意不去，就建议电视机放在老贺家，老贺通常推却，但也有搬过去的时候。搬过去后，我们一家就在老贺那边看。
到了夏天，电视机就搬到院子里。我们居所附近，有几座煤矿，矿工是一干浙江或福建人。电视吸引了大批矿工，一到晚上，他们不请自来，或蹲或站，在院子里瞧节目。这时呢，我俨然就是电视的主人，看什么台我说了算。那个调台的旋钮我扳来扳去，他们就随着我的兴趣走，毫无异议。居然每个台的节目都能让他们高兴。
母亲觉得不能让他们白白看电视，于是就提出小小要求：你们矿上不是木料多么，把没用的拿几块来，我做块案板。结果这个拿一块，那个拿一块，木料堆了一大堆，打套家具都够了。母亲当然不是做案板，反正就是觉得木料有用，找那么一个借口囤点东西，便宜不占白不占。再后来，她让父亲找了辆车子把这些木料运回老家，堆满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年收拾老家的房子，这些木料还在，我觉得这些东西根本不会有什么用场，便让村里的亲戚拉走了。母亲听说后，惋惜不止。
不顾一切地往家收罗东西，管它有用没用，是母亲的习惯与爱好，也一直为我们所诟病，但她乐此不疲。
想来那时的社会治安真好，我们一家孤零零地住在山上，愣是平平安安地待了好多年，别说杀人越货，就连小物件都没丢过。后来我做了警察，见证了无数血腥事件，觉得我们能够逃脱那些潜在的危险，真是侥幸。
4
终于有一天，煤矿的巷道拱到了房子下面。随着地下一声炮响，山墙上突然裂了一条大口子。再住就很危险了，容不得多想，父母和领导打了招呼，重又搬回了厂里。
那是1991年。
当时父亲已从车间调到了厂劳动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负责工厂主业之外的三产经营及职工福利保障。公司大院里，有两排简易工棚，虽砖瓦结构，但墙体薄得要命。我们占据了两间重新安家，每间比山上的还要小一点。举手投足，更加逼仄。
也只是小那么一点，按说和山上比起来也没什么大不同的。问题是，我的“心大了”。或者说，因为我人大了，所以“心大了”。在山上后期，我已上了高中。班上，就有山下那个村子的同学。每次回家，我总避开和那个同学同乘一辆车，为的是不在同一个地方下车。他们知道我家在电厂，说不定想着有多么荣光呢，竟不知道是这么荒僻的地方，还这么小的房子。
这是虚荣心，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的可怜的自尊。
就两间房子，所以怎么排列组合都令人不满。一日三餐，做饭是大事，一间房子先得辟作厨房。一日两觉，睡觉也是大事。我和姐姐都已不是孩子，一家人，不可能在一间房子里睡，所以厨房里另放一支单人床。饶是如此，却总有别扭之处。这种别扭，仅在家庭内部，靠那种融融亲情总能化解。让我们难堪的，是如何面对外部，也许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可我老是担心他们会疑惑，我们一家人怎么安排睡觉?
更要紧的，姐姐已经到了婚嫁年龄。这样的家，如何迎接女婿登门?姐姐容貌不差，工作又好，我们的居住情况，却让她的整体条件大打折扣，虽然影响尚不明显，却总让人怀一块心病。
因为这个变动，本已是临时工的母亲宣告“失业”，为此她耿耿于怀。好在一年以后，父亲又为母亲寻得一份工作，门卫兼整个公司大院的卫生，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钱。
不要看着钱多了，物价涨得更快，总把工资抛在后面。
另和山上不同的是，母亲有了平生第一次福利。服务公司就是为职工发福利的，近水楼台。虽说临时工对半，也让母亲很高兴了。
卫生好打扫，门卫却不好做。公司经营了一大批卡车用于拉煤。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车进进出出。出，开大门，关大门;进，开大门，关大门。门房里就放了一张桌，一把椅，一条长凳，连支床都没有。如果上夜班，打瞌睡也只能坐着打。仅一年，母亲的眼圈周围就变得皱纹重重。
假期时，我曾经帮母亲值过夜班，那种寂静与清冷深入骨髓。后来我做警察，每当工作熬夜的时候，我总想起那时候的母亲。
现在说说父亲。父亲是老三届，当年所谓的高材生。他从村小到公社高小再到县初中、市高中，后被省山大附中以滑翔员招走，作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备力量重点培养。19岁入党，进入校“革委会”，在学校已能叱咤风云，突然一夜间，近在咫尺的辉煌前景哗啦成了碎片。还好找了一份工作，靠着他的才能，很快便在厂里站住了脚，却因为两地分居调动了工作，来到这个电厂。这个厂派性严重，电校生抱作一团，党同伐异，排挤一切“集团外”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父亲深受其害。
这样的外部环境，偏偏又遇到了父亲刚正又固执的个性，所以，他的才学、魄力和能力，只能让他永远做挂在宣传栏上的劳模，却不会给他一官半职。他给家庭的好处，就是那一次次去省城开表彰会回来作为奖励的铝锅，床单，被罩，还有一厚摞奖状和荣誉证书。
突然有一天，社会上兴起买城市户口，那种风靡一时的蓝印户口，五千元一个。母亲便央求父亲买一个。父亲说，以前转市民户，是为了分供应粮，现在咱们粮食足足够吃。你没看，买户口的都是年轻人，为了当兵、招工什么的，你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当兵，又不招工，买户口做什么?
母亲虽然怏怏不悦，到底同意了父亲的看法。
关键是，他们都知道家里有多少余钱。5000元，在当年，在我们家，那算一笔巨款。
值得一提的是，那几年，我家总算有了第一支银行存款：600元。
1993年，我上了大学，成为我家第三个“市民户”。上大学的几千元钱，是父亲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的。
姐姐的婚嫁迫在眉睫，房子仍旧是全家人的心病。大学第一个暑假，两个同学突然误打误撞来找我玩。他们虽什么都没说，我们的居住条件却让我窘迫，也让父母窘迫。
那几年，父亲也不知冲撞了什么，反正是流年不顺。一方面身体不好，患了很严重的颈椎病，腿不听使唤，上台阶时，觉得抬够高了，其实还差一点，结果啪嚓摔倒地上，于是颈椎病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心情也不畅快，老受单位领导排挤。他过劳动服务公司，是起先的经理看中他的工作能力，把他从车间挖过去的。这个经理也是一个电校生，但和同是电校生的当权派略有分歧。他想让父亲过去担任副经理，自然没得到应允，只好任命为办公室主任，算他一个大管家。听着叫主任，其实没有什么级别，不受厂里承认。服务公司算个好单位，这个职位很快就被垂涎已久的别人占了。他被挤走后，父亲的处境更加艰难。
有一段时间，父亲大量脱发，脱到头发所剩无几。我便用生姜帮他在头上擦。生姜效果还不够好，便用白酒泡朝天猴辣椒帮他擦，硬是让他的头发长了起来。
父亲终于在服务公司待不住了，便主动去了别的地方。
但母亲仍是公司的临时工，一些人便把矛头指到母亲身上，对她的工作故意挑剔，没事找事。一次，一个副经理在指责母亲时，母亲委屈得受不了，打电话告知了父亲。父亲怒气冲冲跑过来，当即和这个副经理发生了严重的争执。父亲已经抓住了他的领口，要不是大伙儿拦着，那家伙几乎要被痛揍一顿。父亲准军人出身，年轻时体育十项全能，凭他的底功，揍那个家伙不成问题。
何况还有压抑许久的怨气和怒气。
当时我正好在家，见证了这一幕。我无法从客观的角度判断这个家伙是否该打，但我当年认为他的确该打，即使现在也认为他该打，谁叫他惹我母亲，惹我家?如果父亲吃亏，说不定我也会扑上去。
后来父亲说，其实那个副经理还不算公司最坏的，不过谁叫他不长眼，撞在了枪口上。活该!
这个事情以后，那些人对母亲的态度收敛了许多。
因为颈椎病，父亲每年都要在姐姐所在的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一次住院期间，姐姐说她一位朋友家的房子要卖，四万多元——他们斗胆设想在城里买一套房子。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他们都按捺不住了，决定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于是，父亲便在医院分别给他几个算是有钱的朋友打电话。这次借钱，再次证明了父亲的人缘，他们都答应借给父亲，最大的一笔八千，最小的一笔也有五千。那时还不兴打借条，父亲便委托母亲分别去取钱。
最后，还差几千元，父亲和母亲想到一家有钱的亲戚。这个亲戚获悉父母的想法，风风火火赶到医院。他嗓门很大，所以说出的话更加不中听：我倒是可以先借给你们这笔钱，但我儿子明年就要完婚，那时你们可得还上。问题是，你得考虑你有没有偿还能力?
一个“偿还能力”，让父亲打了退堂鼓。房子终是没有买成，父亲让母亲把已借到手的钱分别退了回去。
这个事情，给了他们一个共识：亲戚不如朋友。很长一段时间，父母都把这句话挂在口上。
厂里新盖了一栋家属楼，一批双职工搬到了新楼，这样便空出了一些旧房子(这些旧房子位于老家属院，虽说是平房，但内部是单元房设计)，重新分配。分配的条件是，首先是双职工(主要是新进厂没分过房的年轻夫妇)，其次是副科级以上的职工，再次是家属为城市户口的单职工。
母亲当即埋怨父亲，前几年让你买户口你不给买，这不，分房了，没份!
父亲的愤怒却不在这里。前不久，曾经和他一道在车间工作的同事升任厂长，他知道父亲的能力，想把父亲直接提拔为一个车间的支部书记(正科级)，上会研究时，被一个副厂长坚决搅了下来。
其中缘由，父亲一时也说不清。应该说，父亲曾经和这个副厂长一度走得很近。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内部见证家属房的结构，就是在他家。
若干年后，父亲将原因归结为嫉妒。
不管怎么说，父亲失去了分房的条件。但这一次，父亲出离的愤怒了，他去找厂领导理论。他说，我曾经在最艰苦的车间、最艰苦的班组干了那么多年，我曾经一次次地当全省电力系统的劳模，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如果不给我房子，从今天起，我就去告状!
他的愤怒显示出一种玉石俱焚的决心和力度。终于，领导害怕了，也心软了，把最后一套房子给了他。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后来父亲描述这个事情时，我认为他们是害怕了，但父亲说是心软了。他说，毕竟厂长和我一道工作了那么多年，所有苦活累活都是我给他扛着，他能不顾及一点情意?父亲到底是个善良的人。
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两室一厅外加一个厨房，内外都破旧不堪。父亲找人把内部粉刷了一遍，姐姐亲自去挑了一套不值钱但很漂亮的家具，一摆，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在这所房子里，姐姐和我先后结婚。父亲堂堂正正、风风光光地把闺女嫁了出去，把媳妇娶了回来。
物质生活，毕竟是人的底气，不服不行。
母亲仍旧做临时工。新居所离服务公司有几里地，母亲不会骑车，每天走着路上下班。
直到1996年我参加工作，母亲才决定不上班了。辞别工作的那段日子，母亲兴味索然。她已虚岁五十，她知道，她此后的人生，再和“工作”无关了。
5
人生的诸多隐痛，就是某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认命了，反倒心安。
从此后，母亲踏踏实实做一名家庭妇女，侍候还在上班的父亲，期待周末我们回家，给我们鼓捣好吃的饭菜。
1999年，姐姐单位团购房子。此前，姐姐夫妇已经在别处买了房子。我已届婚龄，父母当即决定以姐姐的名义为我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这次，他们甚至没有鼓多大勇气——家里花钱的人逐渐变成了挣钱的人，短短几年，他们就有了些积蓄。
又过了两年，社会上突然又兴起了小城镇户口。规定说，只要在城镇周边有固定收入有固定住址的农户，均可申请转为非农户口，而且，几乎没什么花费。因为父亲所在工厂就在城镇周边，且像母亲这种状况的家属很多，所以厂里统一组织办理。
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了，于是，花了不到二百元钱，母亲转为城市户口。事情来得这样简单，又这样突然，不要说母亲没想到，连我这个在公安局工作的都没想到。母亲终于成了我家最后一个“市民户”，圆了她大半生一提起就放不下的梦。
最后一道手续，是回原籍迁户口。当时我正巧在原籍派出所办理一桩案子，当时好像还差一道什么无关紧要的手续，我和户籍警打了声招呼，先把户口给办了回来。后来，母亲每逢和人说起自己户口的来历，总把因为我工作关系带给她的这一点便利挂在嘴上，似乎这样更让她荣光，更让她心满意足，就像原本不错的饭，又加了一味好佐料。
一顺百顺事事顺。办户口是上半年的事，下半年，厂里突然要分配新修的两栋家属楼，因为母亲成了市民户，所以无可非议在分房之列。
这是真正单元楼。由于父亲的资历，他们分到了最好的楼层，二楼。
那首歌怎么唱的?“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母亲真是高兴得落泪了。
在新房里住了三年，父亲退休了。父亲退休之时，也正是我儿子入学之时。或者说，我们迫不及待等待父亲退休，因为我们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只好锁了他们的新房子，跟随我住进了城里，接送孩子。他们说，到周末和假期他们回去。但我们夫妻工作都忙，很少有像样的礼拜天，所以他们只好这样持续地住下。结果，一住就是十年。
他们的新房子，也锁了十年。
十年里，不断有人建议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他们起初推托说，说不定哪天就要回去。后来，我们夫妇又买了新房子搬出去另住，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也许此生不会再回去了，还是没计划把房子租出去。
我了解他们，房子是他们的宝贝，他们容不得任何“侵犯者”。他们说，那么雪白的墙，别人会爱惜?给咱弄脏了怎么办?
不租就不租，租出去每月也不过三二百元钱，从哪里省不出来?
钱难道是最重要的吗?有时是，有时不是。起码在这三二百可能的收入上，他们认为不是。
我也认为不是。
何况母亲是特会攒钱的人。他们夫妇常常为可怜的家庭财政大权发生争执。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掌握着自己的工资本，但每月给母亲几百元日常花销钱，母亲简称为“买菜钱”。过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悄悄和我说，她又从“买菜钱”中攒下了多少多少。父亲佯装不知，但一遇家庭大事需要凑钱时，他就会向母亲求救。百般央求加激将，母亲只好很不情愿地把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凑到大盘子里。
当然，在拿出钱的那一瞬，母亲还是很得意的。
只不过，她自己没有钱，她攒的是父亲的钱和父亲给她的钱。
老天似乎知道她的心病，垂怜她似的，又一次锦上添花。让她六十四岁时有了自己的“退休工资”。
2011年，突然有了政策，曾经在国有企业上做过临时工的人，如果补交一定数量的养老保险费用，可纳入国家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范畴。“社会养老保险”，对母亲来说是新名词，其实，父亲退休后领的就是这种钱，但他们更愿意都把它叫作“退休工资”。
无论“退休”，还是“工资”，这些字眼都证明他们曾经“工作”过。“社会养老保险”，叫着多别扭!
钱需要补交差不多四万，但政策很合理，很人性，如果你有生之年从社保所领取的钱不足这个数额的，剩余的一次性退返。倘你长寿，你就能无限期地把“退休工资”领下去。他们算了一下，不计“工资”上调，不出六年，他们就能把缴的钱给领回来。于是，父亲代母亲缴了这笔费用，母亲有了自己的“退休工资”。
结果，这几年政策好，他们的“退休工资”不断上调。一有上调的消息，他们就守在电视机旁看新闻验证消息真伪，有时还让我上电脑上查询。短短几年，母亲的“退休工资”已经从最初的不到五百元，调到了八百多元，这样算来，不足四年，她就能够把“本钱”给收回来。
“本钱”，呵呵。
更让人高兴的是，去年年底，取暖费上调，我们全家每人涨了一千元，四个人的取暖费加起来几近万元。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了。
每到领钱的那几天，她就和父亲拿着存折本到银行“打本”，听着打印机喀喀嚓嚓的声音，心满意足地端详着存折本上的数字，享受着期望变成现实的快乐。
然后，凑一个整数，存成定期。
母亲对父亲说，每月花你的钱，我的攒着。
父亲笑着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