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号下午5时许，我正在由北京返回太原的高铁上，忽然接到机关办公室副主任吴孝仁先生的电话，说，段杏绵老师刚刚过世。我有点不相信，年根时我在巷子里遇到她，还说你今年身体真不错呀。她也笑着点头，很认同的意思。她的笑是一绝，虽则已然笑到了85岁，还是那么温绵高雅，一如她那美丽的名字和外表;作为著名作家马烽先生的夫人，这种笑又别具不借其光的民间谦和之美。而她的为人又一如她的笑。马烽先生过世之后这几年，家里总不免有些事得她出面，凡要我帮忙时，电话里一开口就是：我上去吧。我是晚辈，又住四楼，哪能让老人家爬高?可她真不是客气，你不挡驾准上来。一辈子就是这么个实在人……现在她突然消失了，让人一下缓不过劲儿来。
我是个信命的人。又一想，段老师与马烽先生恩爱了一辈子，一定是再也不想忍受夫妇分别之苦，就急着会面去了。这么一想，心里还好受些。生死相随，不就是人类感情中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吗?
他们的爱情故事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性格烙印，说起来很有点意思。我在为马烽先生写的《栎树年轮》里，有过专章记述。现在选出相关部分，以为纪念。需要说明的是，我那部拙著的结构，由两大板块组成，一是马烽先生的“口述实录”，一是我的“诠释”。其中这一章节也是如此展开。
马烽先生的“口述实录”：
进城以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工作的压力也不像在山上编报纸时那样大了。文协机关名人多，年纪较大的也比较多，有好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小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创作组虽然人不多，可是比我年纪大的，比我年纪小的都结了婚，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一间房子。这时候，无论领导或同志们都催促我赶快找对象结婚。在山上的时候，一方面工作忙，女同志又少;一另一方面也并不显得我最大，和我在一起工作年龄差不多的也有好几个没有结婚，所以我也不太着急。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的年龄已不算小，我又是我母亲的独生子，她早就催促我结婚，看来婚姻大事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也有点着急了。在北京的亲戚，我的姐姐、叔叔和堂妹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他们也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不合适，不是家庭出身复杂，就是本人不爱好文艺，没有共同语言，有的又年龄太小，总之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于是我的婚姻问题竟然成了我们创作组的老大难。大家为我着急，一些认识我的同志见面总是问：“找到对象没有?”他们背着我也在商量办法。我的老母亲也一封一封信写来催问，后来干脆不是催我找对象而是要我带着对象回家结婚。这个时候我也真正为这事苦恼起来，怎么就遇不上个合适的对象呢?
后来，我们创作组来了个胡丹沸，他从河北省调来，原来是冀中火线剧社的编剧，他执笔写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也编人了中国文艺丛书，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们岁数差不多，也能聊到一起。有天他从外边回来，兴冲冲地对我说他给我物色下个对象，是河北省话剧团的团员，二十来岁，据说人品很好，人样子长得也不错。再问别的他就答不上来了，连姓甚名谁也忘了。因为他对女方也不熟悉，他是听郭维两口说的。郭维是谁?我并不认识。胡丹沸告我说他是河北话剧团的团长，也是导演，最近调来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从事电影工作(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去看他，闲谈中就给我打听到这么个对象。我对胡丹沸的关怀很感激，不过这是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听完就完了。谁知过了几天，郭维和他爱人闫争来了，还带来他们团的一张集体照片。前排蹲着一些女同志，中排坐着的是团里的领导干部，后边站着的是普通演员。胡丹沸开玩笑要我在这些女同志中选一位看得上眼的。她们穿的是解放区的灰布军装，戴着帽子，又都是蹲着的，我看了半天，除闫争之外，觉得其中有一位大大方方比较顺眼。郭维笑着说：“这可巧了。我介绍的就是她!”
我和郭维夫妇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又有胡丹沸的介绍，因而很快就熟悉了。郭维告我说，这个女同志叫段杏绵，家在农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所以她也很单纯。今年二十二岁，是新人党的党员。她演戏不行，可对文学有兴趣，曾和别的同志合写过剧本。闫争说她人很正派，不爱多说话，也不喜交游。郭维说：“坦率地讲，我们对你也做了一番了解。我们要对这个女同志负责!我们觉得你这个人老实，还靠得住，你俩正好是一对，因而乐意做这个红娘!”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觉得基本条件都合适。可她在保定，我在北京，连面都没有见过，下一步该怎么进行?谁知这事郭维已经考虑好了。他说闫争和她是要好的朋友，写封信约她来北京玩玩，不就能见面谈谈了。
过了不久，有天郭维打电话要我即刻去他家。电话是别人转告我的，没有说干什么，但我猜想一定是介绍对象的事，一定是段杏绵来了。郭维家住在护国寺电影局的宿舍院。当我匆匆赶去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段杏绵虽然把头发改梳成了两条小辫，但面貌却深印在我脑子里。看起来比照片上瘦一些，个子却不算低。当闫争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我发现她脸忽然红了。显然闫争已经和她讲了请她来北京的目的。郭维不在家，闫争说她要收拾家务，要我们到公园转转。我们两个人起身出来，我领她乘有轨电车到地安门下车，买票从后门进入了北海公园，来到五龙亭茶社。这时北海的水已抽干，正在挖多年沉淀的淤泥杂物。公园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游人。来到这么个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我们也不是来游园的，我们选了一个茶亭坐下，要了一壶花茶和四碟干果。我对谈情说爱真是束手无策，可是我是男同志，人家不开口，我总得说话吧。我只好说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以及个人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我说完了，她还不开口，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把吃的东西向她那推推说：“你吃，你吃。”她拿了几颗瓜子慢慢嗑着，还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态度，心里忐忑不安，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两个人呆坐了一会儿，没想到她也如法炮制，和我一样说了她家和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母亲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家里有一处小院子，有十几亩地。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是村里的青年干部和基干民兵，“五一”大扫荡那年牺牲了，半年后嫂嫂有了个女儿。嫂嫂还年轻，后来就改嫁了。如今她爹娘都已年过六十，老两口一心在养育着小孙女儿。谈起这些事来，她眼圈都红了，我也忍不住叹息。接着她也谈了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理想，也谈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在这环境优美的北海公园里，我们不是在谈恋爱，而像在整风会上交待问题。不过事后证明我们当时谈的都是真情实话。
她谈完，我们又无话可说了，可是我又急于想知道她的想法，我硬着头皮说：“胡丹沸和郭维同志热心给我们介绍，我没什么意见……”她仍低着头说：“先互相了解了解吧。”我忙点头说：“对，对，这也好。”于是我们默默地吃瓜子，我觉得光这样坐着也不是个办法，虽然还不到中午，我约她到白塔下的仿膳去吃饭，她谢绝了。她急于要去找闫争。说她下午还要赶回保定去。我只好把她送回电影局宿舍门口，握手告别。
自从这次见面以后，胡丹沸就催我赶快写信联系，过了几天，我就寄给她一封信，回信也很快来了，从信上的态度看来她是愿意友好下去。从此，我们就不断有书来信往。渐渐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志们知道了这事，都催我速战速决，赶快结婚。我在信上提出了定婚问题，她倒没拒绝，先是说这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她必须和家里人商议商议。她父母以前就讲过，要她找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没有儿子，就靠她这个女儿养老送终哩，不希望她嫁个外路人。后来她来信说，经她把我的出身、经历、人品、文品向两位老人做了介绍，她父母也就同意了。这封信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喜讯，全创作组人听了也都为我高兴，都劝我趁热打铁，快快结婚。正在这时又传来个好消息。
有天丁玲召集我们创作组的人开会。她告我们说：中宣部不同意办文学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起来的。倒是赞成先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暂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由她负责进行筹备。她要求创作组全体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争取早日实现。我们听了都很兴奋，都乐意为这一文学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接着又谈了谈教学方针、筹备计划等问题。会议结束后，丁玲同志忽然问我：“听说你最近找到个对象，急于想结婚?”我想这事很可能是陈淼告她的，因为当时陈淼已调去给她当秘书。接着康濯他们都说确有其事。丁玲又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告她说：对方在保定，她想去戏剧学院学习，可现在戏剧学院还不招生，她也就来不了北京。丁玲说：“这好办，先把她调到文协来，结了婚再去戏剧学院也不迟。这事我来帮你办!”我说：“那我真要谢谢你了。”她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嘛!”
当晚我就给段杏绵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她这一消息。过了两天，胡丹沸给我送来一封信。他当时已调到了文协办公室。他告我说这是丁玲给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胡苏的信，说的就是调段杏绵来文协的事。他还告我说，胡苏是晋察冀的老文艺工作者。有丁玲的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办理的。他还说，你宁可在保定多住几天，也要等到调动手续办好，一同回北京来，免得夜长梦多。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火车赶到了保定，找到了胡苏。胡苏是个大个子的中年人。他看了丁玲的信之后，热情地和我握手，他说他曾经读过我的作品，然后就安排我去招待所住下。临别时还说：“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由我办理。”胡苏走后我就去了话剧团，门口收发问我找谁?我说了名字，他就大声向院里喊道：“段杏绵，有人找!”很快，段杏绵就跑出来了。她一见我，显得又惊异又兴奋。她没有请我到院里去，而是悄声说：“咱们到莲花池转转去吧!”说完匆匆领我离开了剧团门口。
莲花池是保定城的一大景观。但因连年战争，池塘里只有点水而没有了莲花。岸边长着倒垂杨柳。有一些老头们围在一起踢毽子，他们用各种动作表演各种踢法。也有人边散步，边两手各握着一些铁球玩。后来听说这都是保定人的健身之法。我们肩并肩沿池塘走了一圈。来到一家饭馆门口的时候，太阳已快正午了。她老老实实地说：“我真想请你吃饭，可我没带钱。”那时候我们都是供给制，一个普通文工团员，平常身上不可能装着钱了，我领她走进饭馆，只见楼梯旁墙上贴着“楼上雅座”的条子，我们就上了二楼。这里客人不多，也很清静。我俩选了临窗的一张桌子，这里有太阳照射，也能看到莲池的景色。我点了几个小菜，还要了一壶酒，想和她共饮一杯，以示庆贺。可她滴酒不沾，我只好自斟自饮了。她告我：她没有来过饭馆，昕别人说这里的炒饼最为有名。于是我要了两份炒饼，还要了碗蛋汤。炒饼堆在盘子里，像半个圆球，上面罩着像鱼网一样的炒鸡蛋。那鸡蛋不知是怎么炒的，看起来倒像一件工艺品，吃起来相当可口。这是我俩第一次共进午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饭后，她把我送回招待所。我因喝了二两酒，她一走我就倒在床上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一看手表，已快下午五点了，只见胡苏正坐在对面床上抽烟。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早来了?怎不叫我!”他笑着说：“我见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惊了你的好梦!”接着他又说：“你来一趟就要把我们的人挖走，太便宜了。你得为我们尽点义务。”他说调动手续还得等两天才能办好，他要我趁这个空儿给文学青年爱好者做一次报告。我只好答应了。我真没有想到，调动手续办得那么顺利。隔了两天，胡苏就把介绍信、党的关系以及封了口的档案材料都交给了我。我说：“这样明天我就可以和她一块走了?”胡苏说：“当然可以。你怎么去叫段杏绵?这事剧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你去了，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要起哄，你可不好招架啊!我回家路过替你告一声吧。”我感谢他想得周到。他离开的时候，要我回去向丁玲及创作组的那些熟人们问好，还向我开了句玩笑：“没想到，你这个山西老西儿，竟然把我们河北的一位漂亮姑娘挖走了!”我笑着说：“这里是晋察冀边区，山西、河北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嘛!”
第二天早饭后，我匆匆跑到话剧团，远远就嘹见段杏绵站在门口张望。她见我来了，忙跑回收发室提出行李和挎包，笑着说：“咱俩赶快走吧，要让那些人追出来可就麻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三轮车过来，我们同坐一辆车，直奔火车站。当天就回到北京城了。
段杏绵一调来，创作组的人就催促我赶快结婚。段杏绵还想往后拖，但人已经来了，也就由不得她了。婚期定在了七月八日。这时间好记，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十三周年第二天。康濯自任总指挥。这是文协成立以来第一件婚事，各有关单位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亲朋好友，都打算送些小礼品表示祝贺，康濯就协调他们谁家买洗脸盆，谁家买热水壶，谁家买枕巾……免得重复浪费白花钱;我和段杏绵则是忙着去区政府登记领结婚证，去照相馆拍合影，以及采购招待客人的烟、茶、糖果等。
八号那天，我叔父、三姐、堂妹都来了。段杏绵在京没有亲属，介绍人郭维、闫争就算是娘家人了。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老战友孙谦、王之荷夫妇来了。他们是不久前才从长影调来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任班长，竟然在北京参加我的婚礼，这也算是巧遇了。另外来的还有我新结识的作家柳青、萧也牧、杨朔等人。
文协食堂这天特意加了两个菜，全机关会餐。另外还在主席团会议室摆了两桌酒席，招待外来宾客。我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而是让大家在我们的两张结婚证书上签名留念。住在文协机关的领导人沙可夫、丁玲、艾青，《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肖殷，《人民文学》秦兆阳以及创作组成员和来宾们都签了名。当时丁玲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结婚有这么多人证明，这是最合法不过了!”这两张结婚证应该说是最值得永远保存的纪念品，可惜在“文革”中毁了。
我们结婚虽然是在大城市，但仍然是解放区式的：简单、速成。婚后，丁玲同志对我们说：“按说应当让你们去度蜜月，可马烽还有别的任务，你们就到颐和园去度蜜周吧!”那时北京市把颐和园里的许多空房子，临时分配给各机关做休闲疗养之用。文协分到的一处叫云松巢，那是一处有围墙的小院，丁玲的母亲蒋老太太住在那里。我们则住在附近一处叫邵窝殿的房子里。事先丁玲同志就已安排好，要我们和她母亲一块吃饭。两个土生土长的土八路，竟然到西太后的夏宫度蜜月来了，两个人都兴奋异常。段杏绵初来北京，没来过颐和园，正好每天陪她一起转悠。可以说把颐和园的各处景点都看遍了。白天，各种各样的游人很多，到处都很热闹。一到傍晚游人散尽，整个园子都显得冷冷清清。除了去云松巢和蒋老太太聊天以外，没有别的去处，也没有认识的人。而蒋老太太已经是奔八十高龄的人了，每晚早早就要休息，我们只好早早回到邵窝殿。
邵窝殿是山坡上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很像小庙里的大雄宝殿，可是没有别的配殿，也没有院墙，周围只有一些树木花草。白天，有时还有些游客来光顾，从窗户上向里张望一番。夜晚安静极了，除了能听到昆明湖边上的蛙鸣外，没有一点声响。可以说这正是谈情说爱的最佳环境。我俩除了聊天就是在灯下看书。这种神仙般的生活过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回到了机关。
我的“诠释”：
马烽先生这里说的双喜临门，明显一是指自己的新婚大喜，一是指办起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其实何止这两喜，跟着大人物郭沫若参加中国人民代表团出国访问不是一喜?得到《吕梁英雄传》版税这“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多的一笔财富”不是一喜?人走鸿运，喜事太多，小的就略去不计了。
说到结婚，这一年，马烽先生28岁。即便按现在的《婚姻法》衡量，他也够得上一个晚婚模范了。另外，他是先立业后成家。这也是一般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成功模式。也许还会有人眼红说：瞧马烽先生的爱情婚姻多顺利，多成功，一炮打响啊!关于这最后一条，也不尽然，此前有过那么一段“情场失意”哩。他未曾透露过。.但西戎先生替他泄了密。现在事过50多年，说出来也算不伤大雅的一段佳话吧。
据西戎先生讲，情形是这样的：1946年春天，《晋绥大众报》新调来辛景月、宏流等热心新闻工作的编辑人员四五人，其中还调来一位刚从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毕业的妙龄女编辑(按马烽先生记载，新来者除上面提到的两位外，还有一位叫田平，一位叫卢玲。从此，“枯燥呆板的编辑生活，因为有了异性参与，说笑起来，人们也有了精神。编辑部除了一两位有孩子的老编辑，绝大多数还都是快乐的单身汉。好容易来了这样一位妙龄女郎，好多人便跃跃欲试，心里都在暗自打主意。……马烽和我同‘龄，也是一位快乐的单身汉，提拔(总编)以后变成了县团级，具备了结婚条件……这时，我们的社长郝德青同志因为曾在新民主主义学校当过校长，和我们编辑部新调来的这位女士比较熟悉，出于对干部的关爱，他便主动给马烽当红娘。他把此事告诉了马烽，马烽当然十分乐意，对社长很感激，也就主动去找这位女士(是谁?西老还是没有透露——笔者)，下午相约去村外散步、聊天，加深彼此的了解。没有过了几天，马烽和这位新来的女编辑交谈了几次，发现女方对他没有多大热情，心里便有些凉了。后来他又找女方散步，女方干脆告诉他，她心里已有了爱人……”这个爱人不是别人，正是西戎先生(当然，最后西戎先生也未能成为她的爱人，反而为她伤透了心)。
真是庆幸得很，多亏她当年没有看上马烽先生，不然，哪会有今日这场堪称中国文坛之最的“豪华婚礼”!说豪华，不是花钱多，排场大，而是一种用钱买不来，有钱也讲不成排场的“超豪华”。你想想，文坛巨星丁玲先生亲自写信“调”新娘，实际也成了主婚人;具体操办的大总管及其一批办事的是著名作家康濯、田间、胡丹沸、邢野等;送礼的单位是《人民文学》、《文艺报》之类;出席婚宴的来宾也都绝非等闲之辈，沙可夫、艾青、陈企霞、肖殷、柳青、萧也牧、杨朔，还有孙谦、王之荷等等;再说何处度蜜月，云松巢、邵窝殿，都是慈禧太后的地界;最难得、最稀罕、最无价的是那一张众作家签名的结婚证，真个是空前绝后，再不会有第二份的了……你说这豪华不豪华?该不该叫做“超豪华”?
最后要说的是，马烽先生的夫人段杏绵女士，年轻时不仅漂亮，而且单纯朴实，可谓闺中一凤，就是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她依然气质高雅，品德淳厚，是有口皆碑的贤淑夫人。对于马烽先生来说，这才是他一生之大喜!
马烽、段杏绵老师!你们在地已是连理枝，如今在天又成比翼鸟。人的一生，成功的事业之外，再得一段美满爱情，夫复何求?好好享受那无穷无尽(这才是真正的无穷无尽啊)的幸福吧!只是别再理会那个叫什么马克思的疯老头，他根本不懂中国的事哈!他年周宗奇再见你们时，只要你们乐意，我会为你们老传再续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