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依然决定回老家过年。
本来也是可以不回去的，因为元旦前岳父病故，我与妻子已回老家跑过一趟。参加完丧事后，我又在父母家待了两天，“回家看看”的目的似已达到。
不过，常识告诉我，亲人故去，就更应该把年过到老家了。于是回家过年似乎成了一件没商量的事情。
但儿子却犹豫着。他不大情愿回去。他想一个人留守京城。
这种想法似乎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有些意外。去年过年回家，儿子就对老屋的冷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父母的家里自然是没有城里的暖气的，虽然炉火烧得很旺，电暖气也开着，晚上睡觉时还要插上电热毯，但那三间堂屋依然冷得拿不出手来。老实说，这种居家环境连我也得适应两天，何况没受过苦的儿子。
但是我想，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者说，这简直不是什么困难，当然不能成为不回去的理由。
于是，我与妻子开始轮番说服。
我说，你爷爷奶奶和姥姥可是想见到你啊，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他们。我还说，他们年事已高，现在是看一次少一次了。你去年还见到了姥爷，今年却再也无法见到。我甚至说，如果在老家待不住，我们只住五六天，快去快回。
儿子不置可否，他只是答应再考虑考虑。
回家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儿子终于给我答复了。他说他还是不想回去，理由是他想在寒假里多读几本书。眼下中文书正读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法文书读着加缪的《局外人》，英文书读着奥威尔的《1984》。他觉得他渐渐调理出了读书的心境，回家一折腾，书就读不成了。
这确实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儿子在北大念法语，升至大二后开始辅修中文，一学期的课就选得很满，真正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得可怜的。学期末时，他给我提供书单，让我为他买法文书《恶之花》与《追忆似水年华》，购中文书《巴黎高师史》、《剑桥艺术史》、《西方美术史十五讲》、《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苦炼》、《法国概况》等等，他似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
儿子终于知道正正经经读书了，这让我欣喜，但读书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于是我说：“可以带着书回家读嘛，我们过我们的年，你读你的书。”
妻子也在敲边鼓：“就是，读书读得连亲情都不要了，读书还有什么用?”
在我们的攻势下，儿子沉默了。但他看来并不想屈服。
又僵持了两天，我发话了。我说，过年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你要是回去不高兴，这年也过不好。若是实在不想回，就算了。
妻子开始给他置办年货，但也只是买了几包速冻饺子。楼下有食堂，那里应该不休息。饿是饿不着的，但吃得怎样就很难说了。我甚至还给他想好了退路，若是嫌小区的食堂不好吃，可以回学校吃住。
但妻子还是暗暗期待着，期待临到最后儿子能给我们一个惊喜。但我们并没有等来这个惊喜，便只好把他撂下，驱车七百多公里，回了老家。
两个弟弟两家人，再加上我们半家，全都汇聚到父母那里，年还算过得热闹。但少了儿子，总觉得哪里出了点问题。而我们临回北京时，母亲还在念叨：“唉，豆豆今年没回来。”看得出来，父母心里还是有些失落和遗憾的。
而这个年，我也过得有些伤感。当然不全是因为儿子，但也不能说与他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回家不久，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或失策。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显然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儿子年少时，我实行的是极权制，这种事情不可能与他商量。当我觉得有必要实行民主制时，却没想到遇上了麻烦。或许这就是民主的代价?
关于家庭民主，我想我与儿子很可能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按照我的理解，民主中不光有自由选择，而且还应该有责任伦理。争自由当然是重要的，但只想争自由，没想担责任，可能就会变成钱理群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于是我想告诉儿子，他这次不回家，结果可能是他一个人高兴了，好多人不高兴。
我还想提醒他，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始终亲如手足。
家书失踪记
还是不死心，正月初一快晌午，我又一次去到那院新房子里，翻箱倒柜找家书。
新房其实已是旧房，那几间房屋修盖于1988年。在农村，修房盖屋是大事，父亲那时攒了点钱，便去找村干部划地基，决心在他手中盖一院房子。但省吃俭用攒俩钱不容易，也不富裕，他便只好包工不包料，把我们弟兄三个、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发动起来，仿佛当年的农业学大寨。后来父亲每每提起那院房子，总会说：满打满算七千块，连窗帘都置办下来了。说这话时，父亲显然流露着某种自豪。
而那年暑假，我大部分时间也在工地张罗，晒得黑不溜秋。那时我正在处对象，工地甚至也成了谈恋爱的场所。对象的父母不放心，派人找到施工现场，我只好送她回家。后来我才知道，未来的岳父岳母第一次见我是相当失望的，他们心里嘀咕：这是哪里来的民工?
一年之后，我结婚办喜事，新房也就成了洞房，但我只是寒暑假回家小住。
父母原本是想让大弟弟成家后成为这院房子的主人的，但又一年之后，弟弟犯事入狱，一去三年，新房也就闲置起来。而父母似乎也更愿意在老房里住着。老房的破败，与父母焦灼、无奈、压抑乃至荒凉的心境似完全吻合。
老房是我爷爷奶奶置办下的。据父亲说，当年买那几间房子用了180块大洋，合50石小米。那是1938年春天的事情。
1993年，弟弟出狱后成婚，父母也乔迁新居。但五年之后，他们又重回老房。父亲说，就是那次搬家，我的书信也跟着挪了地方。
那些信是从1981年写起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远离了父母，写信便成为我报平安、说事情的主要形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读博士时。后来，打电话越来越方便了，我也就不再写信。2007年，我写《书信的终结与短信的蔓延》，那自然是一篇论文，但其中或许已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我大概写过20年的家书，它们有多少我并无确切统计，但少说也有上百封吧。
今年元旦回家，忽然心血来潮，我想翻翻那些旧书信，但父亲说：可能已经找不到了。
原来父亲搬家之后，把我的书信逐一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到一起，装订成册。他把这册书信放在一个木匣子里，时不时会拿出来翻阅一下。但重回老房，他却没有把那个匣子带回来。待后来重又想起，那册书信已不见踪影，只有那个空匣子至今健在。
家书岂能不明不白地失踪?我将信将疑，于是与父亲去新房里翻腾一遍，结果一无所获。但那次翻得草率，那时我似乎已寄希望于下一次更彻底的搜寻。
大年初一，我把媳妇和弟媳妇也发动起来，开始了寻找家书的重大行动。新房近年其实已重新闲置，原因是弟弟为女儿上学方便，已在城里租一间房子，一家人也就进了城。没有烟火气，新房已是冷清，而那间堆放杂物的房间更是布满了灰尘。房间里摞着三个木头箱子，还有三四个纸箱倚墙而立，里面装满了旧衣物旧书旧杂志。那里最有可能成为家书的藏身之处，也就成为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一取出，又一件件翻看，希望能眼前一亮。但找了一圈，依然没发现蛛丝马迹，甚至没见到老鼠咬啮的纸屑。
弟媳妇说，她从来没扔过卖过旧书旧报旧杂志。
而父亲说，他记得那册书信确实是放在木匣子里的。
然而，翻箱倒柜寻之遍，新房老屋皆不见。那册家书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有些怅然，却也只好作罢。
我至今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有了寻找家书的冲动。可能的原因是，几十年之后，一个人的记忆已漫漶不清，于是遥远的过去便被风干，变得日渐抽象起来。我想回望一下来时的路，这时已需要路标提醒。否则，路就显豁，空空荡荡，既没有风景，也没有沟沟坎坎的细节了。
这么说，我是在寻找生命的细节?
元旦那次搜寻，母亲见我找信心切，忽然想起老屋里还有一些书信，便找出来让我翻看。但那只是二十多个空信封，其中十几个是我寄信时所写。我打量着信封上的笔迹，辨认着邮戳上的日期，又一封封地捏开检查，居然发现还有五封家书留存。那应该是没被父亲装订起来的漏网之鱼吧。它们大都写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其中一封已非手书，而是敲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字。那封信写于2001年9月6日，很可能从此往后，我就不写家书了。在我个人的写信史上，它或许已标志着家书时代的终结。
正是从那几封书信中，我找到了一些细节，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早已遗忘的心情。
于是，我决定把那二十多个信封和五封家书带回北京，扫描进电脑，把它们当成一种岁月留痕，妥善保存。
同时，我还决定，以后要继续把家书写起来，使毛笔，用宣纸，把电话里无法呈现的东西诉诸文字。我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快的电信时代，这种做法已是迂阔和奢侈，但兴许这也是我赠予父母的一件礼物吧。
同桌的你
突然就有了一次同学聚会。聚会是一位远走西宁的衡姓女同学召集的。她过年也回了老家，临走之前就把十七位同学约到了村西头的“农家乐”饭店。
我也常常参加同学聚会，但那大都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同学聚会。大学之前我还在城里住过两年的复习班，近年回老家，与几位久未谋面的同学也会聚聚。然而这次聚会却有些不同寻常。大约是1970年，我们都在村里的那座庙院里开始了识字生涯，1979年之后，大家星散而去。其中也有少数同学离开了村庄，远行到外面那些陌生的城市，但大部分同学却永远留在了乡村世界，尤其是女同学。
大概因为召集者是女生，这次聚会女同学有十位之多。
我们围坐在那张巨大的圆桌前，包间里反复播放着老狼那首《同桌的你》。记得大学毕业十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我曾唱过这首歌，那时它才刚刚流行一年多。许多年之后再听，它似乎也有了一种沧桑。把它选作背景音乐，大概是衡同学的有意安排吧。
衡同学对我说：“若是迎面碰上，我可是认不出你来了。”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大家坐定之后，一位女同学让我挨个叫出她们的名字，基本抓瞎。她不再难为我了，说，这是春萍，这是春菊，那是紫莲，那是瑞先……这时候，我必须迅速闪回到三十多年前，把眼前的中年妇女与当年记忆中存留的影像对接，才能恍然大悟。
“我们都老了啊，你看看，好多人都当奶奶当姥姥了。”说这话的是春菊同学，仿佛是为了证明此说不虚，她指着身边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是她的孙子。
我也感叹着，不知不觉间，我们居然已活到了知天命之年。
推杯换盏之间，春菊来到我的旁边，说：“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俩是啥关系?”
我脑子短路了，有点懵。她笑了：“同桌啊，你忘了吧?那时候我们在操场后面的那排教室里。你好哭，我一欺负你你就哭了。”
她揭了我的老底，我大笑。我也仿佛想起我们曾同桌而坐，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长得瘦小，而她则人高马大，泼辣霸道。她欺负我之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欺负的细节我却记忆全无，这么说，这种欺负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创伤性体验?
“你得给我签个字。”说着她就把我的那本书递了过来。
这次回家，我带了几本去年出版的《抵抗遗忘》送人，待同学聚会时，却已只剩下三本。我把这三本带到聚会现场，让他们翻翻，喜欢者拿走。说实在话，我的这些同学自从高中毕业后，大都远离了书的世界，他们对书或许早已生疏，也不大可能在意我写的东西。但我的这位“同桌的你”却急着把其中一本收为己有，反而让我有些惊奇。
“你别写我的名字了，写上我闺女的名字吧，让她好好读一读。”她继续发布着命令。
她解释了原因。原来她的女儿在我曾工作过的那所高校读完大学后，考上了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读的是历史专业。
“以后我要让她跟你联系，你给她说说怎么写论文。你可别不搭理俺闺女啊。”
虽然隔行如隔山，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下了。我想到的是，她肯定早就不读书了，但自从女儿上大学读研之后，也许她对书就生发出另一种感情。“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时代固然早已不复存在，但读书却能让人远行。我知道，在乡下，许多人心中还藏着一个念想——让自己的子女走出去，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而只要孩子是块读书的料，父母是舍得下本钱的。
只是，与我们的那个年代相比，农村孩子的读书之路如今也变得更加艰难了。我没敢谈论这种艰难，只是一股劲地夸着她的孩子，表达着一个读书人对另一个读书人的期许。
聚会结束了。我拿出相机，在饭店门前给大家轮番拍照。临告辞时，“同桌的你”又特意走到我跟前，说：“你可不敢跟我记仇啊。”
我哈哈大笑。她把欺负我的事情记了大半辈子，而我却早已把它们忘到爪哇国去了。
因为在家里找到一张老照片，回到北京后我把它扫描到电脑里，连同新照片打包发送给了老家的李同学和西宁的衡同学，让他们转发大家。老照片是集体照，上面有男同学七位，女同学五位。女同学全部穿着花布衣裳，有两位裤子的膝盖处还打着补丁，她们显然已到了含苞待放的年龄。男同学也个个新衣加身，愣小子的本色初露端倪。只有我小脸瘦腮，黑眉斗眼，棉袄上套着一件破旧的帆布外衣，隐约可见一些饭点子凝结于上。我的上衣也打着补丁，补丁位于左上角的口袋处。口袋上斜插着两根钢笔，颇显得与众不同。大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髦吧。
照片上有一行字：“水北五七学校中八班班干部毕业留念，1976年12月。”如果不是这行文字，我已无法确认它的准确时间了。
“同桌的你”并不在这张照片里，那是因为她在甲班。而甲班与我所在的乙班虽年级相同，但他们的年龄却普遍比乙班同学年长一岁。初中毕业后，两个班合二为一，我们也从大庙的前院移入后院，高中生活正式拉开帷幕。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同桌的你”也才迎来了“欺负”我的黄金时代。
父亲还喝酒
父亲今年75岁了，他抽烟喝酒一辈子，如今烟照抽着，酒常喝着。以前我对他的抽烟喝酒是不大过问的，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烟与酒早已成为身体的生理需要，想戒也难。但最近半年多，我却屡屡劝他少喝些酒了，原因是去年秋天喝酒出事，把家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去年9月的一天，父亲下地干活，淋雨而归。村里两位好朋友叫他喝酒，他欣然前往。喝至傍晚回家，未吃饭倒头便睡。第二天五点多，父亲难受，在床上折腾，却说不出话来。母亲对父亲的醉酒早以见惯不惊，初不以为意，后觉得不妙时，已无法腾出手来去打电话。她一直在床边护着，唯恐父亲滚下床来。七点多，头天喝酒的那两位朋友过来看他，才意识到了问题严重，连忙叫村里的医生。医生看后连连摇头，觉得很可能是脑出血。住在城里的弟弟接到电话后，立刻打120叫急救车。当弟弟赶回家时，救护车也到了。救护车上的医生毕竟见多识广，他们望闻问切后，初步诊断为“酒精性低血糖”。他们说，马上打一针葡萄糖，一般几分钟之后就能过来，若还是不省人事，那就麻烦了。
葡萄糖推进去之后不久，父亲醒过来了。为保险起见，大家还是把他抬到了救护车上，去最近的医院做了做检查。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酒精性低血糖”之症，急忙去网上了解此症的前因后果。而过年期间，弟弟、母亲又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父亲甚至也参与其中。但实际上他的描述已是二手转述，因为当时他已昏迷，没有任何记忆了。
就是那次出事，我意识到喝酒的杀伤力。我在电话里反复叮嘱父亲，别喝酒了。
父亲似乎接受了我的建议，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果然不喝了。而村里的朋友也不敢叫他喝了。
但后来他又喝开了，他的朋友们也蠢蠢欲动，不断把他诱惑到酒场上。我只好降低标准，劝他千万少喝。这时候，父亲通常会用两种方式答复我。
“我又不打麻将不耍牌，不喝酒做甚?”或者是：“俺们仨老架儿，喝一瓶，一个人也就是三两酒，不多。”
“老架儿”是晋城话，“老头儿”的意思。所谓仨老架儿，我大概都知道是谁。其中的一个老架儿会经常来我家转转，与父亲聊天。但他聋得厉害，虽戴着助听器，依然常常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父亲的耳朵也聋了。两年多前，他敬神放爆竹，一声脆响之后听力一下子减弱了许多。去年过年回家，我陪他去医院配了个助听器，但他时常戴不习惯。他说还是原装的好，但原装的耳朵显然已无法复原了。
于是俩老架儿聊天就都得高八度。来访的老架儿跟我说：“勇啊，我跟你爸爸经常说，俺们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哪天就圪挤了眼了。你不要担心，俺们现在喝酒也不多喝，就是高兴高兴。”这时候，父亲通常附和着。他们乐呵呵地谈论着生死问题，在他们的语气中，死已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种谈论方式我并不陌生。许多年前，前来串门的东根儿胡同的老太太与我奶奶聊天，她们就是这么谈论的。而转眼之间，我的父辈已接过了她们的那套话语系统。
“勇啊，我再跟你说件事。你拿回来的那些好酒，可是都让俺们喝了。你爸爸有两瓶好酒，就把俺们叫过来了。他一个人舍不得喝。”
这种情况我大约是知道的。一人不喝酒，俩人不耍牌，父亲似乎一直遵循着这种古训。所以，喝酒在他总是一件呼朋唤友的事情——或者他被别人呼走，或者他把别人唤来。而最近一些年，我的生活也有了点起色，把一些好烟好酒带给父亲，也就成了我的惯常之举。父亲本来就好客，拿出儿子孝敬的好酒待客或许也就有了别样的意义。我想那不光是喝上了好酒，其中显然也是有着一些炫耀的成分的。我不在意他的炫耀，却越来越在意他喝多少，怎么喝了。所以我既要把那些好酒送给他，又要告诉他喝酒时悠着点。汪曾祺晚年曾被迫戒烟停酒，儿女们对他也多有看管，但据邓友梅说：戒烟停酒后的汪曾祺“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我想我是无法像汪曾祺的儿女那样把父亲看管起来的，那样他的生活将了无趣味。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一面送酒一面劝，东边日出西边雨了。
过年期间，父亲没怎么喝酒。我们兄弟三个与父亲喝过两次，那也只是雨过地皮湿，浅尝辄止。
返京之前的头天晚上，他更是没敢喝酒，而是早早打发我们睡下，以便让我有充足的睡眠，应付第二天的车马劳顿。但第二天起床后我才知道，他一宿未睡，唯恐我那辆即将出远门的车被人祸害。他耳朵不好，只好半夜三更五次三番走到大门外去。而我的车就停在大门外赵家胡同的邻居家门口。
也是事出有因。我弟弟的那辆二手车停在新房子的大门口，大年初四一起床，他发现车被人划了。那显然是故意为之，因为不光车门上有长长的划痕，甚至机顶盖上也被划出了图案。我在京城听说过多次的划车事件终于也在这个乡村世界里遇到了。大概从那时起，父亲就提高了警惕。
上午八点整，我开车上路了。我想今天父亲也不可能喝酒了，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补觉。
但回到北京打电话，才知道他启动的程序是先喝酒，后睡觉。
北京有多远
高速路基本上已修到了我的老家村口。出村二三里，便是晋城北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上高速，就全是在高速上行驶了。其后，进京的路线有三条可选：或者北走黎城东阳关，出山西，在邯郸上京港澳高速;或者行至邯郸继续走青兰线，在馆陶附近上京开高速。还有一条路线是下河南，在新乡附近换到京港澳线上，而这条路线绕得远了一些，通常不会列为首选。当然，从北京启程往老家走，也是这三条路线。
我大概算得上是个路盲，而能在短时间内把这几条路线弄明白，全赖我的复习班同学宋林林。他也在北京工作，已开车回过老家无数次。于是他整理出一个来回的路线图，上面标明每条路线途经何处，哪里换线，行驶里程，收费钱数，等等，一应俱全，仿佛是许大马棒的联络图。去年过年回家，他不但把联络图发送给我，还要带我这个新手上路。所以那一次是我跟着他跑，并没有太操心。然而，也就是去年过年期间，他的父亲病逝了。
年前我又与他联系，他已决定不回老家过年了。他说父母都已辞世，以后就不必年年回去了。
我有些感慨。对于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老家其实往往是与父母联系在一起的。父母在，老家存。而一旦父母仙逝，老家或许就成了怀想之地，而不再是经常回去的探望之所了。
于是我只好单独上路。上路前，我又把说明书复习一遍，重点复习备胎如何更换，定速巡航如何关启，诸多灯光如何使用。在北京城里开车，一年没用远光灯，我连怎么打开它都忘了。
还得查看地库的情况。我所居住的小区已车满为患，地库里的车便常常停得没了规矩。总有一些车横在前面，堵死了车位里那些车的出路。元旦前岳父病危，我一大早送妻子去赶火车，便遇到了这种事情，只好弃车而去，出门打车。为避免麻烦，腊月二十八晚，我干脆把打印出来的两行大字放在前挡风玻璃上：“亲，明天一大早出车，可别堵俺啊，严重感谢哦。车主鞠躬啦。”淘宝体果然具有杀伤力，第二天我的车前一派祥和。
但问题是，还没出北京城我就转向了。宋林林建议我走京开线，因为路宽，车少，好走。我便在导航仪上输入了“西红门收费站”，一旦找到这个入口，便算是走上了康庄大道。西红门在南边，我住北边，但大概还是西四环时，导航就提醒我出去。黑灯瞎火中，我决定听导航的话，结果出去之后找不着北了。我跟着导航走了一程，又放弃导航自己寻摸，目的地越发云里雾里。这时天已蒙蒙亮，便停车问一晨练的老者。老者说，南辕北辙，往回走吧。遂掉头，拐过一个弯，忽然发现前面就是收费站，那里分别写着“进京方向”和“石家庄方向”，才意识到阴差阳错，走到了京港澳的入口。
于是决定将错就错，不找西红门，就走京港澳。而这条路线我去年是走过一回的，与它已经打过一次交道了。
那是免收过路费的头一天，但路上的车并不算很多。可见人们过年心切，过路费并不在考虑之列。我本来也是想早点回去的，无奈手中的一篇文章写得不顺，待勉强收尾时已到了年跟前。按理说，开车与写文章不好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不能走弯路。路若是走错了，那就必须推倒重来。我在北京城里开车已憋了一年，上高速时又在城边瞎转悠了好几轮，终于走上了正道，自然心情多云转晴。但开出去三个多小时，困劲来了。因为起了个大早，头天晚上只睡了四个多小时。
看来要休息一下了。第一站，西兆通，抽烟;第二站，沙河，吃饭;第三站，东阳关，加油。加油之前，我想拍照记录，挂空挡，拉手刹，未熄火。待下车准备拍照时，发现车开始向下滑动，妻子大惊失色，我还算冷静，一把拽开车门，先拉死手刹，后挂到P档。原来我把车停在一个缓坡上了。
行至青兰线时，已是车辆稀疏，过了东阳关，整个高速路上就剩下我一辆车了。我一路上都在放同一张CD，那显然是靡靡之音，听得我昏昏欲睡。这时我把U盘插上，那里面有我以前下载的一些老歌。当吕文科唱响《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时，我也正好行驶在上党高地。午后的阳光，高亢的歌曲，顿时觉得天高地阔，神清气爽。“轻车快马，吉祥姥姥。”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两句词，其实那是接生婆的广告，汪曾祺的散文曾经写到过。
下午三点半，我把车开到了家门口。看车上记录，行驶时间8小时，行驶里程726公里。
但返京时却颇不顺畅。
老家那里流传着“七不出门，八不回家”的说法，父母其实是不想让我在这两个日子启程的。但看天气预报，初九一路有雨雪，我便决定初八出发。行至东阳关，还算顺利，刚进河北便遇上了封路，高速路边停一警车，时不时地喊话：“前有大雾，请下高速。”我下了高速才意识到，那个出口是涉县东。
许多车停在出口附近，显然在等着云开雾散。我也打探着消息，但谁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正常。一些人等不急了，计划走309国道至邯郸，据说那里高速未封。我犹豫再三，也决定铤而走险。
韩少功在《山南水北》说：“没有什么急事的时候，我倒愿意走老公路。这不但可以省钱，还可以享受到散淡。……在老公路上，行车虽说要多一些弯曲和颠簸，虽说可能遇到失修的土坑，但没有钢铁护栏的管束和押送，没有各种交通标志的频繁警告，开车人想慢就慢，想停就停，想逛店就逛店，想撒尿就撒尿。”最后他总结道：“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这种说法充满了智慧和诗情画意，但我那天的情景却并非如此。
老公路上车很多，而且大都是那种载重几十吨的运煤车。大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小车风风火火，见缝插针，恍如电影里硝烟弥漫的战场。老公路从一些城镇穿过，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路口，路口上不时会有骑车人或车辆冷不丁杀出，令人惊悚。行驶十多里，果然起雾了，先是轻描淡写，后是浓墨重彩，昏黄如夜色。近光灯，前后雾灯，警示灯，我差不多开启了所有灯光，说明书的复习派上了用场。北京易堵车，也就练出了我开慢车的技术，但遇到这种路况我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次。我晃晃脑袋，抖擞精神，也给妻子发布着命令：眼睛睁大点，给我瞅着点。雾越来越浓，路也蜿蜒起来，似乎是进入了山区。我盯着前方的汽车雾灯，判断着车距，又不时看看后视镜里的汽车，调整着自己的车速。不由得感叹，这种“叙事”何止是婉转唠叨，都成惊险大片了。
终于走出了雾区，车也能开到70码了。又走一阵子，仿佛已到一个城市的边缘。我心生疑惑，决定停车问路。一辆北京牌照的车紧随而来，亦停靠，一位年轻后生问我接下来如何走，这不是问道于盲吗?旁边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北京牌照的车，车主也正在查资料找路线。我们已走到邯郸的郊区了。
三辆车惺惺相惜，经过短暂的商议后，我们决定结伴而行，由那位资料查得充分且比较自信的车主带队。于是三辆车都打开了双闪，宛如执法的车队，朝着邯郸的北环线出发。然而领头的车主其实也是跟着感觉走，边走边问路。他走错了两三次，我们也跟着折腾好几回，终于在永年方向找到了青兰线的入口。
在入口处停下，领头的车主向我道歉，说带着大家走了一些冤枉路，但我已经很感动了。如果没遇到这位热心肠，我估计就得在邯郸城截一出租，让它带着我找入口了。道完歉后，车主绝尘而去。而那位后生仍不放心，他问我：这条线能走到北京吗?这条线我去年已走过一次，于是一拍胸脯，豪情万丈，说，没问题，跟着我走，没错。结果那位后生很听话，一直跟到冀州服务区，才道别分手，放心而去。
重上高速后，“叙事”方式完全改观，仿佛走出了万恶的旧社会。只是快到榆垡南收费站时遇到了大堵车。我只见过北京城里的堵，看到高速路的堵时，才意识到这种堵法气势更加恢弘。慢慢挪到收费站，发现工作人员跑到了外面现场办公，他们说，只收卡，不收费，抬杆放行。看来那天也把他们堵怕了，居然又执行了一下免费政策。
那时天已擦黑，又行50公里许，终于走到了西红门收费站，那里没免费。工作人员说，有卡的10块，没卡的20。交钱后我把车开到出口外面，停下，长出一口气。心里说，西红门啊西红门，你让我找得好苦。
从西红门开到家还有约40公里，我振作精神，开始了最后的旅程。进了小区整八点，这一次我开了780公里，却在路上整整折腾了12个小时。我筋疲力尽，脖颈酸困得厉害，儿子下楼迎接我们的到来，我已累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上网查违章，见没有记录，心中窃喜。又过数日再查，一行文字跳将出来：违章地点：二广高速995公里200米处;违章时间：2013年2月9日下午三时许;违章行为描述：在高速公路上超速不足50%的。于是我有了罚款两百扣三分的处罚。上网查这个地点位于何处，发现是在山西省的高平境内。原来那里限速80，许多人在此地被罚，网上早已是一片“尼玛”、“坑爹”的叫喊声。百度的“晋城吧”里网友讨论道：
“80……真无耻。”
“日他娘高速上咋还有限速80的，我在这里也被罚了。”
“还是买个狗吧。”
“狗不顶用，瞎叫唤。”
“这个鬼地方在哪儿?”
“快到神农大桥那儿吧，看见申纪兰的广告牌就该减速了……”
我不记得看见过有申纪兰图像的广告牌，于是又在网上查找，果然发现申纪兰做着“襄子老粗布”的形象代言人。“山西论坛”一个在长治工作的河南人说：“这个广告牌下面有个电子狗不提示的摄像头，限速80，很多朋友看到这块广告牌时会主动减速。现在这块广告牌没有了，正准备喷别的广告。大家一定要注意，别中招了。”那是他在2012年9月发出的帖子。
为什么要撤掉申纪兰的广告呢?有申纪兰大妈矗在那儿，广大车友就有福了。而如今大家都骂骂咧咧的，弄得这社会多不和谐?
于是我决定进一步完善许大马棒的联络图，把它返回到同学宋林林处，告诉他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
摊馍炉八
开车回家的好处是来回能多带点东西。
从老家返京时，家人给我准备了一堆东西，计有面粉一袋50斤，小米一大袋两小袋，约30斤，秃玉茭一小袋，扁豆子一小包，鸡蛋20多个，摊馍30个，白菜三棵，萝卜三个……
都是粮食和蔬菜。
父母衡量面粉好赖的标准是看能否做成拉面，而我则在意里面是否放了增白剂。母亲说，为提高产量，好多人种开了“白疙瘩”小麦，但这种小麦磨成的面粉是做不成拉面的，一拉就断，劲道不够。为了让我带上好面粉，父母从面粉厂换回面来要打开袋子试一试。他们甚至准备亲自去加工厂磨面，带上自家种的“红疙瘩”小麦。
去年我曾带一袋面粉返京，第一次用它做拉面时，闻到了久违的麦香，不由得大喜过望。那顿拉面对我打击很大，从此开始，我便对商店里出售的面粉失去了信心。
小米来自大兴。大兴是弟媳妇的娘家，据说是晋城最好的小米产地之一。把大兴小米装进包装袋里，就变成了“泽州黄”。
玉米粒去皮之后便是所谓的“秃玉茭”。母亲说，熬秃玉茭搭配进玉米地里的豆子，味道才好。母亲解释后，我才明白了这种豆子的来历。深秋时分，玉米地里套种的豆角越长越多。鲜豆角吃不了，就任其长老长干，去皮之后就有了这种豆子。它们扁圆肚子，粉底黑纹，肯定不是豌豆，却总让我想起关汉卿所说的那颗铜豌豆。
母亲还喂着几只鸡，也就有了绝对正宗的土鸡蛋。但千里迢迢，怎么把它们带回北京呢?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找一硬纸盒，先放一层米糠，置鸡蛋于其上;再以米糠埋之，缝隙遂被填实。于是，鸡蛋进京，完好无损。
临走时，母亲把萝卜白菜都拎出来了，说，用家里的白菜做炉八，好吃。北京肯定没有这种白菜了。在母亲的想象中，北京仿佛是在闹饥荒。
在带回来的所有东西中，摊馍是需要最先吃掉的，因为那已是熟食，即便搁到冰箱里，也不能存放太久。而吃掉它的方式便是做炉八。
摊馍似乎应该算是晋城的特产，可能是小时候见得太多的缘故，我至今依然记得加工摊馍的全部程序。做摊馍的原料是小米，小米以水浸泡之后，便可去邻居家找一盘拐磨拐米了。磨是石磨，脸盆般大小。磨上有磨眼，磨边有磨把，舀一勺汤汤水水的小米放进磨眼，手握磨把转圈轻摇，小米就磨成了糊状的糖，缓缓流进下面的桶里。磨眼里通常会放一两根细小的木棍儿，名曰“筹”，那是为了延缓小米沉降的速度，否则，磨出的糖就粗粗拉拉的，会影响摊馍的品质。
做摊馍的季节往往是在冬天，那时候天冷，摊馍糖拎回家来，便能存放好长时间。做摊馍前，先用小缸小罐盛糖，置炉火边，待其发酵之后放入适当碱面。待调理停当，在炉火上支起摊馍鏊子，便可摊摊馍了。鏊子三只脚，碗口大小，周边深陷中间鼓，凹凸分明。鏊子烧热后，通常会用一根短筷缠着纱布蘸油抹油，油过烟起，舀一勺摊馍糖入鏊，刺啦有声。盖盖儿焖捂三五分钟，摊馍便可成型，熟透。出鏊后的摊馍，中间薄如厚纸，转圈却是肉乎乎的，很肥实。若碱面放得合适，通常呈金黄色。
“给你做个花摊馍吃吧?”小时候，奶奶总是用这种口吻让我先尝为快。所谓花摊馍，其实便是用糖在中间浇出一个“十”字形状，转圈放的糖也少些，出来的摊馍就成了一个玩具。而父亲有时也会趁热吃两个，那多半是有点咸味的摊馍。这种摊馍的做法也简单——第一勺糖进鏊时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等糖稍稍固定，开盖儿，搁葱花，撒花椒盐，再来半勺浇其上，焖熟之后便是葱花摊馍了。
不过，摊馍通常不是现吃之物，而是为了存放起来做炉八。
炉八，炉八，这种食物被老家人这么命名且称呼已有年矣，但我依然不知道落到纸上的写法是否正确。做炉八前，先取几个摊馍，一分为二切成半个月亮，再一刀一刀切成片状。摊馍成色好，往往很瓷实，每一刀下去都是一面小旗帜。菜也要准备停当。大白菜是主菜，此外还要切点胡萝卜片，准备些黄豆芽。炒菜时，添加进的东西就多了：粉条，木耳，丸子，海带丝，油煮豆腐片，事先炒出来的五花肉。菜有七分熟，摊馍片便可摊放其上，然后盖盖儿焖之，等菜收完汤，一锅炉八便算是大功告成了。开盖儿后，通常还要在炉八上滴香油，撒蒜苗丝，再把菜与摊馍片搅拌均匀，方可出锅。
吃一碗炉八，就半碗秃玉茭汤，那通常是过年期间早上这顿饭的食物。母亲想给我换换口味，就问，明天早上还吃炉八?我说，吃。
我已吃过许多年的炉八了，却依然百吃不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写过城里的郑允河，那里没有提到是，每到冬天，他都会跟父亲说：进城来给我送点儿摊馍吧。拐米时不要掺大米，就要纯小米摊馍。
允河大伯也喜欢吃炉八。他是北京人，在我的老家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后，他的胃口似乎已彻底晋城化了。
把摊馍带回北京后，我大约又吃了十天左右的炉八。有时一天一顿，有时一天两顿，最高记录是连吃三顿——早上吃剩的，中午做新的，晚上再吃剩的。做炉八时，我要亲自下厨，掌勺，以求晋城风味的纯正。懒得去采购东西时，我不得不一再“减配”，有时的原材料甚至只有摊馍与白菜了，但我依然觉得好吃。
多年的熏陶之后，妻子也早已能吃炉八了。但儿子一见我鼓捣这种吃食，便大皱其眉：“又是炉八!我要绝食抗议了。”
我吃着被儿子抗议的炉八，心想，人们对家乡肯定有许多记忆，而味觉记忆很可能是其中最顽强的一种。只要我还能吃上摊馍炉八，我就还在享受这种记忆，家乡便也通过我的舌尖延伸，弥漫成一种懒洋洋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