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不少劲，我总算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那天是2013年元月22日。
其实，我并不认识他。
找他，是因为一场洪灾。
因为那场洪灾发生在1996年8月4日，俗称“8·4”洪灾。
关于那场洪灾，当时的媒体多有记载，且描述详细，现举两例：
官地矿抗洪抢险系列报告的开场白是这么写的：
就在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洪袭击了我们官地矿。150多万立方米的洪水挟裹着16.3万立方米的泥土、石块、树木、杂物，将井下37000多米的巷道全部淤死，损失2亿多元。使几代矿工三十多年艰苦奋斗建成的现代化矿井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这一天，546名矿工被困井下，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
短短几分钟，井口的洪水水位从0.3米猛涨到近2米高，滔滔的洪水肆无忌惮地冲出井外，顿时，井口洪水四溢一片汪洋。
西山矿务局给中央、煤炭部、山西省汇报专题片解说词是这么描绘的：
8月4日这一天，夹着泥沙、石流的山洪，从四通八达的沟壑由西向东狂奔而下，直泻矿区。洪水来势之猛，流量之大，实属罕见。
虎峪河水位急剧暴涨，冲毁护坝，冲塌桥梁，溢出河堤，越过马路，涌入居民区，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水灾害。……官地矿出现意外险情——井下南、北、中三条大巷先后发现黄色洪水，并以暴涨的趋势由里向外涌出，将546名早班作业人员围困在井下。
官地矿井下生产系统遭到惨重破坏。井下三条大巷及生产设施、设备、管线全部受到冲击和毁坏，运输系统全部中断。矿区汇水面积107.9平方公里，淹没、淤积、冲毁巷道37850米，洪水涌入131.6万立方米，泥沙、石头杂物涌入量达36万立方米，被迫停产6个月。除此之外，这个矿人员伤亡也相当严重，除现已查明有32名矿工遇难外，仍有一名矿工下落不明。
8月4日，山洪倾泻而下，导致井口右侧的山体滑坡，加高河道，水位升高，冲垮井上井下密闭，直接灌入官地矿的南大巷。“8·4”洪峰前，该窑口附近河床中心高度为海拔1160米，洪峰过去海拔增高至1165米，河床提高5米，该窑口进水前的断面为2 m× 2.4m，进水后冲扩为4 m× 4.7m……
请注意，官地矿大巷的海拔为970米，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1165米-970米=195米。195米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洪水的入口与出口的落差为195米。195米，相当于60多层楼高。很像是李白诗中描述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只不过，李白描述的那个意境是壮观，而现在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恐怖。
那天伴着泥沙进入坑下的还有直径0.7米、长15米的大树，有十几米长的好几根水泥电杆，有重量近6吨的巨石。那棵大树不知道是如何钻进乘人车的，后来，人们用锯子把树锯成一截一截，才从里边把它取出来。
对于官地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我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15个年头。那里有我曾经居住过的单身楼，小平房，有我许多熟悉的工友，他们让我牵肠挂肚，魂牵梦萦。
关于那次洪灾，通常的说法是“百年不遇”。百年是指时间，“百年不遇”是说这场洪灾一百年也遇不到一回，是指那场洪灾的特殊性，偶发性，不可预防性。那次洪灾官地矿是主要受害者，那时的官地矿刚刚成立36年，正值中年。
1996年的8月4日是星期日。我记得那天的雨从上午一直下到下午。不过，印象中雨似乎并不很大。那天下午大约三四点，我在通往市区的马路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路上残留着枯枝败叶，大大小小的石块，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泥腥味。凭着在河边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经验，我知道几个小时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我首先听到的是河龙湾大桥被洪水冲垮，随后是虎峪河桥也解体，有数人被洪水卷走，再往后是官地矿被洪水淹没，有许多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河龙湾桥和虎峪河桥虽然不是什么大桥，但也是水泥钢筋造的，能把这种结构的桥冲垮，可见洪水的力量不小。
据知情者讲，8月4日那场雨，下了整整4个钟头。那雨，不像平常的雨，紧一阵慢一阵。那雨，像是谁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然后从上面往下倒水。假如你从屋里把脸盆伸出门外，不等你的胳膊缩回去，脸盆里的水就满了。
其实，早在7月份，老天爷就为这场灾难做好了铺垫，埋下了伏笔。隔三差五的雨水让原先干渴的山川、干河渐渐变得丰盈起来。“7月份，西山地区阴雨连绵，地面水分已趋饱和，导致急骤的暴雨化为一股股山洪，从四通八达的沟壑汇积成巨大洪流，冲刮山体，造成山体滑坡，山洪挟裹着泥沙、石头和树木，形成极具破坏力的泥石流，阻塞河道，抬高水位，流入矿井。”(摘自汇报专题片解说词)
“8·4”洪灾惊动了地方政府，也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
我手头有不少与那次洪灾有关的资料。在那本由中共西山矿务局委员会、西山矿务局编的《矿山魂》——西山矿务局“8·4”抗洪抢险纪实中，就有许多珍贵的图片。其中有中央收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慰问电、有关领导的慰问信以及题词，有在受灾现场和抢险现场拍摄的图片资料，共99幅。
吴邦国副总理8月7日的批示：
请告富国、显政同志：5：30救出41人不容易，还要想方设法寻找失踪的30人，以取得救灾工作的更大胜利。
姜春云副总理8月7日的批示：
省、部及局矿领导对抢救工作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初步成效。望继续加大抢险力度，千方百计解救尚被困在井下的个人同志。
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部长王森浩、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等人发来的慰问电、信，以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为舍己救人模范共产党员王国瑞题词：
向王国瑞同志学习
胡富国
1996年10月20日
“8·4”洪灾期间，上级部门及兄弟单位来电、来人慰问或指导帮助救灾的达461人次，外援款965.68868万元。物：白面2.5吨、大米14.6吨、方便面370箱、矿泉水78箱及其他食品。
局属各单位捐款824219.32元，水泥50吨，衣物166件。
虽然有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与他沟通，仍然是让我这个不善于交际的人大伤脑筋。直接打电话吧，十有八九会被拒绝。原因是人家对我一点也不了解，现在的人对陌生人的电话一般不予理睬，谁知道你要干什么。一不小心，有可能会掉到陷阱里去。
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说想到也不确切，因为它不属于我的原创。去年，我回原平采访，原平诗曲社的李智旺向我讲了他利用文化讨债的故事，今天，我也不妨效仿一回。那天夜里，我也编了一副联，夜里几次爬起来加以修改，妻子说我“又神经了”。那时候已是腊月十几，我决定在小年这一天，把编好的对联发到他的手机，和人家联络感情。说白了，就是想讨好人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上联：金龙吐瑞有贵前程光辉灿烂;下联：银蛇纳祥鼎升事业兴旺发达。横批：吉星高照。
关于对联，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尽管对联编得一般，但是我确实为此费了一番脑筋。
这是一副嵌名联。上联中的有贵是他的名字，有贵姓晁。与下联相对称的鼎升为他现在办的公司。这个信息来源于网络。因此，我感谢网络，它不止一次帮过我的忙。我相信大多数上网的人都有同感。在得知他的联系方式后，我随意在网上输入了晁有贵三个字，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搜到了他的相关信息：
太原鼎升智能安全装备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12日在太原工商注册成立，主营工矿机电设备安全装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电力自动化保护测控装置、计算机软件硬件的销售;电力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及技术服务;电磁兼容屏蔽加固及技术服务。注册资本50万元，我们公司在山西太原，欢迎各届朋友来我公司参观指导工作，具体的地址是： 小店区高新区技术路22号意韵雅办公楼3层316室，在职员工50名，我公司是太原开关控制设备厂行业著名企业，您如果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 可在线提交采购信息, 我们会尽快跟您联系。
法人代表\负责人
晁有贵
我还发现，在2008年第三届中小企业家年会获奖名单中，有晁有贵的名字，他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企业家创业奖章。
那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确实给西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尤其是官地矿。
8月4日中午13点15分，官地矿周边的神底沟、风峪沟山洪暴发，河沟因小煤窑开采堵塞严重，行洪不畅，水位抬高，洪水涌入矿区周边神底沟腐煤矿、新北煤矿、神底煤矿、风峪沟煤矿井口。由于小煤窑违法越界开采，与官地矿井下南北大巷煤层贯通，洪水相继涌入官地矿井下南、北两条大巷。13时20分，矿调度接到运输区调度汇报：二号平硐和副平硐有大量洪水涌出。13时55分，三采区井下汇报，南大巷六斜坡洪水涌入。一时间，洪水从南北两条大巷在正前大巷南石门处汇合涌出坑外，将九院工业广场全部淹没，两个卸载坑及皮带运输一、二系统均被淹没。二号平硐3吨矿车与自重10吨的电机车、木头、电杆横七竖八堆积在一起，木场铁道被冲垮，上万吨原煤被冲走，通往官地的唯一交通要道被冲翻的各种车辆堵塞。井下巷道由于洪水居高临下，水流迅猛，夹带大量泥沙、石头、树木，将南、中、北三条大巷全部堵塞，水位高达1.7米，倒流回南、中北大巷尽头，灌入970下水平巷道及各采区配巷。当日早班下井的546名职工被困井下。被困北大巷井下的二采区64名职工，在党支部书记王硕林、综采二队书记郑四同及职工王文丑、姜晋良等干部职工组织带领下，于8月4日晚19时从北石崖风井口安全撤出。开拓一队职工在跟班队长张成生、班长李国明带领下，从北石崖安全撤出。综采三队及保运一队职工在队长韩文茂带领下，从北石崖安全撤出。掘进三队队长刘贯民带领本队职工，沿一号平硐安全撤出。截止8月5日凌晨，先后有469名职工从一号平硐、北石崖风井口安全脱险。井下尚有三采区副区长王连富、综采三队党支部书记郑建荣等74名职工被困。
灾情发生后，官地矿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抗洪抢险指挥部，制定检查下井人数、组织救治伤员、稳定职工情绪等10条措施。8月5日，组成由矿安监处处长许兴亮、二采区区长高成良、副总工程师王晓东、二采区副区长李二只、掘进三队书记刘贯民、地质科工程师岂春明等40人组成的救人小分队，前往玉成窑对被困在南大巷的职工进行施救。同时，被困南大巷井下的职工积极组织自救。至8月6日凌晨2时，被困在南五区的44名职工从玉成窑成功获救。被困在其他巷道的33名职工，因逃生道路被淤泥阻断，不幸遇难。
33名遇难矿工是：
崔贵应、刘旺祥、郑新才、冯小乱、韩玉林、张继路、任俊康、雒祥瑞、邸保怀、孙计云、贾志勇、王雪忠、牛荣生、郁兰纣、方金庭、郭彦忠、李连忠、王忠元、赵秀荣、韩国伟、李才旺、李文寿、王福珍、尤俊海、董盼池、阮荣维、闫引成、杨泽民、张全根、崔鸿飞、刘和荣、冀殿恩、郝文武。
这个名单是我从官地矿志上摘录的。正是这本矿志，让我知道了官地矿还有这么个“景点”，并于2012年7月28日下午同栗俊平一起去过那里。
栗俊平不仅是11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那次洪灾的亲历者、幸存者。
给晁有贵发了短信之后，我就在焦急的状态中等待着。连坐在那儿看电视时，两只耳朵也支棱着，生怕来了短信听不着。可是，那个晚上，我的手机出奇的安静。别说是我想要的信息，就连那些平时最讨厌的乱七八糟的短信，也没有收到一条。
我不死心。我不能死心。第二天一早，我又发了一条。这次，是给另一个手机号发的(晁有两个手机号)。我希望昨天发的短信不是他不愿意回，而是没有看到，也许是手机没电了，或者是忘了开。
在等待晁有贵短信的那个时段，我翻开洪灾发生后不久后我的采访记录。看到了其中的几则。
首先是有关三条大巷的。
官地矿工会楼旁边，有一处景点，叫喷泉广场。据说在修广场喷泉挖基础的时候，有工人挖出了三条蛇，那几个人是南方人，蛇在他们的眼中为上等佳肴，于是就实施抓捕，结果逮住两条，跑了一条。那个南方人就将抓住的两条蛇给活脱了皮，让旁边小饭店给盘在大米碗中蒸熟当做下饭菜了。“8·4”洪灾中，官地矿的三条大巷给淤了两条。实际上三条都淤了，不过，有一条不要紧。
再有就是关于喷泉的了。有人说，坐在鹤背上吹笛子的那个人不应是女孩，而该是男孩。女孩不吉利，意味着要出寡妇。更巧的是，喷泉周围不锈钢管上焊的那一个个球，不多不少，34个(“8·4”洪灾遇难者为34人)。这可不是瞎说。不管是巧合也好，什么也罢，那些球恰好就是34个。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专程上去数过。
那次，我在广场的喷泉只停留了一会儿，可就是这一会儿，那个喷泉让我记住了它的模样。也许这个喷泉早已有了某种预告，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将消失，它也许知道，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会出现在我的笔下。于是，它把它的形象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一个几米见方的池子，周围用不锈钢栏杆围了起来，栏杆共有34根，顶端焊有34个亮晶晶的球。池子的中央竖着的那根空心圆柱，其造型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在莲花上是一尊汉白玉雕塑，展翅飞翔的白鹤驮着一个古装打扮、正在吹笛的女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传言的缘故，广场喷泉在“8·4”洪灾发生之后不久就给拆了。那个骑在鹤背上吹笛子的残缺不全的脏兮兮的雕塑如今在一个小区的花池里孤零零地呆着，任凭风吹霜打，日晒雨淋;而在距九院坑口不远的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多了一座小巧玲珑的老君庙。我去的那天，正好不开门，看到的只是挂着锁子的朱红色的庙门、两个黄色的窗口、几串彩灯还有那杆迎风飘扬的红旗。
“8·4”洪灾发生之后，新闻媒体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大多报道是有关洪灾的消息，救灾工作的进程，其中不乏抗洪救灾中出现的好人好事。那时候，人们听到的基本上是一种声音。不过，也有与众不同的追问，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在8月27日对西山矿务局矿井被淹事故的报道，题目就叫《天灾还是人祸》：
……
(解说)据查明，官地矿井下进水原因是由于小煤窑与官地矿贯通处的密闭被水冲垮所致。
……
记者：如果这次没有小煤窑的影响，西山矿务局官地矿的安全设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曹吉林(西山矿务局总工程师)：如果没有小煤窑的影响，我们西山矿务局不会遭这么大的损失。
(解说)人们通常所说的小煤窑是指那些年开采能力不足10万吨的小煤矿。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中小煤矿的开采，需具有资源开采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许可证，但有相当一部分小煤窑是属于非法的开采矿。还有一些则擅自超出了自己的开采范围，非法进行越层越界开采。这个山沟是在西山脚下的风峪沟，在它两侧的小煤窑，全都位于西山矿务局的井田范围内，并且直接与官地矿相贯通。
记者：观众朋友，在我们采访的沿途，看见很多这样的小煤窑，如果不是里面的煤层，很难想象它是一个煤矿。刘处长，这些小煤窑它本身存在哪些问题呢?
刘德政(山西煤炭工业厅生产技术处副处长)：这问题就很多了，第一就是它的井口位置显然是在河床里面，很低呀!如果洪水来了，肯定会灌井，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你看它的设备有多简陋，简陋的设备技术含量太低了，那就特别危险，工艺很落后。如果它本身设计不合理，通风、排水就想借助大矿的力量，它就急于和大矿打通;再一种情况，小煤窑出来的煤，它就在河床里堆积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煤山，实际上就妨碍了河沟里面泄洪，洪水下来不能很快流下去，水位抬高，淹小煤矿的概率就增加了。淹了它，跟着它的通道，经过采空区进入大矿，进而就危及大矿。
……
主持人：这次西山矿务局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据了解，山西省政府所规定的煤炭行业的管理单位就有4个，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那么对于那些非法的小煤窑，是不是非要等到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能去炸毁和封堵它们呢?
中央电视台的声音曾经让一些人寝食难安。但是，这种声音太短暂，太稀缺，因其“势单力薄”，缺乏厚度，很快地被那种更多更强大的声音覆盖了，淹没了。
在写作这一章时，我想到了“8·4”洪灾发生不久后的两件事：官地矿一名工会干部告诉我，他参加过地方政府召开的一个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在会上，有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小煤窑矿主)在介绍经验时就明目张胆地宣称：我们的经验就是和大矿打通。他洋洋得意地讲，和大矿打通之后，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
还有一位多种经营公司的干部对我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小煤窑的审批手续上，有领导的亲笔签名……
据西山矿务局给中央、煤炭部、山西省政府汇报专题片解说词称，经查：在我局周边小窑中，有27个小窑灌入洪水，其中，官地矿井田范围22处……
“8·4”特大洪灾，犹如一头残忍的恶魔，将人生的三大不幸无情地砸在了 33名矿工家属的头上。它使白发苍苍的老人失去了儿子，相濡以沫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幼无知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被困职工贾志勇，是贾家唯一的儿子，刚满19岁，上班才一年多，就要退休的父亲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寄托了全部希望。眼看着活生生的希望就要破灭，父母的心都碎了。他们向苍天哭喊：“儿啊儿，你可不能丢下父母不管啊，你走了，谁来为咱们家传宗接代，谁来为我们养老送终呢!”
被困职工崔宏飞，新婚才一年多，身怀有孕的妻子拖着笨重的身子去井口苦苦等待，丈夫没有回来，却碰到了姐姐，原来姐夫阮荣维也被困住在井下，姐妹俩相见抱头痛哭。谁也没想到，现实对她们是这样的残酷，亲姐妹俩竟然同时失去了丈夫。丈母娘的心也好似刀割一般，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怎么也承受不了这沉痛的打击，一个女儿才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另一个女儿还带着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姐妹俩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被困职工张继路，这位还差半年就要退休的老矿工，在出事那天清早，他将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给妻儿做好早饭，又把屋后的水渠挖通。临走时，他说：“我已把家里安排好了，我走了就不回来。”这是告别的话?还是诀别的话?妻子望着丈夫的身影消失在雨中，谁知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听到井下出事的消息后，张继路的妻子一下子昏倒在地……
我认识贾志勇的父亲，他是我的同乡。这个木匠出身的矿工，因了儿子的不幸遇难，几天工夫，人苍老了许多，也迟缓了许多，变得少言寡语精神委顿。后来几年，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过梨，也给人们换过纱窗。我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
那次洪灾，还有一名遇难者叫王国瑞。
王国瑞，官地矿开拓三队的党支部书记，8月4日那天，他坐小巴在去矿上的途中，遇上了那场洪水。在营救小巴上的乘客时，他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享年47岁。
1997年6月26日，被山西省批准为革命烈士，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王国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王国瑞的女儿王海燕是官地矿抗洪救灾模范事迹报告团的成员，我听过她的演讲，并且为她声情并茂的演讲而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让一个20岁的女孩子一次次以泪洗面，经常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有点残酷。那段时间对于她来讲，演讲已经成为一项工作，成为一种表演，是为了完成任务。
事实上，因公死亡也好，追认烈士也罢，对于家属来讲，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意味着什么!
给晁有贵发的短信依然没有得到回应。我有点泄气。看来此招不灵，若要取得突破，必须另想办法。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河龙湾公园转转，说不定在那儿能遇到对晁有贵熟悉的人。
“8·4”洪灾虽然残酷，但却造就了不少英雄。
1996年10月20日，西山矿务局召开抗洪救灾总结表彰会，中共西山矿务局委员会、西山矿务局还作出了“关于表彰抗洪救灾英雄和先进的决定”。那天，官地矿共有14个单位421名个人受到大会表彰。
其实，就在表彰的那一天，官地矿井下还有一名遇难者的尸体没有找到。此人叫冀殿恩，山西原平人，1972年8月参加工作。冀殿恩长得人高马大，有点文化，参加工作后在队里当过办事员。据说他的脾气不怎么好，领导不待见，后来就去了供应科，在坑下看火药库。也是据说，“8·4”那天，他本来有逃生的机会，刚刚发现洪水后，有人喊他，他没走。原因是在前不久，他因为提前升坑而被处罚过。不过，这一次他是不了解情况，如果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他肯定不会在乎什么处罚，哪怕记过降级开除。
我所以对冀殿恩了解一些，是因为我和他是同乡，我们是乘同一辆车来的官地。
冀殿恩是在表彰会召开后的第90天才被找到的。那时，已经是1997年了。有关这个情况，《矿山魂》的文字资料片中有专门的记载。
关于“8·4洪灾井下最后一名被困职工冀殿恩找出情况的通报”。
1997年元月15日，官地矿北大巷清淤工作推进到火药库附近。矿立即安排力量，展开了火药库的清淤找人工作。1997年元月18日夜班，通风科主管工程师张文昌、通风一队队长曹永安、通风科技术组技术员李创进三人，按照矿上的安排带领职工到北大巷火药库清淤寻找被困职工。19日零点30分，当清到火药库回风口时，碹头与顶板之间有一只水靴露在外边，他们小心谨慎地刨挖，挖出了遇难者的一条腿。零点40分，汇报了矿调度。矿调度值班长许兴亮、值班员矿调度副主任郑文龙，听取了汇报后携带抢救工具用品，立即赶到了现场，组织人员将遇难者挖出升坑。升坑后，经有关人员和家属辨认个人印章、更衣箱钥匙、衣服、尸体，确认此遇难者为供应科北大巷火药库库工冀殿恩。至此，官地矿在“8·4”洪灾中的33名遇难职工全部找出升坑。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乘一辆五菱之光到了河龙湾。河龙湾绝大部分住户是官地矿的职工家属，随处可以看到熟悉的脸庞。那几天，尽管天气忽冷忽热，但公园里游人如织。玩扑克的，跳舞的，打陀螺的，踢毽子的，闲聊的……其实，他们算不上游人，就是附近的居民，公园是他们唯一的去处。冬天还好，天气一暖和，公园里的人摩肩接踵，如锅里煮着的饺子。不过，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前一天，就是在这里，有人告诉我老×住在哪座楼，但具体哪个单元他也不清楚。
我要找的老×是有贵的领导。
来到那座楼前，虽然8点多了，可楼下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这座楼共7个单元，有120多户人家，不知道在哪个单元，找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了一个人。不过，那个年轻女孩自打从楼道里出来就一直在打电话。很不容易等人家不打了，一问，姑娘直摇头，说不认得，不知道。又等了一会，来了个成年人，一问，人家告诉我，在7单元一层，还说他家的门开在前面。我道过谢后正往那里走，那人喊了我一句，说，错了，错了。你找的人是在这个单元，他俩是同名不同姓。
来到了5层，我敲了敲门，有个妇女开了里边的门，隔着防盗门问我找谁，估计是老×的女人。我说找老×，那女人说不在。我问去了哪里，她说回了老家，又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跟他坐坐。女人看了看我，没有要开门的意思。在我的要求下，女人不太情愿地开了门。我问他们家的电话，女人说矿上拆了。再问手机号，女人说不知道。看人家警惕性这么高，我离开时就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了她，说等老×回来给我来个电话。老×上小学的外孙把我的手机号横着记在一张纸上。直到今天，快一个月时间了，老×也没有来电话。不知道是老×没有回来，还是回来不想打，还是他女人原本就没有告诉他。
“……同志们，现在就急需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共产党的法宝，共产党的优势，共产党能夺取政权，就凭这一条，能战胜困难就凭这一条，能战胜贫困就凭这一条，这是共产党拿手戏……”这番话是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1996年10月20日在西山矿务局抗洪救灾总结表彰会上讲的。
胡富国讲话总是那么有激情，总是那么实在，并且常常辅以动作。有一次他讲到摇钱树的时候，那浓重的长子口音配上来回转动的手势，既形象又生动。不知道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动作。
与拿手戏意思相同的一个成语是“拿手好戏”。这个偏正结构的词原本指的是演员擅长的剧目，后来多用来比喻擅长的本领。
西山矿务局的干部职工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他们利用抗洪救灾那个舞台，非常认真地诠释着各自的角色。当然，作为主角的官地矿更是使上了吃奶的劲儿，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9月28日，在抗洪抢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马关拴、宋杰、申玉芳、岂春明、牛文平5位同志火线入党。
马关拴，抗洪救灾英雄，获得此项殊荣的全局共15人。
牛文平，抗洪救灾模范个人，获得此项荣誉的全局有92人，官地矿38人。
岂春明，抗洪救灾先进个人，获得此项荣誉的全局有371人，官地矿127人。
由官地矿竞赛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编的1996年度生产建设、抗洪救灾群英谱一书中，我见到了牛文平、申玉芳、岂春明三人的表彰材料。从他们的材料中得知，牛文平为三采区掘进副区长，申玉芳为团干，岂春明是地质科的工程师。岂春明主动参加了玉成窑抢险救人小分队。在那次抢险中，他凭借自己业务精、经验丰富、胆量过人的优势，在危险面前没有畏惧，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抢险救人冲在了最前面，为营救44名被困职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抗洪抢险模范事迹报告团的成员。
3月17日下午，我准备再去河龙湾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对晁有贵了解的人。刚刚出了家门走了几十米，见花卉摊上我的一个朋友正在跟卖花的讲价。我过去把他拉到一旁，悄悄问他认不认识晁有贵，他说认识。我说惯不惯，他说还行。等我去了他家，没想到，他对晁有贵了解得还不少。知道晁有贵今年多大，是哪儿人，在机电科工作，还上过局工大等等。不过，他提供的这些信息，大多是在2000年以后，与我想了解的关系不大。不过，对于晁有贵已经退休的说法，他予以否认。后来经过与本人核实，晁有贵至今没有退休。这个具有高级机电工程师职称(全矿仅4位)的技术人才，如今的关系在护理队挂着，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工资的地方。临走时，我让朋友同晁有贵联系一下，就说我想跟他坐坐，看他愿意不愿意。
针对在抗洪抢险斗争中涌现出的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官地矿不失时机地在全矿掀起了弘扬抗洪精神，激励抢险斗志的宣传活动。1996年9月中旬，官地矿抽调组织人员搜集撰写抗洪事迹材料，并筹备了西山矿务局官地矿抗洪抢险事迹报告团。报告团由局、矿领导亲自担任领队，矿党委副书记担任主讲。成员有：坑口救人群体代表、玉成窑营救小分队代表、救人英雄王国瑞的女儿、尖刀突击队队员代表、安抚工作包户人员代表、经警中队救人群体代表、教育总支团支部书记、西局六校一位副校长。
报告共9个部分，分别为：冲不垮的防线、壮举写就诗篇、面对死亡、危难之时显身手 、抢险救人谱新篇、爸爸，您永远活在我心里、向艰险挑战、安抚。
10月11日下午，报告团在矿工会二楼会议室举办了首场报告会，在全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96年10月至1997年元旦期间，报告团应各单位的邀请先后在矿务局内部各单位，山西省委、太原市委、南北郊、北城区委、省八大矿务局、煤炭部、北京煤干院、中煤公司等30多个企事业单位，行程近万里，做抗洪事迹报告36场，听众达3万余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煤炭部副部长张宝明听完首场赴京报告会后激动地讲：西山局抗洪救灾的事迹报告激动人心，感人肺腑，他们在洪水、瓦斯、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面前，上下同心协力，英勇无畏，是我们煤矿工人无私奉献的光辉写照。特别是王国瑞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44名矿工艰难自救的事迹，以及“尖刀突击队”在救人和清理巷道的过程中，舍生忘死为加快恢复生产努力拼搏的事迹，表现出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高尚的思想品德;表现出西山局领导干部、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团结、奉献、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表现出煤矿工人无私无畏、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特别能战斗的英雄气概。为我们上了一堂正确对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课;一堂爱国家、爱集体、爱企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课……
《人民日报》记者刘燮阳听完报告后激动地说，我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了，煤矿的先进人物也写过不少，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了好几次泪，西山局的先进事迹我将尽快去采写，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那里有一支摧不垮、砸不烂的硬骨头队伍。
这大概就是西山领导们所期待的预期效果。
为了实现这个预期效果，他们“废寝忘食，绞尽了脑汁”。
其实，从8月中旬，局党委领导在狠抓抗洪救灾以及抗洪救灾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就在酝酿整个抗洪救灾的舆论宣传工作。经过缜密的考虑，9月初，组成报告团广泛宣传英雄事迹的想法最终也确定下来。在全面铺开的基础上，局里又把官地矿报告团作为重点来抓。具体的做法是：
报告团成立后一方面对报告词高标准、严要求，千锤百炼，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又经过精心设计，把报告会放到抗洪救灾总结表彰会之前，并把它作为群众性、典型性的总结，让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和英雄直接听取报告，一炮打响，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预想不到的效果指的又是什么呢?
3月17日晚上，我想了又想，觉得让朋友给有贵打电话，说我“听说他在‘8·4’洪灾中受了委屈想跟他谈谈”的说法不妥，会不会让晁有贵产生顾虑而躲避我。那天晚上，我在床上斟酌了好久，决定让他打电话时说“我的一个朋友想跟你坐坐，了解一下在玉成窑救人的经过”，晁有贵系玉成窑救人指挥部的成员之一。等与他见了面，我再见机行事。
第二天早上7:30分，我给朋友打了两个电话，未接。过了一会儿，朋友来了电话。我问他给晁有贵打了电话没有。他说打了，他在电话里说人家皇甫琪给你打电话发短信你咋理也不理。晁有贵哈哈一笑，说忘了。我一听这是个好兆头。就问，那他应承了?朋友说，应承了。我告诉你他的手机号，你跟他联系吧。我说我有他的电话，等我准备给晁有贵打电话时，发现手机号码的前3位与朋友说的不符，急忙改过后一打，等电话通了我就问你是晁有贵先生吧，对方说你打错了。再看号码，我把后五位数的08288写成80288，更正后再打，听到了电话那头一口地道的太原话。这次我自报家门，那头晁有贵哈哈笑了两声，说我现在在北京。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回去给你打。我说，我马上发到你的手机上。
这回我终于吃了定心丸，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说实话，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正在写《一个人的洪灾》，文章中的那个人说的就是他。
报告团组建后，距召开抗洪救灾表彰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根据领导的决心，工作人员下决心努力搞出精品。总的指导思想是：以生动的事迹打动人，以感人的情节吸引人，以典型的形象感染人，以崇高的思想教育人。(这些排比句是套用某某某的讲话)官地矿在全矿范围内挑选精兵强将组成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加点加班赶写材料，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着整理了两稿。第二稿出来后，局工作人员又同官地矿的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初步定了稿。让人想起了“样板戏”的修改加工。
我也写过几年材料，深知其中的甘苦。领导说，明天要开会，准备个材料。这天晚上，我就不准备回家了，在招待所吃了饭，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直到材料写好。有时写到深夜，有时写到凌晨。
书归正传。
关于演讲稿，我手头就有好几份。每篇上面都有修改的痕迹。而且，这些材料即使成型后，还在不断地修改，称得上是千锤百炼啊!我把在《西山矿报》发表的演讲稿与《西山魂》上的加以对照，有的文章之间也不尽相同。
再说报告团。报告团原来9个材料9人讲。对外宣传开始后，从效果出发，从9个减少到7个，最后定为5个材料。这样就形成了以王硕林英雄群体在灾难发生后，营救井下被困职工开篇，中间有在特别艰难困苦情况下井下自救、地面营救的感人过程，以及王国瑞同志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最后以尖刀班的工作情况来反映整个抗洪救灾过程收尾的紧凑结构。报告时间虽然短，但既有群体又有个体，既有职工的英勇顽强，又有各级领导的果断决策，既有面的展开，又有点的深化，连贯地、生动地反映了抗洪救灾的全貌。
最后讲讲队员的挑选和训练。官地矿对挑选队员十分重视，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报告团的基本队伍。这些同志都具有两个基本条件：1、绝大多数同志是英雄群体的代表，英雄个人或英雄子女;2、个人素质好，包括思想素质、文字素质、口头表达能力以及气质、仪表等。
记住背熟只是报告的基础，要讲好关键在表达，咬字清楚，舒缓适当，抑扬顿挫。队员们互相指导，互当听众，局工作组的同志在训练队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一字一句地说，一字一句地抠。硬是把感情表达不到位的地方纠正了过来，把咬字不清的字咬清楚。经过不断实践，不断体味，场场达到了最佳效果。
这时候工作组的人其实已经成名副其实的导演，而队员们也变成货真价实的演员。
18日晚，朋友来电话问我，问同晁有贵联系上了没有。我说联系上了，他在北京，回来了跟我联系。朋友说，我昨天下午给他打电话，他还在太原。见朋友这么说，我有点担心，问他有贵是不是在编故事?朋友说，以我和他打了十几年交道的经验，有贵不是那种人。
抗洪救灾报告团于1996年9月初筹备，9月底组成。从10月20日局抗洪救灾表彰会首场正式报告算起，至1997年1月21日省煤管局报告为止，三个月时间里，共报告37场，行程5000多公里，其中局内18场，煤炭部和山西煤炭系统13场，省、市、区6场，直接听众达3万余人，圆满完成了省委胡书记以及局党政领导赋予的任务。完全可以这样说，报告团是人员选得好，整体设计好，材料整得好，感情把握好，报告效果好。
把灾难进行一次次的打磨、加工、提炼、包装，将其转化、升华为一种精神，一种经验，一种正能量，一杯忘情水，这就是我们独有的特色，而且一以贯之乐此不疲地应用到现在。有人把西山矿务局的这种做法总结成“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一个创举”，我将它称之为“灾难效应”。
22日早上，我去医院化验，化验完从医院出来之后，拨通了有贵的电话。有贵昨天刚从北京回来。我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儿。他说这几天比较忙，后来又问我在哪儿住。我说我在建北街。他说，我一会儿要去官地，要不你在建北路口等着，我9点20分就过去了。我说行。说过行之后，我又觉着这点时间太短，他是不是在应付我。就说，要不等你办完事情咱们再谈。有贵说，办完事情就不知道到了几点。我一听这话赶紧说，那就按你说的，9点20，我在建北街口等你。因为我害怕错过这个机会，这事情说不定给拖到猴年马月。挂了电话后看看表，8点41分。离有贵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吃点早餐，补充点能量。因为化验，早上连水也没敢喝一口。
在建北街离路口最近的一家早点摊吃了饭，用去了9分钟。我来到马路边一家药店的门口，在距马路最近的一个摊边停下，在看他们打扑克的同时，捎带着监视马路上行走的车辆。
仅仅几年的工夫，矿区马路上的车就多了起来。尤其是小轿车。不知道从哪儿咕嘟咕嘟冒出那么多来。以往过马路，几乎用不着操心，如今你想过马路，虽然没有设红绿灯，但也不是什么时候想过就可以过的。因为车辆不断，你不得不左顾右盼，不得不瞻前顾后，不得不小心翼翼。
到了9点15分，我离开扑克摊，直接站在路口。这是车辆的高峰时刻，阳光下，行进着的车辆们如一朵朵翻卷的浪花，汇集成了一条五彩缤纷的车流。我一边看一边猜想：晁有贵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奥迪?宝马?雷克萨斯?本田?现代?他的车是什么色的?蓝色?灰色?黑色?红色?黄色?
眼看着到了9点25分，比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我有点急了。是堵车误了时间还是我看打扑克时人家以为我不在就走了?因为我们之间只有电话联系，谁也没见过谁，谁也不认识谁。
我掏出手机按了几下又停住，心想，兴许人家还没有过来。飞机还经常晚点哩，何况汽车。正想着，就有一辆尾号为288的白色奔驰小轿车在我跟前停下。我急忙上前去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开车的就是晁有贵。今年58岁的晁有贵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黑黑的头发，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穿一身黑色的西服，给我的印象是6个字：精神，精干，精明。“晁科长，去官地呀?”我问。
“有点事要办。”停了一下，又说，“一个工大的同学孩子办事，早点过去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老是打扰你，不好意思。”我说了句客套话。
“没事。有什么事，请讲。”
小轿车往前走了一截，在路边一个地方停住。
我们的谈话从“8·4”洪灾说起。
“8·4”洪灾发生后，晁有贵在玉成窑待了一个多月，送电，送风，为营救坑下被困职工做好了准备，争得了时间。
晁有贵如那个朋友所言，很是痛快，直爽。
晁有贵说，他几天前才从海南回来。我说你不是去北京吗?他说他是从海南回到北京的。现在，他虽然没有退休，但和退休了没有什么两样，妻子也已内退，唯一的儿子在海南工作。因此，他在海南买了房子。如今的晁有贵如一只候鸟，天冷了飞往海南，天热了飞回太原。
晁有贵是近郊聂家山人，1974年招工来到官地矿，先后在水暖队、601等地方上班，1978年在矿务局工大脱产学习了3年半，1982年到了机电科。凭着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十年的媳妇熬成婆，1992年晁有贵当上了机电的副科长。“8·4”洪灾之后，矿上给晁有贵行政记过处分。理由是，作为主管送电的副科长，他没有尽到责任。
这个理由不能说不是个理由。官地矿周边的数十个小煤窑哪个用的不是矿上的电，如果没有电，它能开采吗?它会越界吗?洪水能够通过它进入大矿的井下吗?“8·4”洪灾还会发生吗?
我问，处分时有没有文件?
晁有贵哈哈一笑，说，这么多年了，记不清了。
不过，我的目的已达到。因为最终证实，他可能是那次洪灾唯一受到处分的人。即使不是，他也是那次洪灾中唯一集立功和处分于一身的人。因为前几天，我在官地矿竞赛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编的1996年度生产建设、抗洪救灾群英谱一书中，意外地发现了同晁有贵有关的文章。
争分夺秒保供电 抢险救人做贡献
——抗洪抢险二等功晁有贵同志的事迹
晁有贵同志是机电科主管供电的副科长。今年以来，为确保全矿安全用电、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尽心尽力。8·4洪灾以后，为抢救人争分夺秒保供电，为我矿在玉成窑救出44名井下遇难(应为被困，作者注)职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8月5日凌晨4点半，晁有贵同志得知我矿遭受洪灾，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徒步趟水绕道20余里赶到机电科，主动请战参加抢救人突击队——玉成窑抢险队。当时由于山洪暴发，造成山体滑坡，南郊玉成窑地带的高压电杆被山洪冲倒在河床中。没有电，玉成窑井下就无法供风，抢险人员就不能下井救人。紧急关头，他亲自带领电管组刘高才上山巡线，在确认高压线路无危险隐患后，他又亲自到海柱小窑借回300米橡胶电缆，并于当天下午2点钟开始为玉成窑井下供风，为井下矿工获救争取了宝贵时间。为确保玉成窑抢救人期间的正常供电，晁有贵同志被确定为常驻玉成窑指挥人员之一，在长达40多天的日日夜夜里，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回过一次家。他组织机电人员安装水泵，加装风机，及时向坑外排水，排除瓦斯，确保了我矿抢险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跟他说这个时，晁有贵哈哈一笑，说，这叫“赏罚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