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的最后那年，我们面临实习。当时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到东北，一个是西北的高原。我选择去了青海格尔木。主要原因：一是当兵时在新疆边陲，有过高原的经历;二是那时我接触到了著名作家王宗仁老师，开始在他主编的《后勤文艺》上发表文章，对他笔下的高原充满向往。结果，我们这一队实习的，还让我总负责。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再到青海的格尔木，在那里待了大半年。印象最深的，是部队管理真严格，当时我在汽车三团，团长姓姬，爱兵如子，却又严酷如父。这里的团队，主要是保证西藏的物资供应。我们带着车队从格尔木出发，经过多个兵站，将物资送到拉萨。到了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有很多同学有高原反应，头痛，走路发飘。守在高原的夜空，我时常在想，以后自己到了边防，将会度过怎样漫长的一生。后来去了拉萨，带队的连长指导员，破例让我们几个人换了便装，去参观布达拉宫。我们一起的一个战友，这不信那不信，在里面乱讲乱议，结果在爬楼梯时跌了好几跤，他害怕得一言不发了。回到格尔木，他由于替团里办板报得到了表扬，为了感谢他，政治处一帮人拉他悄悄去喝酒，没想到一喝就多了，被送到22医院，差点没醒过来。我们带队的教导员为此事，严厉地批评了我。好在经过一场抢救，他醒过来了。才知道在高原缺氧，与平原喝酒不一样。高原部队管理非常严格。有一次，我们的车队在回格尔木营区时，由于超过了规定的时速，结果那个姬团长让我们把所有的车开到营区外，每辆车都熄火推回来，作为惩戒。还有一天早上，姬团长到我们连来检查伙食情况，看到地上与泔水桶里扔有馒头，便把负责伙食的司务长叫来，让所有人把自己桌边、桌下与桶里的馒头捡起来，让司务长带头吃。高原的馒头蒸不熟，是个正常现象，但也不能浪费粮食，这是要求。司务长没有蒸好，首当其责，我看到他边吃边吐，最后几乎哭了。接着，姬团长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桌子上剩的吃了。有了这两件事，从此谁也不敢再违反规定了。我们还在高原种下了白杨树。许多年后，我陪一位领导上高原宣布主官的命令，我专门想去看自己种下的树成活没有，长大没有，结果，看到成片成片的白杨树，也不知道哪些是自己种的。岁月在人眼里，一转眼就是很长，记忆也靠不住了。
高原代职半年后，我们回到学校，准备论文，做好毕业准备。我们是从边疆来的，属于定向生，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但队里领导要我带头写到边疆去的申请，我说：“我反正是要回边防的，还用写吗?”他说：“主要是个示范作用。”我便写了。这一写，给队长与教导员一宣传，大家便都开始写了。除极少数外，大家都表示听从指挥，服从安排，都愿意到边防去建功立业。在宣布命令的前一天夜里，学员队给每个人发了个麻袋，让把东西准备好。我在麻袋上写了“天津——乌鲁木齐”几个字。第二天宣布命令时，站在整整齐齐的队伍里，我突然听到了自己被宣布留校的命令，当时还以为听错了，接着就在众人前感动得流泪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军校学习的几年，我时常抽出空余时间写作，并且有作品发表，在系里与学院里，有点小名声。说起来，发表作品背后，还有点小故事。与我一起从新疆一个团考来的战友李，家里条件不错。他时常在周六日请我打个牙祭。次数多了，我便不好意思老去蹭吃蹭喝了。因为我身上基本没有什么钱，可怜的一点津贴，除了买日常用的，还要存下来，补贴家用。战友李说：“你不是写作吗?可以投稿啊。如果发表了，有稿费你就请我。如果没有稿费，我请你必须来。”后来，大约是在军校的第二年，我便在《天津青年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个两千字左右的散文。编辑叫高浣心老师。这一下子激励起了我的写作信心。我便写得更勤了，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因为我发表了作品，慢慢变得小有名气，被学校知道了。在快毕业时，因为平时表现优秀，加之机关经常借去写材料，时任政治部主任点名将我留校。他说：“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以后可能会为我们学校争光。”
那个夏季，也因此在我的生命中，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季节。当年我们班考进来时，一共招录了108个同学，而到毕业时仅有99个人，淘汰了9个。因为留校了，我便主要负责送站，每送走一个，大家的泪水翻飞，好像都觉得这就是生离死别。送完最后一批，我走过空无一人的走廊的尽头，站在三楼的宿舍阳台上，向挥洒了三年汗水的训练场与曾经灯火辉煌的教学楼望去，只见操场在一片灯火中静默无声，而教学楼仍然灯火通明，低年级的学弟们仍在此耕耘理想。我的脑里电影般的晃过一个个兄弟们的笑脸声音，感到有些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