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队长让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宿舍待命，等候通知。我们班一个宿舍共12人，大家在屋子里唧唧喳喳的，不知谁会被命运叫去谈话。在经过漫长等待后，队里通讯员的脚步声终于在门口响起了。他一进门，大家的话便戛然而止。通讯员刚一开金口，就点了我名字，问是哪一位。我觉得血液与呼吸都静止了，甚至有几十秒的时间，整个大脑里一片空白，过了很久才回应地站起来，说我就是。他说：“教导员叫你过去谈话。”我只觉得心在怦怦直跳，跳出了胸膛——怎么会是我呢?从我们班到队部，其实只有二十几米，但我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路，脚下真的像灌了铅似的痛苦。我跟着通信员来到队部，低低地弱弱地喊了一声“报告”。只听到教导员说：“进来。”我进去后，他对我说：“叫你来，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把胸脯挺得笔直，但不敢抬头，说：“不知道。”教导员说：“嗯，你在三个月的强化训练中，表现不错，现在交给你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你能圆满完成。”我挺了挺胸脯并抬起头说：“请首长指示，坚决完成任务!”教导员说：“这是一个非常保密的任务，不能对任何人讲。你住的对门有个学员因为专业成绩不合格，面临退学，明天就走。你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必须看好他，不能让他发现，更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明天一早我找他谈话，火车票已买好，谈完话后由你和另一个骨干送到天津西站，安全顺利完成交接。”我一听，在为自己心中命运的巨石落地同时，又为战友感到特别惋惜。出门时，才发现全身都是冷汗，特别是手心，几乎可以攥出水来。这时，满楼道里，各个班都有人把脑袋伸出来张望。由于自己心里有了底，我装作若无其事，脚下觉得特别轻松，仿佛是踩在云朵之上。回到班里，大家从一片热闹声中突然又安静了下来，所有人把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一个湖南的同学打破了沉静，说：“是不是确定你啊?不要灰心，大不了明年再考。”我扫视了一下同学，他们的目光都很复杂。我装出平静的语气说：“不是我啊，谢谢。”整个宿舍一下子又安静了，有人的脸上开始又呈现复杂与惊慌的表情。所以，那一夜，同学们，一个个翻来覆去，睡得特别不踏实。而我，却是进入军校后度过了最为轻松的一夜。整个晚上，我跑到对面要退学的那位战友的房间好几次，看他是否睡着。开始，他倚在床上，从黑夜中看着我。我第一次进去时，他没有理我。第二次进去时，他突然说了句话：“你跑我们班干啥呢?”我在黑暗中心里一慌，随口说走错了门。他可能有预感，说：“你走错两次了。”我本想说自己有夜游症，但话还没说出来，心却虚了。好在队里规定，各个班睡觉都不许关门，我便躺在自己床上盯着对面的动静。越是这样，班里的人越是睡不着。一个河南的战友终于打破平静：“你这么晚了不睡，总是起床，干啥呀。”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晚，漫长的一晚看上去风平浪静。终于到了第二天早饭后，队部开始找退学的同学谈话，这一批我们学员队共退学四个。我受领任务，去车站送那位战友时，一路上他强忍着眼泪，不和我们说话。过安检的时候，我向他招手说：“明年再考回来。”他理也不理，径直走了。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天津西站里，一时五味杂陈。想起如果这个人是自己，不知该怎么办呢?送走这位战友后，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叹息不已。没想到，第二年，这个同学真的又考回来了，不仅报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上的还是本科班!有一次，我在训练场上见到他时，主动与他打招呼，但他同样没有理我。
从此，我们的生活走上正轨，训练的艰苦与读书的紧张，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毕业。由于我们指挥系是全程淘汰，我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每天除了训练，还有文化通用课、专业课与政治课，特别是会议很多，队里的领导一讲就是好长时间，让始终有些羞涩的我总是感到羡慕。除此之外，我和另外两个战友，还得在深夜里负责学员队的黑板报制作。我主要是提供内容，他们两个设计版面并上版调色。他们俩用粉笔做的黑板报，非常有特色，常常在学院里获奖，成为我们学员队里的招牌。许多年后，我带着家人到苏州旅游，其中一位做黑板报的高手从新疆转业到无锡，听说后专门从无锡开车到苏州来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为那时的奋斗、牢骚、不满与误解而置腹长谈，把酒言欢。记得当年在学校，由于这项工作常常是在同学们睡了之后才有时间进行，他们对我意见很大，但此时却怀念过往——可见有时的苦痛到了后来再回味，便成为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