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后来我在交大宿舍里问祖煃堂兄，他说：“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亲密团结。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光老是亮着，家里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板桥亲戚、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七十四岁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爱珍表姑(外婆)个性开朗、活泼、喜欢开开玩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扰，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会。三姨告诉我：“大姊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姊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到：“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1990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卡本(Frederick McCubbin，1885—1917)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
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
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妈，那是画啊!”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
“对，不只孩子会走失，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这种男人情愿餐风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惟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画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家园景象。
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是永远看不厌的。”
黄昏时候，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习‘自个儿’。”母亲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里写道。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子，闪着好奇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