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账，我盘点货物，我看电视，我发呆，我抠鼻孔，我嗑瓜子，我盯梦露，我摸梦露，我捅炉子，我抽烟，我烤土豆，我无聊，我打哈欠，我揉眼睛，我看电视，我换台，我用扑克算命……
与此同时，透过窗户，我看到王传德进入图书馆，打开笔记本，敲击键盘，移动鼠标，抽烟，吐烟，皱眉，痛苦，打开书，合上书，整理书，冥想，撕稿纸，拍桌子，大口呼吸……
倪先忧颤巍巍爬上梯子，像一名老拖拉机手驾着犁车那样，在小卖部的墙上画画。他先用粉刷将墙面刷成白色，再画上一个黑色十字架。
宋香草穿着前两天的红裙子，站在小卖部门口，举着麦克风，迎着四面八方赶来的目光，大声朗诵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格言：
艺术家应该奉献自己的生命;
艺术家不应该欺骗自己;
艺术家应该把爱当作生命;
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
艺术家不应该自我标榜;
艺术家不应重复自己;
艺术家应当学会原谅;
艺术家是与磨难有关的;
艺术家是与符号有关的;
艺术家应当在瀑布下找寻;
艺术家应当在激流中找寻;
艺术家应当在星空里找寻;
……
艺术家不仅应当思考如何活着，也应当思考如何死去;
艺术家应当无畏地死去。
村民们围成半弧，从头到尾，没人离开。不过，他们也只是站在那儿，面对十字架，用一种近乎麻木的表情。一只彩色羽毛的漂亮山雀，停在棕叶狗尾草丛间。
阿德瑞的后期经费迟迟没到位，这期间，我只好回了趟上海，赶制了几件作品，在西岸和蓬皮杜艺术展上卖掉了。等我再回到村里，已是冬天。
理查德·朗的“圆圈”，在我母亲和一个靠捡废品为生的妇女帮助下，终于在村外的河堤上摆好了。尽管过程中，她们老是摆错树枝，还时不时说一些令人泄气的话。但当我站在高处向下望，荒凉的雪地上，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黑色的，空洞的，紧紧贴着坚冷的大地，深深望向天空时，一股暖流，一下子冲出了我的眼眶。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玻璃。我头一抬，是宋香草。我示意她进屋，她不肯，隔着窗户撂下几句，匆匆走了。过了几秒，我才回味过来，她说的好像是道路扩建，我的项目要被拆除之类的话。
我走出家门，沿着主干道一路向西。经过村口，我看到绘有索尔·勒维特墙画的那面墙上，一个大大的鲜红的“拆”字，给红笔重重地圈画了起来。梦露的头像，也人老珠黄了。旁边的钻石，也不闪闪发光了。我继续向西。牛红旗的旋板厂，不时传来刺耳的切割声。王传德依旧坐在昏暗的小卖部里，电视机里传出的不再是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图书馆门前的玉米地，枯败的玉米秆，被厚厚一层雪压弯了。就在这时，一个村民从图书馆门前走过，我盯着他。他整个人灰突突的，走在雪地里，像一匹劣马在泥地里迈着小碎步。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息，也像一瓶盖子被拧歪、二氧化碳全都跑掉的汽水。我突然意识到，他和这个环境，和这里的冷空气，都是一样的，他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这就是全部的事实，就是我的整个项目呈现出来的样子。最后变成像他一样，满是泥泞，毫无生气，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或者消失了。连同我的野心，一步一步，走向了消亡。
那天，在给阿德瑞的最后一封邮件中，我写道：
亲爱的阿德瑞：
你好!
非常抱歉地告诉你，关于这个项目，在这个冬天就要终止了。因为这里的土路很快会被拓宽，连接起两条通往城市的大道，很多房屋也面临着拆迁。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大部分项目将被拆除。最后一件作品是理查德·朗的“圆圈”。这个作品的完成，仿佛为整个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外面在下雪了。我不时地望着窗外。雪稀稀疏疏地静静飘落，似乎在考虑落向何方。
夜深了，我感到很累，请允许我就写到这里吧。
夜里睡下后，我梦到这个项目以录像的方式回到了荷兰当代美术馆。展览开幕了，我站在电视机旁，眼前是汛期来临时鱼群一样穿梭的观众。不时有人认出我，过来说，Congratulations!我不知所措，想好的词全忘了。大厅里有鸡尾酒会，我过去喝了几杯。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吵，空间越来越小。小到我最后只能像一只气球那样，浮在空中，斜着飘。人头攒动中，我到处找阿德瑞，想对他说：我要出去，换个安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