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了，她说，指挥我离开公路。车子又驶了一段，右拐，停下。车灯呈扇形扫射到一片凹地上，我这才看清，离我们不远处，有一片湖。再远处，村子或者公路上的灯光在摇曳，远处缓缓传来车流的声音。她用手帕擦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好让我看得更清楚。
就在这时，一道光从她的眼睛里逸了出去。我这才发现，不是湖，是一条河。河上面有一座桥，弧度很美的一座石桥，桥下面有几个孔，每个孔里都钻出半个月亮。
河水浸月，一如银瓶乍破。
我们静静地抽烟，长时间地望着窗外。这时，一群飞蛾被吸引，绕着车灯飞舞。一只落了下来，腹部紧贴着挡风玻璃，翅膀和触角在微微颤抖，我甚至都能看到它的小黑眼，凸在圆圆的脑袋上，窥视着我们，一动不动的。
我问她刚才是不是哭了。她说没有时，手搭在前额，嗓音有些沙沙的。沉默了片刻，她扭过头来问，你把艺术带回来，因为这里是你的出生地，对不对?我说，对啊，可大多数村民不理解，包括我父母。他们说我在外面搞的艺术，只会把别人的东西搬来搬去，还想跑回来捞一笔。我说这话时，看到那只飞蛾蓦地飞入了夜色，窥探的眼神却还留在那儿。她叹了口气说，你不能指望那么多。这个地方——她说到这里时，用一根手指机械地敲打着玻璃，向着黑夜，不往下说了。我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我问她后来怎么不写诗了，她说，哈!如果我现在还在想着这件事，我早就饿死了。我说是啊是啊。她说，但是你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她用了一个很概括的词：另类。我问她怎么理解这个词。她想了半天，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又换上一种缓慢的语调说，走吧。
我瞅着她笑了，把头扭向窗外，望着我周围的土地、眼前的河水，已经变成了墨绿色。我从未见过的墨绿，那颜色带着微微的闪烁，仿佛我内心跳动的什么东西，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我发麻的神经在提醒我。我舒展一下双腿，长吐了一口气，从椅背上坐直了。
过了一星期，我从郊区的建材市场，拖回一批钢板，摞在院子里，准备去找那个装婚房的村民，听说他都在挂窗帘了。半小时后，我灰溜溜地回来了，盯着那些钢板，替它们考虑新的地方。那个村民说，他的未婚妻改主意了，不打算把我那个卡尔牌的钢板铺到客厅，她担心生锈，还担心老鼠在下面养儿子。总之，他说了一堆理由，变卦了。
女人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在院子里转悠，叫父亲出来，告诉他我决定把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就铺在这里，我指了指院子中心，赶跑一群觅食的老母鸡。父亲说，你花那么多钱，总不见得为了打水漂吧?工夫不大，我和父亲就让“卡尔”躺平在了院子里。父亲轻轻站上去，说怎么都觉得脚底下踩的不是艺术品，而是一沓沓人民币。他很快发现每块钢板的纹路和颜色不对。他说，你这个“卡尔”太乱了。他又按顺序重新铺了一遍。弄好后，还不过瘾，把鸟笼子拎出来，跟摆龙门阵似的，每块钢板上站只鸟，他站中央，一手拎一只鸟笼，问道，这算不算一件艺术作品?我笑了，说，这是一件装置艺术。
一场雨后，女人的话像魔咒一样再次应验：钢板全都锈了。黄色的锈水从钢板下流出，流过泥地，像泥鳅一样四处游走。父亲坐在门槛上，磕着烟斗，对着老天爷长长叹了口气，唉，我看到钱都流进沟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就算当废铁卖，也值不了几个钱啊。我纠正他，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是称斤算两。他说，就算是艺术，你这件作品也是最没看头的，也不能挂墙上，也不能当摆设，还占地方。
秋天到来后，我做了一个突然决定：和王传德、倪先忧、宋香草合作完成一场行为表演——“身份互换”。正式表演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不少邻村的。他们问我，你们在拍电影吗?我说，我们不拍电影，但和电影差不多。他们说，是不是王传德的小卖部里放的那种?我说，差不多。这时，我看到人群中，我大姐和大姐夫也来了，他们是专门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赶过来替我捧场的。
我忽然觉得，这或许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个早晨。
我穿上王传德的灰夹克，戴上油乎乎的套袖，穿着沾满污泥的白球鞋，驼背进入他的小卖部。王传德穿戴齐全我的一身行头：西服、衬衫、领带、手表、皮鞋，两条胳膊僵在身体两侧，像一对方括号那样，佝着背走出小卖部。我们以交换身份证的方式，完成了身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