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谧。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
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事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惊肉跳，可没有人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瘾。”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拥有美国国籍，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
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文学评论家摩罗是个腼腆的人，记得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只是浅浅地微笑，半天没有话说。以后，我们一起到大学作文学讲座，他也经常把话筒推到我的面前，一个人红着脸躲到后面。在出版自己的著作时，他也最不好意思跟出版商谈判，结果被奸商坑了很多次。
然而，我跟摩罗成为好朋友，正是基于他腼腆的个性。腼腆的人是能够以心换心的。在我看来，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今天，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利用它们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人们笑里藏刀，说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