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小区，团购最容易秒光的不是蔬菜肉蛋，而是——面包与包子。记得一次团购包子，小区里竟然下单买了3000个，而某次面包团购10分钟300单秒光。因为上海人的早点，无论老少，都习惯点外卖。而与挂面相比，上海人平时吃的是新鲜的切面，平时也是到饮食店里吃的，除了浇头多，尤其面的高汤——即使至简的阳春面，家里怎么能常备那样一锅高汤呢。
早年刚当编辑的时候，经常外出组稿。如果是去北方，聊得投机，经常就被邀请去了作者甚至刚认识的朋友家里。这点和上海人的习惯不相同，如果不是亲戚和极其熟悉的朋友，上海人是很少往家里带的。记得有次在胶东，朋友带我去乡下采风，一位老太太烧热了炕，我在炕上被热得坐在高高的被垛上，而她除了大锅煮鱼，还做手擀面。一卷一推，一大片面饼越推越薄，她好心要教我擀面，我却使足了力气压那个层层叠叠地卷着面片的擀面杖，她愁得感慨：这也不会，以后谁会娶你呀。把我乐了半天。
我曾经在汪曾祺先生家吃过一次打卤面，记忆深刻。汪曾祺先生与《收获》有着深厚的友情，也刊载过许多作品，我一个晚辈编辑前去拜访，原本忐忑，在书房里坐下，清茶一杯，海阔天空，体会到他的博识、风趣与友善，具体聊了什么却忘了。记得说起我们《收获》主编李小林老师说过，1949年之前，她家傍晚总是“高朋满座”，汪曾祺、黄永玉、黄裳先生，那会儿他们都还年轻，在上海谋生，经济也会窘迫，经常晚饭就到巴金先生家打牙祭……
然后，汪曾祺先生就去了厨房，再然后，一碗传说中的打卤面就散发着热气，摆在了我的面前。他还特意指点一下小碟子：“我亲手做的韭菜花，你尝一下。”汪先生的那碗打卤面，料足汤鲜，木耳黄花鸡丝等与黄澄澄的鸡蛋卤映衬，碗里一拌一挑，稠稠地裹着面条，香。
多年之后，读先生的文章，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都有情致与情趣，无拘无束，见解洒脱，如行云流水，而最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有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