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梦里的孙桥村，证明我少儿的生命曾经鲜活却已腐朽;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孙桥村，是我缘定的“三生石”……
我的精神自传，自创与当下散文不同的文学呈现，即真实的故事，加“讲故事”的小说叙事，加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再加今天我个人的自我启蒙和“假性虚构”。我姑且自定义为“纪实小说体散文”。
——题记
老 船
我祖父、祖母即我爹爹奶奶，养了三个儿子，大伯、二伯和我父。大伯名义上过继给朱家便姓了朱，二伯承续家嗣，姓顾。我父给吴家承嗣，自然姓了吴。老兄弟三人三个姓，少有，原因是家里祖祖辈辈以做砖瓦为生，很穷，负担不了三个儿子结婚成家。我父过继的吴家，也是窑工，也穷，早早领了个童养媳即我娘，不花什么钱，就能为吴家续香火，以传宗接代。
我娘十三岁时，就与我父成亲，成亲之后，我娘我父便重新回到了陈家窑我父的“娘家”。虽然回到自己的家，但家里只有三间茅草屋，大伯大伯母占一间，二伯占了一间，娘与父没有地方住，就让他们住在一条船上——除了做砖瓦土坯赚点生活费之外，祖传的唯一生产工具就是那条老船，靠它装砖瓦运输挣苦力钱，以贴补家用。
老船的故事，也是我家的故事。
娘说，爹爹奶奶舍不得小儿子，才给了这条船住宿，且跑跑运输生意。好多年，我父我娘带着我与大哥漂泊四方，去南通、唐闸、西亭、金沙、海门、如皋、海安等地送砖瓦，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人家”。常常是我父拉纤，我娘掌舵，早晨赶路，晚上停船睡觉。我娘最怕的是伢儿生病，大哥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因生病没钱请大夫医治，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了。有一回，我生病发高烧不退，满嘴说胡话，急死我娘。我父看河里漂着很多西瓜皮，就捡起来，对娘说：“试试，吃吃好退烧。”我娘就洗洗，用调羹刮下皮下的剩肉，喂我吃，连吃两天，我的病果真好了。也神奇，西瓜皮还曾救过我的一条命。
我与大哥，常在船篷里无忧无虑，嬉嬉闹闹。老船给父母的是苦累与赚钱的希望，而给我与大哥的，常常是儿时不知愁滋味的快乐。我父跟他满叔学会了拉二胡、唱小曲、讲才子佳人的故事。到了晚上，我们兄弟俩就缠着我父唱小调。我父就拉起二胡，唱“十二月令” 孟姜女的“哭长城”“紫竹调”“四季歌”等民间小曲，自己操琴自己唱，有时还用“细嗓”变成“女声”来唱，船上充满了一家人的欢笑。有一次，一条船还移过来，一个公子哥儿站在船头问：“喂，卖唱的，请小姐到我船上来唱吧，有赏钱哎。”我冲他喊：“是我父唱的，这里没小姐。”那人朝船舱里张望，见灯火下我父是个大男人，就很扫兴地走了，引得我们全家哈哈大笑。这类误会发生过好几次。这叫苦中有乐。有行船的，直接到我家船上来听曲儿，也是常事，反正不花一分钱就能乐一乐。
老船，也曾经给我家带来不幸。
我娘说，那时我出生不久，就在老家奶我。船运输的事，就由大伯和我父一起干。他俩在西亭卸完砖瓦之后，本想到我二姨妈家喝喝酒，玩一天，以消除几天的劳累。没想到，四五个“二鬼子”跳上船来，用枪托使劲在甲板上猛敲，敲裂了甲板。见我父、大伯从船舱里出来，二话没说，就把老兄弟俩用麻绳捆绑起来，带到了一个伪军的 “大队部”。那时，这些汉奸断了脊梁，给日本人当狗腿子，“鬼子”并不给他们饷银。他们通过绑票、抢劫等手段搜刮民财，还靠此向日本“鬼子”进贡讨好。“二鬼子”队长两眼圆睁，吆喝道：“你们要不要命?要命拿钱来!”我父说：“我们是帮主家运砖瓦，干的穷苦力，没钱。”队长说：“你不给，那就让你上家伙!”我父挨了几鞭子，生疼得咬紧牙关，觉得还是保命要紧，就问：“长官，要多少钱?”队长说：“一百大洋。”我父与大伯只好答应。于是，我父向二姨父借钱，请他周旋救人。二姨父在西亭开一个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少钱。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友东借西借，才凑足一百银元，将老兄弟俩救了出来。这是情与义啊!连襟加兄弟，患难见真情。后来我娘说，夫妻俩靠运输，辛辛苦苦积攒了五个金戒指，本来准备砌房子用的，只好用它来还二姨父。多少年的心血，被日本“鬼子”与“二鬼子”这一折腾，统统打了水漂，一辈子还欠了二姨父“拔刀相助”的恩情。
老船，也曾给我家带来一桩幸事。
我娘说，那时我大哥还没出生，一个深秋早晨老船卸货停在金沙镇，我娘觉得老船没来由地晃动起来，走上甲板细看，一名光身子的妇女抓住船帮，活活抖抖，气息奄奄，使出洪荒之力要爬上船，就喊我父一起把她拽上甲板来。我娘给她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又给她喝了一碗热粥，这才恢复了元气，讲了她很悲催的故事。前一天在地里攀玉米，没想到被村里的一个无赖袭击，扒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此事被后到玉米地的她男人知道，男人不去找那强奸犯算帐，反而说自己的婆娘淫荡。男人一路打她、羞辱她，将她赶到河岸之后，就把她的衣服扒光，要她去死，生生把她推下了河。她下意识地抓到一根木头，漂流了一夜，这才碰上我家的老船。我娘说，老婆被强奸，没来由地惩罚老婆，还狠心要老婆去死，这男人就是猪，就是狗，就是个没人性的畜生。娘说，那个无赖是个坏人，那个丈夫也是个坏人，穷人里面也有“狗日的”人渣。那女人大大的眼睛，窈窕的身子，白白的皮肤，是个美人儿。娘问她今后什么打算，她央求我娘我父收留她。我娘想到，二伯还没娶老婆，就问她肯不肯，她居然一口就答应了。我娘问我父的意见，我父说，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她，后来成了我的二伯母。我娘说：“什么水上行船‘救死不救生’的规矩?见死不救还是规矩?!行善，才有善报。”
老船在老兄弟仨分家的时候，祖父将船分给我父与大伯，每人半份。建国之后，我家从陈家窑搬家到孙桥村，我父的主业还是行老船。我寒暑假随我父上船去出游，也帮着干点活。最轻松的是掌舵，坐在船尾上，左右摆动，毫不费力气。最苦的，是拉纤。俗话说，世上三大苦，打铁、拉纤、磨豆腐。我跟我父拉纤，向前哈着弓形的腰，使劲地背着纤绳向前挪步，一步也不能松劲，否则，装满砖瓦的老船就不会前行。遇到逆风，拉纤就更费力气。冬天的时候，满脸迎着寒风，似刀割脸，生生地疼，而身上却是汗流浃背。夏天的时候，光着上身，风大，戴不住草帽，只得任烈日晒，晒得你头昏目眩，汗如雨下。常常在这个时候，我在后面看着我父佝偻的身躯，好像就是犁地的一头老牛。我就想，是父亲撑起了我们一家，养育他的伢儿。正如现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是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到晚上睡下，父亲老自言自语：“腰疼，疼得不得过，我的娘啊。”是的，挑着砖瓦装船与卸船，没完没了地拉纤，全靠腰板的支撑，受不了也得犟牛般地忍受与挺住。读大学时，我欣赏到了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因我父当过纤夫，我也体验过纤夫的艰难，故才对此画有更深切的理解。是的，列宾一反画贵族的油画陈规而画纤夫，笔墨间对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倾诉了同情与赞美，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跟我父行船，常常带给我父以陪伴他的快乐，然而，我觉得苦是苦，但苦中有乐，享受快乐的，常常还是我自己。
碰到下雨的时候，路上的泥土就变成浮起的烂泥，又粘又滑，拉不了纤，老船自然行不走，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老天爷放晴。这个时候，我便穿上蓑衣，在河坎上做“鱼梯”。雨大水多，稻田、棉花田里的水就顺着水沟流淌到河里。鱼儿，尤其是鲫鱼，有一种奇怪的习性，喜欢逆水而上，而且在冲浪时会飞跳起来。我在水面至河坎的斜坡上，贴坎面向上，用手扒出一个个泥坑，隔两尺就扒一个，依次扒上四五个坑。农田里的水顺坑流下，鱼儿就过“狂欢节”，纷纷逆水“跳龙门”进坑，它们完全不知已经进了我的陷阱。这时，我就用两手在坑里逮住它们，一一放进木桶。多的时候，可以逮个五六斤，少的时候，可以逮上二三斤。伯父负责杀与洗，我父的任务是烧与煲汤。完后，我们就一起吃红烧鱼喝鲜鱼汤，老兄弟俩还喝上几杯酒，其乐融融。吃不了的鱼抹上盐晾干，之后慢慢地吃。有一回，卸完船上的货，我在镇上溜达，在饭店门口的垃圾堆捡到一块连着白筋的猪肝，就带到船上，用鱼篓改装为带绳子的鱼簖，鱼可以进篓，出来却被竹子做的“倒刺”卡住。我把猪肝放进鱼篓，晚上放进河里，绳子系在船舵上。第二天早晨，我拉鱼篓上来，嗬，里面居然钓到一个将近三斤重的大王八!我高兴得在船上又蹦又跳。我父说，别吃，卖了换肉吃。我便拿到饭店去卖，老板见了，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换肉吃。老板发善心，将甲鱼放生，还高兴地给了我一只大猪蹄膀。我们三个男子汉，美美地吃了两顿白水煮蹄子，饱饱地油了一回肚子。后来，我后悔没自己将甲鱼放生。我父笑着说：“这么大的甲鱼，少说也有三十岁了，我早就晓得，在谁手里也都会积善积德，也算是你给它放的生，不过借饭店老板的手罢了。”嘿嘿，我们不花钱，乐得开了一次大荤。
老船后来被乡里的副业社管起来，我父与大伯仍然搞砖瓦的运输，但近一半的苦力费交了副业社。收入少了，但还是有钱挣，我父也乐意。那个时候，我家靠老船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过着孙桥村里的“小康水平”生活，自然让村里人十分羡慕。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期，认为我家老船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必须割掉坏东西的“尾巴”。我娘是共产党员，犹疑不定，心里不情愿，还得装作“老积极”，带头革命，于是，老船也就“共产”，归了生产队。生产队里干农活，都是用小船，又不跑长途运输，我家的老船只得从此失业，一直默默地躺在队里大场边的河里。
我父与老船大半辈子为伴，心里老舍不得它，有事没事就去大场边看看他的老伙计。它“老骥伏枥”，静静地守在河里，等待着主人的使唤。其实它等待的，是它的枯朽。可惜，后来“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来的太迟，又没人给它油漆保养，听凭木质自然腐烂，还没等到它有再次服役的机会，就悄无声息地沉没到河底了。
老船曾经给我儿时的快乐。它送我去西亭，吃到世界上最香甜的脆饼，送我去如皋，吃到最美味、籽实特小的“莲子花生”，还有白蒲的茶干，掘港的蟹黄包子……在我的成长史上，它曾经还陪我去马塘中学参加过升学考试。
老船沉没的时候，沉没得很慢，似乎是很痛苦地辞世。我父恰巧在场，他流泪了，仿佛是他的一位亲人离他而去。因为，在我父的心里，老船是我家的一个成员，是全家幸福的一个图腾。
二 舅
二舅叫顾锦松。外婆生了我娘他们兄妹五个，我娘排老五。二舅在男孩中排行老二，所以，我称呼大舅叫“大舅舅”，二舅舅叫“细舅舅”。关于二舅的故事，我都是听我娘说的。后来我到外地读大学，扬州话听多了，才改叫“二舅”。
外公家住在孙桥村南毗邻的胡家窑，是以烧制砖瓦为生的窑工之家。年轻时，大舅、二舅就跟着外公做砖做瓦，没条件读书。二舅长得皙白，瘦伶伶的，中等个头，能吃苦，但不是五大三粗的壮汉。小时候，我总很幼稚地想，二舅之所以后来参加革命，估计是受不了当窑工的苦累。
二舅是抗战时期参加的共产党，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抗日。他先参加了“农抗会”，后来当了村里的会长，即抗日联防队长。再后来，因为打“鬼子”足智多谋，屡建战绩，文盲的二舅还当上了如皋县汤圆区的区长。
关于二舅的抗战事迹，我不甚了然。但我听说，他靠他领导的一百多人的别动大队，常常让日本“鬼子”有来无回。老家是水网地区，沟河港汊，星罗密布。因为水太多，所以绝大多数的路是田间的羊肠小道，交通工具基本靠船。木板车走的大路，也只有一米多宽。故此，“鬼子”的部队龟缩在如皋、白蒲、石港等小城镇，下乡使不上坦克、卡车、小吉普，只能骑着摩托车下乡扫荡。起初，别动队把鸟枪里黄色炸药与碎铁屑、碎石子包扎的土地雷，安在敌人必经的桥头上，那时的木桥很小，摩托车只能慢慢地推着过桥。日本人还未上桥，就被“嘭嘭嘭”炸得人仰马翻。再后来，缴获了“鬼子”和“二鬼子”的枪支弹药，打鬼子就更有底气，更有办法了。如，用“断桥”的办法，故意使三四节中的一块桥板搭接处松动，变成危桥，摩托车上桥一晃动，松动的桥板就脱落，保准连人带车掉下河。一些“鬼子”与“二鬼子”下河救人、捞车，躲在暗处的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仿佛天降奇兵，将他们统统消灭。如，让鬼子“溺水”而死的办法。故意拆桥，只留渡船让“鬼子”过河。埋伏在河里的别动队员，悄无声息地用打通的芦苇杆咬在嘴里呼吸，待船到了河中央，他们就在水下突然发力，将船弄翻,十来个“鬼子”就哇哇直叫，连同摩托车一起翻进河里。于是，一个队员对付一个“鬼子”，将他们的头按入水中，就这样一个个把“鬼子”活活溺死。还有“美人计”。秋天，两三个队员穿上红红绿绿的衣裳，装扮成“花姑娘”，把“鬼子”引向玉米地，躲在地里的几个队员就用机枪“突突突”，把“鬼子"一个一个送去见阎王老爷。这类杀“鬼子”的方法很多。那时候，流传着“鬼子”“二鬼子”说的两句话：“宁过九条江，不过杨曹乡”“杨曹乡”就是孙桥村的方圆百里，泛指汤圆区的整个辖区。而说起杨曹乡，谁都会对当区长的二舅竖起大拇指，说他是“智多星”吴用，又是聚义王宋江。
孙桥村自然也少不了汉奸。有一次，一个叫季三斜眼的地主老财，听说村里的几个别动队骨干开会，商量如何对付“鬼子”下乡。这个地主暗地里跟踪，一路上用粉笔标示别动队的行动路线，向“二鬼子”报告他们开会的地点。由于这个汉奸的出卖，孙桥村的“抗战三烈士”季昌辉、季昌斋和吉春明被捕。他们被“二鬼子”送到石港镇日本宪兵所。“鬼子”要他们交出“农抗会”领导与自己的同志，三人宁死不屈，被处以“涂漆剥皮”的酷刑。敌人将他们的衣服剥光，全身涂上生漆，粘上麻丝，干后再把麻丝从身上撕下，受害者变成血人，最后疼痛失血而死。真是惨无人道!“二鬼子”还将此刑另取一个名字，叫“披麻戴孝”。
听说“三烈士”被日本人杀害，二舅气得咬牙切齿，经上级领导批准，亲自带了几个人抓捕了季三斜眼。他承认通敌罪行，头捣蒜似的要求饶命。别动队员们都要求给他也“涂漆剥皮”。可二舅说，共产党人讲人道主义，以命抵命，一命抵三命，必须以包公爷用铡刀的刑法，铡头三次。于是在区长严正宣判后，季三斜眼被行刑，铡三次，铡开、铡半、断头。这是“顾包公”发明的“死三次”的方法，算作是为他的战友们报仇。遗憾的是，那个几个抓“三烈士”的“二鬼子”魏家泉侯等人跑了，未能逮住。
外公家因为穷，二舅没有成家。他与邻居魏家娥侯青梅竹马，两人都有情意，可魏家却嫌二舅家穷，娥侯后来没法，只好遵父母之命，嫁了王木匠。我娘说，二舅没到二十岁的时候，就与娥侯私定过终身。老家的砖瓦窑，在把砖瓦土坯装好窑之后，必须在窑下的炉膛里，用柴火烧上几天几夜。那次二舅轮值，夜里娥侯悄悄来了，一见赤膊短裤的二舅，就上前紧紧抱住，把头紧贴他的胸部。二舅开始还很木讷，一会儿就感觉自己被女人的气息所震慑。趁他没注意，她就光了身子，那酒窝那奶子那腿子那白圆圆的屁股蛋子，完全把二舅醉倒了。二舅后来跟我娘坦白，他是被娥侯“逼”的，可我娘说：“文文雅雅的娥侯会‘逼你’?还不是你的血性‘勾她’”!
虽然娥侯没能嫁给二舅，可后来有了他俩的私生女莲英侯。二舅忙着干革命，也就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多想自己娶老婆的事情。外公做主，为他过继了大舅家的二侄子德荣侯承嗣。虽然娥侯结婚成家，可她仍然把二舅当她的男人，一直相好了许多年。从婚姻道德看，她与二舅都要受到谴责，但从爱情道德看，两人对情感的坚守，既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难得，又是人性善良的互相给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故事。
后来，二舅离开老家，是因为他有他的麻烦事。
一件事，是二舅给我家分地主的房子。
老家属于老解放区，1948年的时候就实行土改了。那时的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浮财分给贫下中农，还将地主家的房子统统拆了，夷为平地。这其实是很大的破坏与浪费，跟杀地主一样，恐怕也是土改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有一回，二舅恰巧见农民们正在拆一家曹姓地主家的大瓦房，正屋、东厢房都拆了，只剩下西厢房没拆。二舅见了，就说：“西厢房留着，分给我妹妹家来住。谁敢不听区长的话?”不久，我家就从陈家窑的小茅屋，搬到了孙桥村的一栋青砖大瓦房，包括一些家具，还有一个二十多棵树的枇杷园。二舅一家、我父一家都是窑工出身，年年岁岁生产的青砖青瓦，都给地主、富农等有钱人砌房享用，这次，也该自己享用一回了。这让孙桥村的人眼红死了，都说区长假公济私，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派。可从这件事开始，二舅对地主的房子一律不拆，分给贫雇农居住，这无疑纠正了极左的政策。对此，很多人缺乏正确的理解，而对二舅的“私心”，则放大渲染，盖过了他既往大公无私的英名。
另一件事，是他无法再面对娥侯。魏家泉侯，是娥侯的亲弟弟。他从小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好占便宜，是老家有名的“二流子”。日本“鬼子”来了，他也就混迹江湖，当了伪军。他与几个“二鬼子”一起出卖“三烈士”之后，拿了日本人的几块大洋，害怕被共产党抓捕，就销声匿迹了。当时，流传着区长“包庇”“小舅子”的谣言，这让二舅有口难辩。可二舅还是暗中布哨，终于将其逮住。泉侯要求区长庇护，被二舅拒绝。娥侯为弟弟求情，也被二舅拒绝。手下人请示二舅对泉侯如何处置，二舅回答了两个字：“枪毙。”枪毙泉侯之后，二舅再也没去见娥侯——在她面前，二舅没法面对私情，只知道应该法不容情。
建国前夕，二舅是跟着新四军的部队悄悄地走的。他向一些人的舆论作出妥协与逃避。他之于乡亲，有不少的“说不清”，尤其“说不清”为什么与有夫之妇存有私情。他在农村妇女娥侯面前，也“说不清”为什么枪毙泉侯，不留他一条狗命。他临走时只与我娘告过别。娘说，二舅走的时候，只说他会继续革命，好好做个在党的人。他眼眶噙泪，心里是难分难舍的。娘问他：“还回来吧?”他倔犟地回答：“不回了。”
后来组织安排，二舅就在仪征县人民银行任行长。任行长的时候，他与银行姓黎的女职工谈恋爱。组织阻止他俩结婚，原因是黎女士家庭成分很高，且算个“分子”。其实，黎女士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但一天也没有做过剥削与伤害劳动人民的事情。那时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党员结婚必须向组织报告，经组织对对方政治审查合格后，才行;如果审查不合格，就放弃成婚。这是党组织对党员的严格要求与关怀。可二舅没听，我行我素，铁着心为自己的婚姻做了决定。
因为“敌我不分”“丧失政治立场”，二舅受到组织上的严格处置：念他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立过功，保留了他的党籍，但降级任用，下放到朴席小镇做信用社主任。到这个位置上，他无怨无悔，兢兢业业，一直干到生病去世为止。我的二舅母也下放到朴席镇的小商店，当了一名售货员。夫妻俩相亲相爱，生了大毛、二毛两个儿子。
二舅患脑溢血而不治。那时，我在扬州师院上大学，他托人带信要见我。他躺在病床上，头脑还很清醒。我以为他有一些事情要向我交代，或由我转达，可他没有。他冲我微笑着，笑得那么开心。我知道，二舅与我娘兄妹俩长得很像，关系最亲密。俗话说，外甥像舅，他自然从我的脸上想起了他妹，这就是他叫我来看他的缘由了。临别的时候，他说：“你将来找个农村的女孩子结婚，老家农村的呀。”难道这是舅舅对我的遗嘱?很久很久，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透二舅的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心底里还有娥侯和莲英侯母女俩。我从扬州回老家时候，二舅托我带过一两回朴席产的草蓆，给那母女俩。我记得，那草蓆的工艺很精致，也很结实，估计是二舅请老师傅定制的。他心里一直还有她们。我交草蓆给莲英侯的时候，她微笑着说：“我父还想着我，女儿也很想他啊。”她的两眼和鼻子特别像二舅。她微笑的时候，那神气像得逼真，是二舅活脱脱的“女生版”。
二舅离开老家后多少年，真的一直没回过老家。他太顾及那个区长的面子了，可这个面子到底值多少钱?血浓于水。十年前，我的表弟大毛特地回了一趟老家，他当面认了莲英姐姐，冥冥之中将他老爸的乡愁，也带回了故里。
慧 能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家请了十来个和尚做斋事。斋事间歇，我娘请一个为首的和尚给我看相算命。那位大师说我是“文曲星下凡”，读书是我的命数，并说我一生与书有缘，会带来我人生的“荣华富贵”，还说我十二岁上有“一劫”，无碍，十七岁上有“一劫”，无大碍。二十岁上，及第。果真应验，神了。我十二岁在河里钓虾，掉进河里，自己捣腾着上岸没死;十七岁时上高中，下乡去抗旱，右腿骨折。不过，我“进第”不是二十岁，而是在十九岁上的扬州师院。也算灵验。
从给我算命起，我父我娘就信了那和尚的话，一定要我苦读书，期望着我由读书而成为一个人物，光宗耀祖。我身上发生的几件事，被那和尚言中，我娘就说和尚有神道，听他的话准没错。
那和尚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知道他的法号叫慧能，孙桥村的人都叫他“慧能和尚”。他本来是曹观堂的和尚，庙宇后来让给民主小学做了校舍，他就住到附近的村里去了。方圆几十里，人家只要有斋事，就常常请他。
建国后，政府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不让老百姓为死者做斋事，可禁不住，因此，孙桥村一带的和尚一直没有失业。从旧社会过来的许多和尚，响应新社会的号召，纷纷结婚生子，荤菜照吃，不再恪守吃素。历史上，和尚、道师、尼姑都不结婚，而孙桥村破天荒改了这个规矩。他们一方面种地，另一方面继续做和尚，处于“半还俗”的状态。
在孙桥村，唯一没结婚的和尚，是慧能大师。他见到任何人，总是双手合十，点头，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告诉你，他永远是释迦牟尼的信徒，是佛的化身。
传说，慧能和尚老家在山东省寿张县，就是《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聚义的那个地方。他父亲得了一种怪病，不吃饭，只吃桑树和冬青树叶，人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母亲带着他在庙里烧香磕头许愿，只要菩萨发慈悲让她男人的病好了，她就保证自己吃斋念佛，并让儿子修行，一生都当和尚。慧能也跟着他妈磕头许愿。庙里的老和尚看她真心向佛，就给了她一瓶丸药。她拿回去给男人吃，丸药吃完了，慧能父亲的怪病果然治愈。从此，慧能就到了济南的灵岩寺修行。这座寺庙自唐代起就与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大名刹”，唐玄奘也曾住在寺内翻译经文。慧能慕名在这里读经两年后，去少林寺学武功两年，听说扬州大明寺的和尚医道精湛(鉴真和尚曾经在日本扑灭瘟疫)，他就来扬州大明寺，跟一个精通医道的老和尚学医，学了三年。所以，慧能是一个功力非凡的佛徒，后来很快成了孙桥村庙宇的“住持”与远近和尚都敬仰的大师。
慧能和尚怎么落脚孙桥村，始终是一个谜。
我曾当面问过他：“听说你是山东人，怎么到江苏如东来了?”
他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是天意，天机不可泄露。”
有这样一个关于他离开山东老家的传说：他在出家之前，老家有一个从小跟他“过家家”的女孩，两人一个说“非她不娶”，一个说“非他不嫁”。等慧能云游四海，学成归来，那姑娘已经十八岁。她家父母为了让她死心，就给她说了亲事，她不肯，父母逼嫁，她就跳井自尽了。这个故事的情节与散文家杨朔的故事太相似了。散文家丁宁在《幽燕诗魂》里写道：“很久以前，大约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在家乡认识一个姑娘，长得很美，他们渐渐有了感情，互相信赖。后来他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分别时，海誓山盟。后来，在漫长的年月，那姑娘一直等待着他。光阴箭似地飞逝，一年，两年，姑娘由二十变三十，但心上的人总也没有影儿，敌人闯进她的家乡，她忧郁变为绝望，竟与世长辞了。等到战争结束，他返回故乡时，那姑娘的魂魄早已不知飘游到哪里。但他却一直在寻找。”按丁宁的解释，杨朔终身未娶，就是因为那姑娘为他而殉情。难道慧能也是这个缘故?
慧能是个很善良的人，他因佛心，将梁山泊英雄向官府复仇的血性，演绎成了行善的温柔敦厚。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有些人为什么会骂人?”他回答我：“那是因为思想跟不上嘴巴。说话的时候，应该让自己的嘴巴等一等自己的思想。先在心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读‘那么’，是对佛表示顶礼膜拜，等同行善的意思，念了这句话之后，心态就归于宁静，就归于万念俱善，就不会骂人，甚至打架了。”他还常说，心存善，则万念皆空;心存善，则无敌无仇;心存善，则四海升平。慧能在孙桥村，时时处处教村民们做个善良悲悯的人，修得来世的“三世两重因果”。孙桥村祭奠死者的斋事绵延不绝，恐怕与慧能大师大力宣传佛教思想有关。
很多人不相信慧能有武功。他会少林武功吗?骗谁呢!这种议论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笑笑，说一句“阿弥陀佛”。有一次在秋收的大场上，众人起哄，要他翻个空心筋斗看看，要不然，说明他根本就没去过少林寺。他先犹豫，再后来禁不住人们的责疑，就答应了。他先合十打坐，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起身，用长长的布带缠紧腰身，站着发功，再后来就在场地上打了几个劈叉，最后真像孙悟空那样翻起筋斗来，腾空来回地翻，连翻十几个筋斗，引得在场的人一片掌声，齐声叫好。我当时没在场，但几个在场的人向我证实，真的，没假。慧能也就是那一次偶尔地露一下手，后来再没表演过。去年，小妹夫去世做斋事，我见“锣鼓队”里一条汉子，做“食指钻砖”的表演，当场用他的右手食指，慢慢顶住一块红砖钻洞，大约十来分钟，就在砖上钻透了一个洞，应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我问他师父是谁?他说：“我师父是慧能大师。”这汉子还说了一个秘密：他师父之所以一直保留着“钻砖”的功夫，是因为天天在练。他做功课敲木鱼的时候，拇指尖与食指尖相抵，敲一次实际就在练一次食指的功夫。
慧能大师在孙桥村人眼里有些神威，但在二十世纪大跃进时期，他自己将其神威的面子撕得落地。
他的东场上的邻居是个寡妇，男人患霍乱急症死了，所以，那个叫玉芳侯的寡妇得干田里的重活。收稻子的时候，一般都是男人从田里往大场上挑，可她得自己一担一担地挑回来。一不小心，累闪了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邻居可怜她，就请慧能帮忙看看。平时，慧能从不露他的“医道”功夫，可菩萨让他普度众生，他还是去玉芳家看了看。他见那寡妇哭得泪水哗哗，怪可怜的，就摸摸女人的腰，发现是腰椎间盘突出，于是就给她轻轻地按摩，连按三天，那突出的一个椎间盘，就被慧能复了位，按回去了。他没进过女人的房间，没如此零距离接触一个女人的身体，没有捏摸过水蛇似的腰，更没有见过那圆滚滚的、极有弹性的丰乳肥臀。他被女人的纯情与温柔气息击倒，终于触电了。慧能触电有他的理由，这个玉芳候的眼睛、鼻子、脸盘与身腰，与他儿时“过家家”的女孩十分相似，甚至他感觉就是她。这让他的“凡心”收不住，也就出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多想，谁会想到慧能大师还会“凡心”出窍?但后来玉芳侯肚子大了，而且她不顾闲言碎语，居然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来人们一看，女孩长得活像慧能，这是个证据，慧能赖也别想赖掉。女孩长大了，很漂亮，她很听她娘的话，认了父亲。不过，从不叫他“父”或“爸爸”，而是叫“师父”，这是慧能为女儿选择的一个不让她尴尬的称呼。
从慧能给玉芳侯按好腰后，他医道的神威开始彰显。他不轻易给人看病，只有村里的老中医杨二先生回下来的疑难杂症，他才答应——他不抢老中医的饭碗。他不是神医“喜来乐”，也没有“喜来乐”那么大的本事，但人们把他当孙桥村的“喜来乐”。他头脑里藏着不少民间的偏方秘方，多数的时候还能管用。有一回，那个摆渡的莲侯被毒蛇咬了，手立即肿胀起来，来不及买“季德胜蛇药”，杨二先生也没办法，就请慧能大师来。他一边叫人去房子阴湿角落去挖大蜈蚣来，一边先将莲侯伤口上面的膀子用布带扎起来。接着，他用嘴吸伤口的毒液，一口一口地吸。等到大蜈蚣送来，他立即捉住蜈蚣头部，让蜈蚣去咬伤口，两条蜈蚣的毒液都进了莲侯的伤口。不久，莲侯的手就没事了。他说，这叫以毒攻毒。我娘得了“传血”的毛病，医学上叫“血崩”，在现在则完全有办法治疗，可在七十多年前，老中医没法治。我娘觉得没命了，才找来慧能大师。他诊脉、看气相、看舌苔，就开了一个偏方熬汤喝，两天，我娘就止住了血。慧能和尚看病不收诊疗费，主家给他钱或物，他总是回绝说：“阿弥陀佛，免俗，观音菩萨叫我来救苦救难。”
我最后一次见到慧能大师，是我父过九十岁阴生，做“放焰口”的佛事仪式。放焰口，是一种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施食饿鬼之法事，为饿鬼超度，归根结底是为逝者超度。最精彩的，是“放焰口”中的重头戏，即“发文书”的仪式。只见慧能大师穿上十多层足有三四十斤重的袈裟，手持闪着光亮的如意，仿佛在场地上轻歌曼舞。不过，“歌”的是经词，众和尚围绕着他转，并唱着“南无阿弥陀佛”。他每唱一段经词，便烧一道纸符，这时就由一个和尚帮他翻一次袈裟，换一个图案的服饰。就像川剧的“变脸”，不过变的不是脸而是衣服。那时，慧能七十多岁，眉毛全白了，他在和尚们中间“挂帅”，俨然显得庄重、神圣。我想，他是在全身心地演绎着释迦牟尼的佛祖形象。这个形象长久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么的纯真与深刻。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慧能大师。我一直记着这位给我算过命、救过我娘命的和尚。他什么时候仙逝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生都在进行自我精神的启蒙、救赎与涅槃。每当见到他的女儿，我就感觉善良与智慧的他没有远去，仍然活在我们的孙桥村。
大 妹
我在《妈妈的孤独》一文中说过，大妹是我娘从朋友家领的，她生母家境太穷苦，我娘怜惜而收为养女。
她的名字叫吴平英。
我父母在陈家窑与大妹亲娘家做邻居。她的亲娘家本来姓顾。她亲生的父亲与母亲，是她祖父从南通市石港镇的“小人堂”(旧社会临时收养婴儿的场所)抱回来的，并让他们成为夫妻。平英出生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姐姐，按理说，应该留下这个孩子，可他祖父重男轻女，不想留下她。那个时候，顾家人准备了一个水桶，上面架了一个扁担，准备按习俗说“乖乖，走好啊”，就溺死她。就在这个时候，我娘出面阻止，并做了一个收养她的决定。我娘盼望着有一个女儿，我娘生大哥之前，有两个哥哥早殁，连我在内共生了四个儿子，所以觉得自己是个生儿子的命，但她一直盼望着有个女儿这才决定收养。于是，她就成了我的大妹。
说到底，我娘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到大妹五六岁的时候，我娘让她学着干家务活。什么烧火、扫地、洗碗、挑猪草等，都让她干。她很听话，从不偷懒，而且干得也很勤快，这些都是她的自觉所为。我们兄妹几个最怕我娘，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就会被我娘打骂。被责罚最多的是大哥，因为大哥最顽皮，学习又不用功，其次，是大妹。干家务活如果怠慢或有不足，我娘就会对她打骂，当然，也就是吓唬吓唬她，让她更乖点。我父我娘重男轻女，不让大妹上学。他俩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这是对子女教育的性别歧视。我的小妹给凌家抱养，上到小学毕业就没有再上初中，我父我娘也没要求凌家让她继续读书，也是出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对我则是宽容与鼓励。我读小学时，学习成绩在年级老拿第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学霸”，故而父与娘早就看好我，后来一直鼓励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
大妹眼睛大，胆子小，自小没脾气。说她胆子特别小，是因为她有着“被抱养”的自卑心理：用一双大眼睛看着我娘的脸色做事，顺从与乖巧伴随着她的成长。她时时处处都提防着自己犯错，生怕受到娘的责罚，连吃饭也不敢贪馋。她只顾扒饭，只吃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对荤菜则不动筷子。可我娘心里疼她。如果吃肉，总是夹几块瘦肉给她;如果吃鱼，娘就夹一条完整的鱼放在她的饭碗里。所以，家里有好吃的，也都少不了她的份。尽管如此，我总担心大妹吃不饱。我小时候很贪馋，经常在厨房里找吃的，什么肉圆、茶食、粽子、青蒿团等，我拿的时候，怕她饿，总会给她也拿点。每次，她都睁大乌溜溜的眼睛，到门外看看有没有人——没人，也就笑着，狼吞虎咽地吃了。我关照她别说，她总是点点头答应。这是我俩的秘密。她从来没有在我父我娘面前出卖过我。
我在扬州上大学的时候，我娘匆匆忙忙地帮大妹成了亲。
那个时候，大哥转业去了黑龙江的北大荒，在那里结婚成家;我娘认定我将来也会在外地工作;小妹被过继给了邻居，是别人家的女儿，也不会养她的老。将来老了，谁来照顾我父我娘的日常生活?于是，我娘就自作主张，把大妹留在家里，招一个女婿上门。招的谁?原来一个小名叫桃侯、大名叫吉春华的小伙子，经常在我家附近转悠，偷偷地接近大妹。他们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叽叽咕咕，窃窃私语。孙桥村两个最内向、最老实的人，就这样甜蜜地私会，创造着他们的爱情的故事。我娘发现了他俩彼此相爱的秘密，特高兴。春华在他家排行老二，父母偏爱他大哥，故此我娘一提入赘招婿之事，他家人求之不得，立即就答应了。记得娘曾经跟我说过给大妹招婿的事，我完全同意我娘大胆“反传统”的计划，同意的理由就是我娘的理由：我面临大学毕业，将来肯定不可能在老家我父我娘身边尽孝，有个贴心、靠得住的妹妹照顾父母，自然是一件好事。我只是觉得，我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给他们匆忙完婚，身在扬州的我也没能够回家给大妹祝福，有些仓促。
我娘在家里，是一个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做什么事，总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从不与父亲商量，可招女婿一事，遭到我父的激烈反对。他也不跟我娘当面理论，却在背后跟娘较劲。他瞒着我娘，请人写了一封信，将招婿一事告诉了在黑龙江的大哥。这下激怒了大哥。我父和大哥的家族观点强硬：我家有两个儿子，再来一个女婿承嗣，有违几千年的纲常，说的也在理。但我认为，家族伦理也是可以改变的。可我做不了主。大哥在北大荒农场退职，带着大嫂和孩子回到老家。我娘出于家庭的压力，只有妥协。这件事让大妹夫妻俩受到极大的委曲，两个老实巴交的人只得无奈地回到吉家。尽管春华的父母不待见这个小儿子，但吉家也没花什么钱和力气，就讨到一房媳妇，自然也没多少话可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大妹结婚没有举行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更没有得到娘家人和婆家人的祝福，相反还受到两家人的挤兑。大妹流了多少泪，哭过多少回，是可想而知的。妹妹命苦，真的好可怜!
值得庆幸的是，大妹的婚姻是幸福的，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妹夫不多话，勤劳、诚实、内向，很疼大妹。我与妻子荷珠回老家，总是在她家蹭饭，把妹妹家当成我自己的家了。她不称妻子叫“二嫂”而叫“姐姐”，是更加亲昵与温馨的意思。姐姐喜欢玉米、蚕豆、芋子，她就做给她吃。我喜欢她做的红烧肉，她就天天做给我吃。吃饭的时候，春华总是陪我喝米酒，我喝两碗，他喝半碗。半碗下肚，他就满脸通红，且红到了脖子。他趁着酒性，庄重地站起来，给我大妹夹她爱吃的荤菜，送到她的碗里，然后微笑着看她一眼。每每如此。这种时候，我妹什么话也不说，迎面看他一眼，算是对他关爱的领情。大妹夫妻俩把爱与孝道传承给子孙，一家人待人都很实诚。有一回，孙女逮到一只龙虾，奶奶煮熟了让她吃，她说什么也不吃，一定要留给舅奶奶吃。舅奶奶拗不过她，只好吃了。她眨巴眨巴眼看着舅奶奶吃，天真的微笑里写满了真诚和快乐。
让我最感动的，是大妹对娘的尽孝。大妹家离我家很近，半里路，在一条河线上。孙桥村的人们都说，村街后面的一条大路是为吴平英修的，日日月月年年叠印着她的影子和脚印。我把那条路命名为“平英大道”。对大妹来说，路上写满了她的感恩与孝道。
我娘手脚利索的时候，大妹每天都要牵着孩子去我家看看，看娘有什么家务活，就眼眼疾手快帮娘做了。几十年如一日。先是牵着儿子，后来牵着一儿一女，再后来牵着孙女，一天也不拉下。我娘老了，不肯连累儿女，坚持一个人守在家里。那个时候，大哥一家在南通，小妹一家在马塘，我的一家在扬州，照顾娘的生活就靠大妹。她早晨去一趟，给娘倒马桶或者痰盂，洗洗刷刷，晚上再去娘家，侍候娘吃晚饭，帮老人洗脸洗脚上床。过了八十岁后，我娘慢慢地患上老年痴呆，后来跌了一跤，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先在小妹家养治，小妹与小妹夫教娘重新学会了走路。后来，我娘就在大妹家住，一直由大妹照顾饮食起居。比较起来，对娘的尽孝，算大妹孝心最大，其次是小妹。大哥对妈的照顾比我多，而我远在扬州，只是在经济上供给我妈，侍候其左右的时间，算我最少的了。我感谢大妹对我娘的实实在在的孝心。
大妹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大妹夫因肾病走了，此后女儿又得胃癌去世。这让她瘦小的身躯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背也微微地驼了。然而，她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最近，我见到大妹重孙女的照片，好漂亮，那两只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漂亮里透露着她看世界的真诚。我外甥眼睛大，外孙女眼睛大。无疑，这个襁褓中的婴儿的两只大眼睛，遗传的是她曾祖母漂亮的眼睛。可我觉得，大妹不仅眼睛大而漂亮，还有一颗听凭命运安排而又能抗拒不幸的强大的心。她的真诚与善良，使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着照耀他人的阳光。
大妹活着的全部意义，不是为自己活着。她给她的家庭和亲人以阳光般的满满的温暖。我觉得，她一生都在修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做人的尊严。而今，那些沉湎于学术圈里的读书人，包括我，应该向我大妹学点尊严。
我儿子看完这篇文章初稿之后，说了这样几句话，可以拿来作为这篇散文的结尾：“有一种家庭的爱情是默默的奉献，相比热热闹闹、争吵不休的爱情方式，姑姑的付出更加安静，好像大提琴一般深厚，源源不断地滋润着上下三代。所以，我喜欢大眼睛。”
礼 数
礼数，是社会文明、稳定、和谐的基础与保证。从儒学建立之后，就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即所谓的封建礼教。经过五四运动，封建礼教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其中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人伦礼数，还是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社会之中，必须代代传承下去，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在礼数中讨生活;倘或背离礼数，可能会带来工作上的困扰、命运的困厄与生存的烦恼。
方圆数十里的孙桥村，婚丧喜事等最讲礼数。譬如说，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葬礼，就一直非常隆重地流传到现在。人死了，死者的儿子或入赘的女婿，亲自到至亲的亲戚家报丧，遇到长辈，必须行大礼下跪。第三天，主家在自家院子里搭几个大凉棚，请七至二十个和尚做斋事，为逝者超度亡灵。和尚敲鼓打锣，诵经并发文书做道场，斋事要做一天加半夜，讲究的做一天一夜。同时，亲戚、朋友及邻居，像过节似的，纷纷送“包子”(纸钱香烛供菜供果之类)、上人情“份子”钱。主家摆上几十桌，好吃好喝招待亲友，供吃中午与晚上两顿酒饭。近三十年来，礼数又多了一项，至亲的亲戚小辈送“锣鼓队”，锣鼓队里有专门“帮哭”的，有专门表演歌舞的，还有专门玩杂耍的，以增加葬礼的气氛。孙桥村一带这种纪念死者的礼数，以前外地也很普遍，但现在渐渐地少了，也简单化了。城里人在火葬场举行个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完事了;也有人家的子女，不请亲友参与，在庙宇里请和尚诵经，为长辈亡灵超度，这算是很孝顺的了。孙桥村葬礼的礼数如此不衰且沿袭至今，至少在江苏也是一种保留下来的地方风俗。不过，请和尚做斋事，必须事先向镇政府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举办。
孙桥村的人都讲礼数，所以孙桥村的社会文明而且和谐。其中，我娘是最讲礼数的一个人物。
我娘的礼数，表现出对亲戚朋友的极大尊重。譬如，娘的二姐去世的时候，姨表兄亲自来报丧，她爽快答应去参加葬礼。从我家到南通县的西亭镇，足有五十里路。没人陪她去，她一个人乘坐“二等车”(做拉人生意的自行车)，颠颠簸簸地走了大半天，只是尽她做妹妹送她二姐最后一程的礼数。我娘那时六十多岁，从没坐过自行车，后来对我说起此事时还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的样子。娘说，到西亭镇的时候，她被二姐家的最庄重的孝道礼数所感动：姨侄、侄媳、姨侄女、姨侄女以及孙子辈，穿上雪花花的孝服，在镇外几里路的路边，齐刷刷地跪迎“小姨孃”。这是二姨孃家给她最隆重的礼仪。她对自己二姐的尊重，赢得的是二姐家人对她更大的尊重。尊重别人，其实就是尊重你自己。
我娘的礼数，还表现出对小辈的善良的关怀。二舅过继的儿子德荣结婚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的养父远在扬州工作，没法张罗，因此张罗他的婚事，就由大舅(他亲生父亲)和我娘一手操办。她给娘家侄子买棉被、枕头、褥单等床上用品，还买了碗筷、铁锅、马桶、小马子等等，都是“新”置办的生活用具。那几个月，娘成天乐颠颠、忙碌碌，比谁都忙得开心，仿佛是给自己亲生儿子办喜事一样。后来表嫂生孩子，娘去“看产妇”，送鸡蛋、油馓子、坐墩肉等月子礼，又去他家服侍产妇，烧吃的、洗衣服，有时，娘还指派我陪在产妇床边，与二表嫂打“如东长牌”，以打发表嫂的无聊。
我大表兄的老三李建飞跟我说，常常想起“姑奶奶欢喜娘家人的情景”(老家人口语里常常把一些词语倒着说，如“喜欢”说成“欢喜”，“月亮”说成“亮月”)。我娘确实对她娘家的侄子们很好，喜欢到他们家去作客。我记得，小时候老家的风俗，大年初二女儿回娘家拜年。可大年初一，我娘就带我们兄弟俩去大舅家，还要在大表兄、二表兄家喝年酒，住上两晚。平时，有事没事，娘总喜欢往娘家侄子家跑，凡有“看产妇”、过生日、砌房子等礼数，娘都要表示一下长辈的心意。我常问娘：“你怎么总往娘家跑?”娘回我：“娘家娘家，就是‘家’，它是你娘的‘根’啊!”娘家，永远是我娘享受亲情的一个港湾。娘常常对我说：“你的表兄表侄们，他们是我娘家老根上大大小小的瓜，不仅连着藤，还连着老根。”
我娘对娘家人讲礼数，她娘家侄子们更讲礼数。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对我大哥有了误会，以为大哥对我娘我父不够孝顺。也难怪，大哥工作以后，很少去老表家看望，没有很好地尽到礼数。于是，大表兄就想给大哥一次“教训”。
机会来了，这是一次难忘的，也是善良的教训。我父去世，大哥请人给三位表兄报丧。正日那天，大表兄他们兄弟仨带着家庭团队和“锣鼓队”，到了孙家桥南桥头，只听到远处唢呐声声、锣鼓喧天，可队伍就是不过桥。正如白居易诗云，“六军不发无奈何”。有人给大哥报信：“快去桥头迎接，你娘的娘家侄子们到桥头了。”于是，我们兄弟、妯娌四人披麻戴孝赶到北桥头，跪下，低头，请表哥团队在唢呐声中过桥。
这还没完。下午，我父出殡时，堂屋前挤满了看仪式的亲朋好友和孙桥村的乡亲，我们兄弟妯娌披麻戴孝跪在门前，等待和尚做完仪式后，父亲的灵柩就被抬出去火葬场。就在这时，只听得大表兄大声叫我大哥吴周广的名字：“给邻居倒茶拿烟!”我忙起身去办，又听大表兄发话：“吴周广来!”我哥只好起来，一一给门前的邻居发烟倒茶。完了，我哥跪下，大表兄又大声喊起来：“吴周广，你哭丧棒拿反了，正过来!”我哥立即拿正。这时，我注意到他眼泪唰唰下来，这是被大表兄“教训”的泪水。大哥小时候野惯了，后来又去当过兵，平时大大咧咧，不拘礼数，可以借苏轼诗句说，“江山养豪杰，礼数困英雄”。大表兄之所以如此“教训”，就是因为大哥没有亲自去大表哥家“行大礼”报丧，仅请人打个电话通知，完全没有尽到应该尽到的礼数。这是善良的“教训”，大哥也心服口服。
礼数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仪式,但它却是最珍贵的人格表现。我娘虽然不识字，但她比一般人更有礼数。我父生病一年多才去世，我娘知道，留不住他了。父亲去世当时，娘生病卧床不起，硬要大哥抱着她到我父遗体前，磕了三个头。她说：“老侯一生辛苦，我应该磕头为他送行。”说着，枯泪两行。即便自己不能行走，我娘还要如此对我父行一个告别的仪式，也是告诉我们做子女的，做人永远要保持一颗真心。我娘的礼数里，永远写着她的真诚，演绎着她心里最柔软的东西。
我娘常说，邻居好，赛金宝。与邻居相处，是人心换人心的和善。凡是邻居借钱借物，如有，总会借。大方也是我娘的礼数。与人相处吃点亏没事，吃亏是福。我家枇杷园成熟了，娘就让我摘了，给南北东西的邻居一家一家地送，一篮一篮地送，一次一次地送。所以，我家的枇杷园没人来偷。看到邻居家的伢儿眼盯着枇杷，娘就招呼他们上树去吃。我家如果做了什么好吃的，玉米呀，南瓜呀，芋仔呀，炒蚕豆呀，都会送点同场上的邻居家孩子吃。连蔬菜瓜果也都我送你，你送我。我家与葛姓两家，互通有无，仿佛是一家人。我在上中学住校的时候，每每周末回家，场上妈妈就会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几个熟鸡蛋或者给我一瓢炒蚕豆什么的，好像把我也当成自家的伢儿。
礼数之于我娘，常常理解为对他人的感恩与回报，对家人也是如此。在我娘我父年老的时候，我就对大哥和两个妹妹说，我给父母养老。从此，我按月给老家寄钱，从不间断。每回我与妻子带孩子回家看望，娘都做最好吃的给我们。她事先就做好了准备，鱼肉都烧好几大碗候着，随便我们怎么吃。她看着我们吃，微笑着，满心欢喜。娘说，就是家里人也要讲礼数，明明是家里人，但在相处中当“客人”待，你好我好大家好，自然就不会吵闹。我娘用她的语言、行为，诠释着西班牙作家松苏内吉的一句话：“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有一次回扬州的时候，我在一边，听到儿媳与我娘告别的对话：
儿媳说：“娘，你不要老省，每月给你的钱娘得舍得花。”
我娘说：“晓得，娘老了，真的拖累了你们。”
儿媳说：“别这么说，儿子、媳妇养你一辈子，是我们的福分。”
我娘说：“荷珠，谢谢你啊，我过的是你的日子。”
婆媳对话很暖心，充满了互相感恩的礼数与和睦相处的真诚。我想起莎士比亚的话：“在宴席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固然需要礼数，而婆媳之间，我以为同样需要礼数的仪式感。所谓“礼多人不怪，油多不坏菜”。向儿媳表示感谢，本没有必要，可荷珠听到老人真诚的话语，越发增强了抚养老人的责任。直到现在，她每当在我面前提起我娘“我过的是你的日子”这句话，都仍觉得暖心。我娘已离世二十多年，可她的话至今仍然温暖着子女的心。
我娘一辈子都在教育我如何做人，尤其教育我为人处世的规矩，而规矩，就是个人的进德修为。在我娘看来，礼数演绎着一个人最崇高，也是最真诚的人格。它与灵魂共名，它与善良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