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有两组概念对化解国人对“宗教”的经验性误解、弥补它在传统阐述上的缺陷有帮助：精神本位的“意绪宗教”和世俗本位的“权力宗教”;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
从权力宗教到意绪宗教
如果说人们对历史的宗教尚存一丝恐惧，则实乃一种变相的权力恐惧——对中世纪宗教迫害的记忆。让人害怕的并非上帝，而是挟上帝以自重的世俗权力，比如将布鲁诺绑上火刑柱的红衣主教们、审判异端卡斯特里奥的加尔文们。
但宗教也有它的现代化，我个人称之为“权力宗教”向“意绪宗教”的摆渡。形象一点说，即“慈母”对“厉父”的角色替代。
继欧洲文艺复兴始，基督教文明从神学统治和世俗权力状态渐入相对宽弛的“意绪”式的生活信仰状态。卡尔·波普指出：“与其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说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有三股精神资源介入：社会领域的自由主义、人本哲学和宪政思想，自然领域的科学和实证价值观，生活领域的基督教信仰。而前两个方面，恰恰是在反基督教过程中实现了与神学的和解。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是一宗三方妥协的“合股”买卖，是一个由现代理性和历史神学合并重组的精神大家庭。
自由主义虽是从反对严酷的中世纪宗教威权，即反对人格化、世俗化的上帝开始的，但自由主义天生是一种温和的价值观，其民主、多元、宽容、理性的原则，使之不会将宿敌推上革命法庭，不会用历史的手段迫害对方。这让双方的和解最终成为可能，也使得神学能轻松地卸下权力、向超越世俗和政治的纯精神层面过渡。
对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皈依方面，基督教仍发挥着精神终极的作用，但它已被一种温和的“意绪”状态，甚至“泛信仰主义”所替代，它不再坚持固有的苛刻和严厉，位置也下行至民间，从神权教旨变成生活福音，变成一种由人秉承的日常精神。
历经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人文熏陶，基督教逐渐放弃了它的世俗要求，实现了从权力本位向纯粹精神本位——从“固体”之政治格式向“气体”之心灵格式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禁欲”走向对人性健全、公共美德、服务精神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人们借助它获得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和指导原则。可以说，这是“上帝”从严酷走向温柔、从愤怒走向宁静、从“厉父”走向“慈母”的过程。连梵蒂冈对科学理性也温和多了，前不久，教皇甚至宣布给当年有罪的伽利略平反——这样做，反而离上帝更近。再比如美国，曾盛极一时的加尔文清教，到了18、19世纪之交，便逐渐被自由派的一神教(即自然神学)所取代，前者从原罪出发，主张强制服从和禁欲苦行，而后者提倡自愿的道德行为，强调和谐、理性的思维，旨在帮助人理解宇宙秩序和上帝法则中的仁慈。
在科学理性茁壮的今天，宗教文化不仅在传统地区根深叶茂，连一些政治无神论牢牢插桩过的土地，也开始接受全球化的信仰洗礼。与其说这是一种西化时尚，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精神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对那些被无神论掏空了信仰的人来说，基督的最大诱惑并非其教义准则，而是一种信仰经典所携带的精神芬芳，一种由庄严、虔敬、深沉、崇高、圣洁等意绪铺设的心境，一种肃穆而宁静的道德美学气场……而这一切，恰恰是当事人所久违了的。看看我们身边对基督教的消费(尤其教堂婚礼和圣诞节)，便会发现一点：仪式消费大于目标消费。教堂、烛光、洗礼、祷告、起誓、钟声、十字架……别小瞧这些符号，它们对人心的提示、唤醒和满足非常大，脱胎换骨虽不可能，却足以给灵魂洗个澡。
其实，从西方到东方，现代人对上帝的需求越来越趋于一致：信仰即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即享受上帝;宗教是心灵的粮食，是人生的营养;上帝颁发的不再是一个历史的物理的世界，而是纯粹的精神时空，可谓有百益无一弊。
一个人，可以不属任何教派，但不能失了信仰心理，不能一点宗教意绪都没有。否则，在道德和信用上，会轻易失去底限。通常，信任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比信任一个虚无主义者，或唯物论者要可靠和安全得多。
换句话说，一个信徒成为“好人”的几率更大。
《瓦尔登湖》的作者、美国著名自然主义者梭罗，临终前和婶婶有一段对话——
婶婶：亨利，你跟上帝和解了吗?
梭罗：婶婶，我不记得曾经吵过。
从人格上帝到自然上帝
在唯物论胎盘中泡大的人，常自作多情且武断地以为：科学乃宗教最大的天敌!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即雇科学家为原告，以实证方法来起诉上帝，逻辑是：只要上帝不出庭，即证明宗教在说谎。
上帝的客观缺席，能证明信仰的荒唐吗?科学果真乃宗教杀手?
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学家无不为一些有着深沉宗教情怀的人。当然，他们大多信奉自然上帝，而非人格化的上帝。
爱因斯坦取得了两个成就：相对论和宇宙宗教论。
他区分了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今天，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间的冲突，主要源于人格化了的上帝之概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有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非那个同人类命运有牵连的上帝。”
“我以为科学不仅替宗教洗清了它的拟人论的沉渣，也帮助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能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
“我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宗教情感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之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同这种和谐所显示的高超理性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都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亦声称：尘世间的最高善便是获得“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宗教与科学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它们互为补充”。
还有霍金，他在《时间简史》中宣称，我们的目的应是“了解上帝的思想”。
天体物理学家查斯特鲁在《上帝和宇航员》的开头说：“仅靠相信理性力量为生的科学家，其事业以噩梦而告终。他们攀登了一座座无知的山峰，正要征服最高峰，当翻越最后一块岩石后，发现迎候自己的是一群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坐在那儿，已等了他们好几个世纪。”
……
“科学没有宗教，即变成了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则变成了瞎子”(爱因斯坦)。任何工具理性都只是帮助人们完成着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于人类的内心生活，则无济于事。而只有科学与信仰的“里应外合”，才能确保“人”之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