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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朋友圈中，老禹显得很另类。
他是回民,形貌酷似弥勒佛,崇奉的却是儒家的忠恕之道。然而这个另类挚友，却在今年5月13日带着能容的大肚，常笑的慈颜，走了，永远地走了。
噩耗传来，我情难自禁，失声痛哭。
闻友人噩耗而失声，在我还是第一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伤在哪里?伤在我们四十余载诉说不尽的情谊。
2
我们相识于1973年。
那时，正是我创作的起步阶段。文学园地一片荒芜，志在写作，却走投无路，连个门径也摸不着。就在这年夏天，长治市竟有了一个内刊，名为《长治文艺》。闻知此讯，我便写了篇三千余字的小说投去。原本是投石问路，没想到还真投对了。不仅说稿子可用，而且还主动约谈，于是见到了形貌酷似弥勒佛的禹晓元。态度谦和，蔼然有师长风度，说话慢声细气，透着一种在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儒雅。整个谈话，没有什么宏议高论，只是一再勉励夸奖，告辞时，紧握着我的手说:“有空再来!”
就是这一紧握，握定了我们终生的友谊。
一个初学写作者，第一次同编者打交道，就受到这样的礼遇，该是怎样的兴奋。正是这肯定，才使我在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有勇气与钮宇大合写长篇小说。巧的是把稿子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编辑家屠岸先生看过后，也说了类似老禹的话:“不管怎么说，从这部不很成熟的作品中看到了作者的文学才华……”
由此可见，禹晓元作为基层的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屠岸先生，具有同样的眼光。这眼光在一个作者的起步阶段，尤为可贵，“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赏花人”，只能说是马后炮了。
回顾此生的创作，老禹应是我的第一个伯乐。
作为伯乐，他不仅及时给予我奖掖，而且还不失时机地把我荐举到省里。那年冬天省出版社总编辑高鲁先生，曾来长治网罗文学新人，筹划开一个全省性的文学笔会。老禹在长治市首推的就是我，从而有幸参加了“东阳笔会”。这次笔会堪称晋军崛起的奠基石，正是这次笔会，使一批晋军精英，诸如李锐、周宗奇、张石山、孙涛、马骏、周山湖等，风云际会，脱颖而出。而我，能忝列其间，何其荣幸。
他不仅是我的伯乐，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这方文学热土上一批人的伯乐。除了在单位接待作者，他的家成了一个文学沙龙。当时有一批萌动于文学的青年男女，佼佼者如苗挺、甘茂华、焦宝红、刘金山、王广元、王立敏、尹钟子、赵鹏城等，对了，还有后来蜚声全国文坛的赵瑜。不管后来如何，如果说他们当初还是新苗，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过老禹的浇灌与培土。
有了这样一批文学新人的拥戴，老禹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传到了省作协。那时西戎老师，正主持作协工作，为充实编辑力量，便将他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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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禹的调动，是他的一次人生大转折。
一直有着为文的情志，能到省作协这座“大庙”里借些灵气，以遂心愿，该是何等的欢忭。
我呢，多少有点沮丧。自1973年初识，已有十来个年头，时相过从，情同兄弟。论性格，不无相悖，真正相处，却如水乳交融。明知省城不是多远，感情上总觉得是一种分离。
事实上，省作协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从此每去太原，他的家就成了我食宿的驿舍。
情分所系，从他一调去，我更为关注的，是他能否适应省作协这个新的环境。
人常说头三脚难踩，老禹却踩得稳稳当当。
他在长治就人缘好、人气足、人脉旺。这得益于他的天性善良、为人憨厚，也得益于他走到哪里都奉行的忠恕之道。这样的品格，说是得之于天性，莫若说也是苦难磨练使然。童年父母离异，成人不易;参加工作后，因父亲参军抗日，入了驻守晋城的卫立煌辖下的国军，也就无功可言，有罪可寻。这样的身世，平日小心谨慎，自不待说，一遇到运动，更是现成的靶子。忍辱负重，也就成了苟活的本能。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如此这般，在省作协大院，很快就获得了好名声。西老曾对我说过：“老禹这个晋东南家调对了，编辑部就得有他这号心无旁骛的实在人!”而当年给他办调动手续的曹平安则说：“是个好人哪!与人为善，为人低调。”李锐则在认可好人的同时也看出了老禹的软肋，“他怎么活得那么辛苦，好歹也是个男人，就不能把腰杆挺直些。”李锐说的，是掏心窝子话，并让我转告老禹一声。我转告了，他只凄然一笑，便沉默不语。
细想想，谁人不想挺起腰杆儿活着?可作协是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地方。老一辈是参天大树，新一茬正争荣逐茂，蹭蹭往高蹿。编辑部也人才济济，能写会编，不乏其人。老禹是从小庙进到大庙里来的，只能做个放低身段的弯腰和尚。是呀，他若真有《水浒传》上牛二的脾性，敢于拔刀使横，不弯腰谁又能把他怎样。
可，那还是奉行忠恕之道的老禹吗?
4
物极必反。
老禹忍辱负重的性格，在作协转了若干年，终于转出麻烦来了。
盖因他也有七情六欲，正常体温也是36.5度，也有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人之常情。刚想换换部门，去行政处试试能耐，立即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成了舆论的焦点，攻讦的标靶。好不容易熬下的“好人”名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平心而论，也有虑事不周之处。在作协，最令他伤心，真正败走麦城的，是职称评定上的屈辱。开始是评作家系列遇阻，也就死心塌地安守着编辑部这个窝儿，想着熬个高级编审职称。但是，后来，风兮云兮，遇些七七八八的事情，老禹评定职称的事也就搁浅了，而他本人，则也像一只搁了浅的小舢板。
从此，这只搁了浅的小舢板，只能卡在职称评定的航道上，任凭风吹雨淋，只能寸步难移，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可怜老禹，虽有忍辱负重的功夫，这次还是忍不起，负不动了。职称和工资挂钩，工资是衣食住行的凭恃。老禹两口子原来都是小教，工资起点很低，调进作协这等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评职称本是个水涨船高的机遇，让一家人可活得滋润些。可触了礁，就自然绝望了。偏偏老禹还是个孝子，赡养相依为命的老母不说，又顾念着孤身一人的娘舅，还曾接到家里来，一时间生活拮据自不待言。
更让他难堪的是论年龄，说工龄，在侪辈中都是当然的老大哥，可说到工资就成了小兄弟。老禹好歹也是个文化人，在长治时，无论社会上的朋友圈，还是回族众兄弟中，他都是有头有脸，受人仰慕的人，可在职称上触了礁，就灰头土脸，难以抬头了。
这件事成了他心底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痕，从划开那一刻起，一直流着血和泪，纵使有弥勒佛的大肚也难容下。也就从那时起，人像霜打了似的，我每来一次，就见他多添一样病，先是失眠，常常彻夜难眠;跟着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也纷至沓来。这病那病，这药那药，原先那么壮实的一个人，没几年便成了个药罐子。
过去每次住在他家，他还有心谈写作，曾想以他的人生为经，以家世传奇为纬，写部长篇作品，来反映一个回族人家在新旧社会的艰难生涯。其间的许多素材，催人泪下。可惜触礁后，也就心如死灰了。有一次，竟然指着茶几上的各种药，自嘲道：“我快把中药、西药吃遍了，可惜最想吃的药却吃不成!”
“什么药?”我一愣。
“后悔药呀!”说时，脸上突然泛起比哭还难看的惨笑，虚胖的肉抖抖的，忽又一下别转了脸。
“是后悔进了东四条吧!”诧异片刻之后，我追问了一句，只见他转回发青的脸膛，眼里已汪起了浑浊的泪水。
这一幕，多少年来，一直刻在我的心头。
5
老禹去世后，我常痴痴地想，假如能有后悔药吃，他绝不至于撒手人寰。以他的忍辱负重，大肚能容;以他家族的长寿遗传基因——父亲、母亲都过了期颐之年才离世，他的同胞姐姐已经耄耄之年还能赶来为他送行，这些都是长寿的佐证。假如他不触礁，肯定还能挺着能容的大肚，晃动着小山似的胖大身躯，再活个十年八年。
坏在他前行的航道上，冒出了礁石，躲不过绕不过，只能触礁搁浅，活该倒霉。幸亏，他有两个好儿郎，有一个通情达理，贤惠善良的夫人，我叫做慧英嫂子，能和他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否则他也许早几年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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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能亲去为这位异族异姓的老哥去送行，让老伴代我去了。
那几天我正头晕目眩，医生劝诫，万万不能到大悲大恸的场合去。是啊，以我的脾性，闻噩耗都难禁失声，真要见到遗容，肯定会大悲大恸。万一有个不测，岂不成了添乱?
老伴回来说，老禹是按回族习俗安葬的。作协没开追悼会，慧英嫂子说，作协好多人都去家里吊唁志哀了。有原以为不会来的人，人虽没来，但奠仪却托人捎来了。我听了，半会儿沉默不语，仿佛是在梦中。末了，终于悟出了此中的缘由。纵然是铁石一样的人，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柔软可亲的地方。这要看对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做过的是什么样的事。老禹啊，你可以放心地走了，对你最不以为然的人，也认了你品质的纯净，心地的良善。人们常说盖棺论定，这，该是你那无形的棺盖上，最后的一颗钉子吧。
这件事老禹肯定也难以置信。他还没有走远，我得告他一声。
2015年5月30日下午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