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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你担任长治市文化工作站的创作组组长，那是长治市唯一的创作组长。“文化工作站”是市文化馆和工人文化宫合二而一的单位，担负着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辅导任务。
1970年，你到潞矿王庄煤矿筹办一次煤矿职工文艺创作现场会，那次会上我们得以认识。你通过市文办领导把我从潞矿调回市里来，一起在文化馆创作组工作。
1975年，“宫”“馆”分家以后，我们回到市文化馆，你仍然担任创作组长，编辑《群众文艺》刊物，进行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市文化馆就坐落在英雄街的繁华地段，它的前身是太行解放区的民众教育馆。那时候文联还没有恢复，《长治报》也没有文艺副刊，全市只有这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曲艺、歌曲、美术作品，什么都发表，什么都辅导。你每天忙忙碌碌地编稿、改稿、划版、跑印刷厂、校对、联络作者。我们还一起编写《写作知识》《文艺评论》，一起搞作者培训，组织各种专题写作。只要你听到有哪个人写得不错，在哪里发表过什么作品，不管是农村、工厂、机关，还是部队、学校，你都会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前去拜访。为了见到一位作者，你会骑车到四五十里外的地方。由于你的自行车脚蹬坏了，硬是把皮鞋前掌磨出了一个破洞。我们下乡辅导，常常会在夜半才骑车回来。头顶的月亮皎洁明亮，身边的庄稼如水荡漾，这时，你还会扯开嗓子吼几声，那声音立时会在田野上空飘散开来——这是我记忆中你少见的放浪。
在文化馆时，我们不仅下基层辅导多，下乡劳动也多。割小麦、收玉米、抗旱、平田整地，我们都干过。那时候你身体就胖，可干起活来，别人能干的你都要干，都会干。
后来，你被调到新组建的长治文艺工作室，筹办《长治文艺》。创刊之初，刊物工作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你的身上。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你只能做不是主编的“主编”，不是主任的“主任”。
其实，你原本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编辑”的身份上，你认定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为他人作嫁衣裳，你乐此不疲，心甘情愿。你为人善良，厚道，不管别人把这样的善良与厚道看成是“傻”还是“滑”。在同事和朋友们当中，你总是补台而不拆台。你谦恭、低调而不失傲骨，你真诚、朴实而不虚饰。你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干什么就一定要扑下身子去干，就一定要干好，至于能力大小是另外的问题。你从不张扬，更不会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你是真诚地“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
你是大家公认的新时期长治文学开创式人物，领军人物。当时，长治都是业余作者，大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上过大学的也大都在学校、工厂，不与文学专业对口。这支队伍能拢在一起，成长起来，你功不可没。你为长治培养、积累下一大批作者。早在1980年春，实际上是你带着我们一起参加了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二次作代会，1981年9月，又带着创作骨干到南方学习。之后，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全省第三次作代会。
你是把文学和友情看得并重的人。以文会友，更以心交友。你处下那么多的文学朋友，和他们那么多年情同手足，相知相亲。这些人，不管是后来写出成绩的，还是转行的，大都成为你的莫逆之交，保持着半个世纪的纯真友情。那些离开山西的人，不管到了哪里，只要回到山西，都一定要看看你，在你这里住一住，聊一聊，吃一吃你亲自下厨做出的风味之餐。有时，他们从外地来，车晚点了，即使等到凌晨，你也一定会等到他们来，备好饭菜，展好床铺，然后坐在一起聊聊家常。
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朋友们的去处。你到太原工作以后，大家都称你那个南华门东四条的家是“接待站”，多年的时光里，你那个家一直就是朋友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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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文化馆单位后面那个小小的家属院，是我们兄弟共同生活多年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备尝生活的艰辛也倍感生活的温暖。小院坐落在城市中心，门前就是太行山根据地声名显赫的“英雄广场”，这里因召开过太行区群英会而得名。
我的小屋15平方米，你的20多平方米。你的房子紧挨着厕所，夏天，墙上潮湿得往下渗水，苍蝇蚊子纷飞。院子里露天做饭的小夏厨，是我们用油毡纸自己搭建起来的，灶火是我们自己捡拾砖块垒的，院子的地面也是我们自己用砖块硬化的。下雨房子漏了，我们自己爬上房顶修补。休息日，我们挑铁桶担水，抱着大盆洗衣服。我们一起拉煤，一起挖烧土，一起打煤糕，一起贮藏冬菜……我们下乡回来晚了，你会烧一块高粱面饼子，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吭哧吭哧地啃两块，喝一杯浓浓的茶水，话题仍然离不开下乡辅导的事情。
我们两家的孩子们在那里出生、长大，情同一胞。我出差了，孩子生病发烧，在铁火炉边磕破了脑袋，血流一片，都是你这位大哥急忙骑自行车送到医院治疗，又照看，又送饭。我的女儿出生那天，你和慧英嫂子守候在那个简陋的门诊外面，孩子生下来，是嫂子把她裹得严严实实抱回咱们的小院，是你用担架把刚生产的弟妹抬回家里。
那里不仅是我们兄弟的家园，同样是业余作者们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陋室小院，倒也常常是高朋满座。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的业余作者们来了，省内外的朋友来了，我们谈文学，拉家常，其乐融融，也真有些“往来无白丁”的感觉。
就这样，你的朋友成了我的朋友，我的亲属也成了你的亲属，我们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你搬家到太原后，我的女儿到太原上学，生病了，你和嫂子做好饭，挤公交车到学校给孩子送。星期天，把她接回家里，做一大堆好吃的，回学校时，还要给她带上许多。你们为她织毛衣、买衣服，直到她自己做了母亲，下一辈又成为你们的关爱。女儿把你们当作父母，总想着尽女儿之心。平时，要挤时间去太原看望你们，逢年过节要打电话问候你们，父亲节、母亲节更要向你们祝贺，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
我在太原的老姑母，也成为你们的老姑母。八九十岁的老人，一次次住医院，你们一次次去看望，姑姑有什么不顺心，你们上门宽心解闷。逢年过节，你们一定要为老姑姑送去吃的喝的，老姑姑总给我们说，她在太原又有了一个侄儿、一个侄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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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世的噩耗传来，霎时间如一盆冰水倾泼头顶，从上到下，冰冷得叫人窒息。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女儿什么都不想做，翻出过去我们的那些照片来，往事历历在目，你弥勒佛般的身影、笑容、声音、气息，布满周边。那一刻，这个世界只有过去那个实实在在的你，也只有如今那个缥缥缈缈的你了。我们一张张翻看，一幕幕回想，泪水不声不响地流淌而下。你给女儿的红豆香囊，她拿出来就哭，拿出来就哭。
前些天我们打电话聊天，还说天气好了，你来长治住一段时间。可是，怎么突然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呢?
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都在询问你的情况。崔巍的电话，接起来听到的就是哭泣的声音，他得到噩耗一直在哭，头晕得站不起来，他说他一定要到太原送送老兄长。他的电话刚刚放下，刘金山就从上海打电话来，半天才说：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说完，又是长久的无声。樊笑涵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几年，说话有障碍。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只是反反复复地一句话：我去送他，我去送他。他的哭泣，悲凉而感伤。赵鹏城从徐州打电话来，说他正在联系飞机票，如果能赶上，他一定要到太原参加葬礼。刘重阳说了一句话：“以后去了太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王保清在外地，打电话让我一定代表他献上对你的怀念。
担心崔巍的身体，我们不让他到太原，一切由妻子代表。到太原的路上，他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发短信，有说不尽的话。他还给长治的领导讲：“禹晓元先生今天上午去世了，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戎老师主政山西作协工作时，由长治市文联调省作协编辑部的。西戎老师看重他的人品与在基层培养作者的实绩。他到了作协工作兢兢业业，很受西老器重。他是我当年创作的扶持者，也是我挚爱的异族异姓的兄长，现在他走了，永远地走了，我痛苦万分。”沈玉琨一定要同我一起到太原最后见你一面，把你送到墓地。他是你的发小兄弟，一路上沉浸在你们小时候的回忆里。车子放不下，程德兴夫妻就乘大巴往太原赶，吴敏夫妻从省委党校来了，反林夫妻、程越的妻儿、巧玲母子也来了，东海夫妻从出事就在你家忙前忙后……还有杜斌，大家都来向老兄长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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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几篇文字，发现居然是关于你的。其中一篇叫做《文学路上铭刻我心的人》，是一位曾经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同你的交往的。
这位从小就做文学梦的农家孩子写道：“我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禹晓元恩师，这么多年来，为我点点滴滴的进步，他付出了许多心血与汗水。”在这位年轻的作者眼里，你像一个连轴转的“火车轮子”，就是这样的“火车轮子”，“给了无数或者有名、或者无名的作家，无数或年长、或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以热心指导和由衷鼓励。”“他们中有不少已拥有了阳光与鲜花、名声与地位，而数十载如一日地‘为他人作嫁衣’的人，在退休以后仍然带着高血压热心地扶持着文学新人。”
“由于正读大学的我与恩师同处一个城市，更由于雍容大度的恩师那热情提携后辈的高尚品格,由于娴雅大方的师母和善待人的美好情怀，我总是拿上写好的习作就兴冲冲地送到位于南华门东四条的恩师家中。”
后来，这年轻人到了省城某报社工作，并在你的大力支持下于2003年结集出版了自己的书——《给心灵松绑》。
这篇文章把我带入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工作时的回忆，也印证了你一贯的工作、为人态度。
另一篇叫做《救助禹晓元——分家波乱之四》，出自一位知名作家之手。不过，光看题目就着实吓人一跳。
在很多人看来，到省城工作，特别是到一团精英聚集的地方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谓一种高就。不过，凡事总有诸多可能。透过这位先生的叙述，我总觉得某种环境并不都是适合任何人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或许生性是那种离不得土的草民，就像是太行山深处生长着的那些古树名木，即使把它移植到皇城根儿，也恐怕难免枝枯叶落的。“名宅大院”似乎并不是你的去处。
你绝非那种奉名利地位为圭臬的势利之人，更非那种蝇营狗苟之徒。在长治，在晋城，你从来都是大家眼中可亲可敬可赖的兄长、老师，你总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敢说“救助”，但你出手帮助过的人难计其数。你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善良，永远是你的品性中的灵魂。你一度负责机关的基建，“为了工地上不出问题”，“黑夜亲自值班，穿了军大衣站岗放哨”。
这位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三言两语就把你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老禹是回民，浓眉大眼，头发粗壮、浓密而卷曲。相声演员李金斗像回民，而老禹像是李金斗。说话孩子似的笑，弥勒佛一般。本来壮胖，笑的时候拱了肩膀，更加找不到脖子，更加像个笑弥勒。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坏。只是有一点，睡觉躲着他，恐惧他的呼噜。”
“禹晓元比我年长，做事细致，也极有耐心。”“老禹管理编辑部的后勤，确实井井有条。财务方面，应称清楚。大的花销有请示，事过之后有汇报。”“禹晓元回来，工作更加兢兢业业”，“编辑部主任兢兢业业，整个编辑部没有后顾之忧。”
对你能有这样的评价，也让我的心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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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冥冥之中确有一种力量在规导着人的行动。就在两个多月前，正当你行走困难、很长时间也不能出远门的时候，你却突然从太原回老家晋城一趟，同红姐一起，为母亲过了20周年，又到长治为父亲过10周年(其实是12周年)。还坚持看望了当年的老友王维功。之前，你曾多次问过王维功的身体，让我代你去看看他，他做过大手术。那天，你没有力量上五层的楼梯，只好打电话把老王叫下来，坐在街路边的条凳上，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这次住医院前，你不厌其烦地把你的衣物进行了整理，到医院后，又把钱包交给嫂子，这都是以前少见的事情。你是在向亲人朋友们做最后的诀别吗?
每次来长治，你一定是要住在我家的，这次，你却住到了一家普通的酒店。得知你来长治的消息时，我后悔不迭，那天我真不该到长子县去参加一个活动的。如果我在家里，我们还是能见一面的。不曾想，这一闪失，就再也没有你了啊。
你来长治也没有去看焦保红。后来你在电话上告诉我，你担心病重的保红见了你情绪波动太大。其实，保红的妻子旭萍也一直担心你的病情。保红生病以后，你每次打电话来，都要让我好好陪陪他，照顾好他。病床上，保红对我说：“我写的几本书，还没有全部给禹老师”，他把每一本书上都工工整整写上“向禹老师汇报”，让我带给你。保红去世后，你又反复叮嘱我说，我是没有本事见他了，你一定把保红的后事办好。你说，把这个兄弟打发好，也算了了一桩心事。直到为保红烧过三七纸那天，我把他的墓地拍了照给你发去，但是，不知道那时你已病势垂危，保红的最后归宿之地也最终没能看见。
保红的离去，就像是我的肌体也失去了某些部分，他的疼痛使得我周身疼痛。时隔不久，你也接踵而去了。你的离去，使我更加感受到这种疼痛的折磨——这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焦保红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退休后要从晋城回长治居住。他在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选下一套不大的屋子，附近是滨河游园。他兴致勃勃地说，到时候，咱们就到这个游园相聚，边照看孙子，边谈文学。咱们把禹老师请回来，把离开长治的老朋友赵鹏城、甘茂华、白锡喜、王立敏……都请回来，到太行大峡谷、王莽岭住几天，沿漳河水、沁河水走一走。
然而，美好的向往和梦想，终究是随着你们生命的相继飘逝远去了，再也不会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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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常常引以为憾的事情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却没有写出一些东西来。我说，能当好一个编辑也不容易。至于写作，也许是你对于自己求之过高。其实，老兄长，这个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人，谁也不是绝对的天才，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在实践中学习、提高、成熟。当今那些名人、名家，谁敢说自己没有起步的尴尬?他们当初的稚作，谁敢说没有令人汗颜的地方?
然而，正当你拿起笔来，要把自己那些深切、浓烈的人生感受付诸笔墨的时候，你却让可恶的病魔击倒了。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人生只不过就是一条欢乐和痛苦的运动曲线。在这上面，圣贤无异于众人。区别在于，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是否为社会为众人也为自己尽了心，尽了力。
调到太原后，你心怀一颗知遇之心，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山西文学界的前辈胡、孙、李、西、马“五老”，是你文学的导师，同样是你人生的楷模。他们的书，你仔仔细细地阅读，他们给你的题字题词，你工工整整地挂在墙上。他们的品性，你仔细揣摩学习。你其实正是他们那个时代陶冶出来的人。
我的老兄长，这辈子，你选择了文学，更选择了友情;坚守了文学，更坚守了友情。在人生过程中，你为社会为众人也为自己尽了心、尽了力。有那么多的人亲近你，怀念你，为你欢乐，为你痛苦。能有这样的结果，足以证明你是坦荡的人、成功的人、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