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被村长从玉米棵子里拽出来，推搡着上了村里的祠堂后，他便成了小村唯一的教书先生。
“地里不缺你这个人，”村长这话现在听来，更像是对那些庄稼说的，“庄稼不会因为你多划锄了两遍，而把节令提前，青草来年照样把锄把磨得溜圆。早早换下开裆裤的孩子等不得，去东庄借读老受欺负。”村长要强，朝东庄的村官吼了几句，便满坡里找他，“祠堂不供祖宗我敬后生，有了拿教鞭的，不愁山旮旯里长不出好苗子。”
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他“老师”，村里人客客气气地称他“校长”。他本是平头麦子，恁地高人一头，多少有点惶惶然。好像庄户人夏秋看坡一样，卷上铺盖去了学校，夜里睡觉还抱着一本字典，清早用凉水搓把脸，便在讲台上底气十足了。从前，钟声只在邻村响起，遥远得像稀疏的汽笛，现在满地都是，生动如自家的鸡鸣，茂盛如坡里的麦苗。有时，敲钟的铁锤坏了，他随手抓起开了二亩荒的锄头应急，刚敲一下，便有一群雀鸟“扑棱棱”飞出树杈上的暖巢。
他身上的文化气息是从脚上的白袜开始的。有一天去乡文教组开会，他光着脚，拖拉着饥饿的黄胶鞋，一进屋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他成了一棵麦蒿，那些校长才是地道的麦子。会议刚开完，他第一个冲出来，跑到百货商店为自己挑了一双袜子，洁白洁白的，是粉笔的颜色。有人打趣：干头净脸的，不怕俺家土炕脏了你的白袜子?他嘿嘿一笑：俺教书是黑底白字，就是到你家变成白底黑字，黑着白着，还是本职工作，还怕你再让崽子旷了课为你做活去!
那时，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打尖”的游戏。挑块榆木条或者槐树条(最好不是白杨树的)，两头削得尖尖的，用木板在地上一磕，在“尖”弹起的刹那，迅速把它击远，谁打得最远谁是胜者。这种游戏，危害性极大，张家小子玩得最漂亮，却光荣负了伤，幸亏没“尖”到眼球上，作为校长，他要让孩子们从单调无聊的游戏中脱离出来的唯一方式——是要让他们清澈的目光去追逐知识。于是，他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发动学生参与“知识储蓄”，就是每人存入学校一本书，然后共享大家的所有，毕业时带走自己的那本，“利息”就是增长的见识。看到孩子们因为抢一本书而急红了眼，他有点自鸣得意了。书俏人红，孩子们的积极性就像春天的花朵，争奇斗艳。
都说君子坦荡荡，为什么自己的心里常戚戚?他想不明白，也解释不出来。利用劳动课的机会，他带领孩子们去坡里去沟沿捡拾麦穗，拾得多了，成了钱，孩子们有新书了，教室里顿时亮堂了许多，门前的空地上也多了一面旗子，鲜红鲜红的。村里的闲言碎语也多了，说啥的都有，一些话不好听了，他晚上睡觉都蒙着被子，村长更是三天两头找他谈话。他一时气不过，大喊：咋啦，咋啦，俺不是吸血鬼，俺这是在给孩子们补血!
喊声再大，也只是一个人的，铁钟面无表情，远远的草垛也没有回应。那年期末考试终了，领回乡里发的“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奖状后，他也“届满”了。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校长，充其量只是个村小负责人，管着一群孩子和他自己。他到南方打工去了。每年年关，村长都收到一笔汇款，定向捐给村里的小学。在集资建校的村民大会上，村长平静地读着这一串串数字和后面的汇款日期。村里人听了，出奇的积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麦苗刚刚探出绿茸茸的小脑袋，崭新的小学校园已经举高了小村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