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好玩，说了你也不懂，反正，怎么说呢，外面就是大，好。跟咱们完全不一样。”
我把这话说给我爸听，他哼了一声说：“天上好，没梯子!”当时我爸正忙着找人挖地基，懒得理会我叔叔的事。经过七万的美发室，一声令下把叔叔揪了出来。我叔叔大白天也跳得一身汗，衬衫塞在喇叭裤里，上面的三个纽扣解开，露出一大片胸膛，在屋里也戴着个蛤蟆镜。我爸说：“看你那流氓样儿，给我打地基去!”
叔叔干活三心二意，地基没打好又进城了。到我们家房子开始正式建造，叔叔去了三趟城里，然后就辞掉广播员不干了。有人给大队部领导写匿名信，连着三封，说他带着几个大姑娘在铁皮屋里搞流氓活动。哪有舞那样跳的?衣服脱了半截，男人女人都跟条蛇似的往外吐信子，还手拉手、脸贴脸。当面都这样流氓，背地里不知道怎么伤风败俗。领导知道就是跳个怪异的舞而已，没人理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现在三道金牌来了，就得拿出点样子了。领导说：
“要么你跳舞，要么好好地当你的广播员，没第三条路。”
我叔叔说：“那我辞职。”
四条街都认为我叔叔疯了。那不三不四的破舞有什么好跳的?但我叔叔真的就不干了，把铺盖从广播室里搬回家，然后从一本杂志里抽出那张蓝色唱片递给我。
“坏了?”我猛地一下揪心。
“没坏，”叔叔说，“我花钱买出来的。”
我长舒一口气。可是我们家没唱片机。
“过两天我帮你买一台。”
叔叔第二天离开了花街。他在枕头底下塞了张纸条，写着：我去漫游，勿念。“漫游”这个词让我想起长头发的陌生人。当时我并不十分明白什么叫“漫游”，但迷迷糊糊觉得这个美好的词只适合那对骑摩托车的北京男女，我叔叔用它纯属矫情。叔叔出走之后，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着急，我希望他早点回来，最好右手上提一台唱片机。蓝色唱片摆在我屋子里最显眼的地方，我想让它早点发出声音。我的牙依然疼，小虫子出来了牙还在疼。只好照吕子良的方子重新开始喝中药，熬过的药渣撒在十字路口让很多人踩。家里的其他人不着急是因为他们很生气，为叔叔的不务正业生气，为丢掉一个好工作生气，为不愿意帮我们家盖房子生气。我奶奶跺着脚说：
“个死小鬼，有本事我死了你也别回来!”
中间断断续续又下了几场雨，新房子进度缓慢。到深秋，天凉起来，我的左牙依然疼，右脸已经肿得完全透明，照镜子我自己都能看见有东西在皮肤下面晃荡。牙齿变软，连蘸过水的新馒头也咬不动了。如果不喝稀饭我只能饿死。中药再也喝不动，一喝就吐，我跟正在煎药的奶奶说，还是让我死了吧。我奶奶就跺着脚对我爸说：
“治，到天上也得把我孙子治好!”
我爸决定带我进城，都说城里有家军队的医院好。临出门那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腮帮子喝稀饭，院门被撞开了，我叔叔像个乞丐走进来，头发如同鸟窝，胡子只刮了左半边，右边杂乱蓬松，好像右腮帮和我一样肿起来了。我慢慢站起来，但是他的右手里提的只是一只破烂的大箱子。叔叔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对我笑笑说：
“你猜我吃不吃你们家饭?”
我说：“吃。”
我叔叔坐到桌边的马扎上，说：“你猜错了，我吃不下。”
我爸只是盯着他看。我妈站起来盛了一碗饭端到叔叔跟前。
“你猜我吃不吃你们家饭?”叔叔又问。
我爸哼一声：“什么时候了还有这闲情!”
我只好说：“不吃。”
“你猜错了，”叔叔说，弯腰开始打开他的破箱子。“我吃。”箱子里有台半新的唱片机。“我的钱只够买台旧的了。”叔叔说，端起稀饭就往嘴里倒。白瓷碗遮住了叔叔的脸，等碗放下来，我看见叔叔泪流满面。
我爸又哼一声：“自作自受。”我迫不及待地从房间里拿来蓝唱片，要装到唱片机上。我爸背起包，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拎：“都几点了，赶不上车了!”
因为没能听到蓝唱片，去城里的一路上我都不高兴。那家军队医院的确很厉害，戴大口罩的医生从我上颚肿胀的地方切下一小块肉，第二天就对我爸说，问题不大。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挂了很多瓶盐水，出院时牙已经不疼了，右腮也平复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