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对此毫无怨言。
有一次县长来了，站在山坡上讲话：贫下中农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今冬明春，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苞喔饭，你帮他们干什么，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
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吃了可以不干活么?他认为，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其他都是扯淡。
舅舅是拖碾子的。这是最苦的活，工分高。所谓的碾子，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礅，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拖一天下来，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脚步太重，而身体太轻了。最吃力的是起步，16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只要连续滚动起来，每个人的肩上会轻松许多。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新铺的土压实了，压光滑了，拖起来并不难，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还没笑够，新的泥土又铺上了去，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
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起步的时候，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身体弯如犁辕，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猛地一使劲，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不快不慢地滚起来，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大碾子压平了松土，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
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增加了8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指挥长又叫来8个人，32个人拉紧绳子，喊了一声“嗨左”，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舅舅摔倒在地上，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送到医院，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
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拍屁股走了。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下次换届选举，说不定就当镇长，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叫道：这个老者有神经病!山庄建好了，村里人打个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