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您快回去吧。”“外面冷，不用送了。”“你们慢点啊。”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女人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突然从屋里走到门口。是赵晖。女人吓了一跳，左右瞧一圈儿，发现没人，说：“刚才装得还挺像。”赵晖一乐，说：“那是，也不想想你男人是谁。”他推开门就要往外走。女人把他拽住，说：“过几天再出去吧，左邻右舍看到不太好。”男人说：“没事，组织上都认定咱有病了，别人说啥都没用;再说，邻居们跟咱家关系好，没人会举报咱。”他抓起鞋拔子，把脚往鞋里硬塞，说：“马上我就出去打工了，这两天在县里多转转。”
女人不再阻拦。
赵晖抬着自行车，哼着小曲，离开了我的视线。
两个月后，工厂宣布破产。一批又一批的人买断下岗。工人家属区却传出消息，赵晖患上精神分裂症，办了退休。
初三上学期，赵兵手里的烟盒越来越贵。有一次课间，赵兵扇烟盒赢了个包圆，他拉我到墙角，说，我爹在上海做上大买卖了，手里好几个工程。我一愣，赵兵平常虽然满嘴跑火车，但不是喜欢炫耀的人。我说，咋的，你成了狗大户，嫌弃穷哥们儿的烟盒了?他照我胸口捶了一拳，说，放屁。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说，我爸打算把我们一家都接到上海。
我盯着他狮子样的鼻子，没说话。梁姥姥曾经给赵兵相过面，说他狮鼻阔口，是天生的富家子弟。
憋了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挽留的理由，只能说，吕雯咋办?
赵兵揉碎手里的烟盒，郑重地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说，咱们是托妻献子的交情，吕雯就托付给兄弟你了。
这话不知道怎么被吕雯和陈兰听到了，她俩的回应是一连串白眼。学期还没结束，班主任就宣布赵兵转学。
事实证明，即便是狗大户，想离开那个年代的北镇县也得乖乖坐绿皮车。
候车室一眼望过去，只有数不清的人头。我们本来不多的伤感情绪，很快就被吵闹与刺鼻的烟味儿冲碎。陈兰扭过头，尽力不去在意对面座位上撒尿的小男孩，问，赵兵，你那趟车咋还没来啊?
赵兵还没来得及回答，一直站在检票口的赵兵老妈，忽然放下行李，冲这边挥手。通知检票的喇叭应声而响。赵兵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想说几句送别话，像什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是仔细一想，除了赵兵他老爹，上海的同胞们还真不认识他，只能说了句“保重”。赵兵狠狠一点头，眼睛却一直往吕雯身上瞟。
陈兰忽然站起来，说，大老爷们儿就别磨叽了，你要走赶紧走，我可不陪你耗了。说完，她背起书包逆着人流走去，留下呆坐在椅子上的吕雯。吕雯那天穿了一身灰色的棉服。她低着头拨弄衣角。衣服破口处露出的棉絮，怎么扯也扯不完。
赵兵放弃了说出一番豪言壮语的打算。他满不在乎地一虎脸，捏着车票，汇入熙熙攘的人群。
那段时间，汽笛声与铁轮滚动声是北镇县的主旋律。
学校的日子过得飞快。陈兰的成绩像坐了火箭一样，从班级第一，冲到年级第一。但是那个学期有太多事发生。在我的记忆里，考试成绩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县城越来越空，班级里闲置的桌椅越来越多。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吕雯也消失了。
某一天放学回家，我接到电话，远在北京的父母希望我离开姥姥家的县城，回到他们身边。
三
再一次见到吕雯，是在五道口的一间酒吧。
音乐远比火车的汽笛响亮。彩色的镭射灯，照映出许多张抹了“腻子”的脸。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几乎分不清每张面孔的不同，但还是一眼认出了吕雯。一件黑色T恤，简单扎了个马尾，她的妆容恰到好处。
“这里没人吧。”她点了一杯“轰炸机”，坐到我旁边。
我从不认为，人会在几年间发生太大的改变，不论外貌还是精神。吕雯也是如此。
我们一言不发地喝酒。我总觉得我们刚刚分开十分钟。但是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五年以后，我是一名大学生，她在这里打工。
杯里的尼格罗尼还剩一半儿，我忍不住问：“五年前，你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就转学了?”“退学。”她放下玻璃杯，纠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