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时候我以为的我以为，不见得是他以为的他以为。
在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陈强已经开始混社会了，是我们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那时候，小孩子都很崇拜他。都说啥时候我们也能长大呀，那样就可以不用去种地和上学，就可以像他一样出去见世面了。
那光景，自给自足是常态。种豆、插秧、锄草、收割这些活儿，我们统统都干过。那时候还专门有秋假，目的就是让孩子们放了假好回家帮忙收割，弄得我们总觉得种地比读书重要。村里的小学校没有固定的上下课点儿，一个老师能教我们除了英语外所有的课程——那会儿还没有英语课。老师往往有农活儿了，我们就自己玩儿。老师没农活儿了，我们就跟着学。
经常能看见的就是老师扛着锄头，踩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一摇一晃地走进校园的情景。老师姓刘，四十来岁，一张脸常年跟土一样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门涂上去的。快走进教室了，他就把锄头立在窗前，噌噌地在台阶上蹭着鞋底，把泥巴一层一层地往下刮。刮完了还不忘抬起脚瞅一眼，跺两下，再张开手，沿着裤脚由下到上，拍一拍身上的土。那一刻，拍起的尘土往往会顺着门窗飘向我们，惹得我们不住咳嗽。我们一咳嗽，老师就咳嗽。老师一咳嗽，我们就忍着不敢咳嗽了。
地是农民的命，一株苗牵动着一颗心，一块田羁绊着一条魂。长辈们惯于在地上做文章，年轻人也缺少远行的欲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大家没事了更愿意用歌声去排遣内心的宏图壮志，到头来还是会扛上锄头去和土坷垃打交道。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年一年地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意外，说得最多的就是天涝了天旱了对庄稼会怎么样，平平淡淡的像活在童话里。
陈强是童话外的人，他的“开悟”怪异而奇妙。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雪片如受惊般从云头里不停地往下掉，好不容易化出个角了，就又很快会落上一层。土地和雪片俨然是两个打架的小倔孩，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最终是雪片占了上风，压得土地翻不了身。
那天早上本来该是我去教室点炉子。等上课了屋里就是暖和的也没有烟。但由于前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扭伤了脚，肿得跟个马皮包似的，就和同学徐阳换了下，结果最怵人的一幕被他给撞到了。
当徐阳抱着柴火走到学校门口时，陈强正光着个膀子，闭着眼盘着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胸口流着血，那血像梳子一般沿着他的身子一直往下淌，也不知已经淌了多久了，把白汪汪的雪地都给染红了。他整个人便跟坐在一朵莲花上一样，令人瞠目。
陈强那时有十六七岁，早已经辍学，常年干农活儿，壮得很。我和徐阳是小学四年级，成天跟个小大人似的，其实满脸都是问号。徐阳一下子就看傻眼了，扔下柴火拔腿就要跑，结果没跑出两步就被陈强给震住了。
陈强对徐阳喊，徐小弟，你不认识我了，跑啥跑啊?徐阳一愣，吓得一激灵，两条腿也跟被施了咒一般，怎么也迈不开。他一边颤颤巍巍地问，强哥，你弄啥呢?一边缓缓地扭头，恰好看到陈强从校门口站起来，挺着一身的腱子肉和血痕笑眯眯地向他走来，那血一滴滴地落在雪上还吧嗒吧嗒地响!徐阳的脑子立马短路了，眼皮一沉，晕了过去。
是刘老师把徐阳抱回的家。
徐阳就此迷迷瞪瞪地在家待了两天。期间还发了烧，打了两针才好转。我一瘸一拐地去找他时，他还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见了我两眼都冒直。他抓住我的胳膊，把他看见的告诉我，说都没人相信他，还笑他一定是不想去上学，故意把自己给冻病的。小破孩儿的把戏大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徐阳就强调，这次他真的没有撒谎。那会儿我们特别迷林正英的僵尸片，他害怕地说，陈强不会是死了诈了尸，像光碟里演的，有什么冤情，是回来索人命的吧!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对徐阳的话半信半疑。况且那天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确实也亲眼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事。
那天早上，雪片飞舞，等父亲背着我到学校时，同学们已经坐在教室里了。雪地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更别说有血了。刘老师已经到学校了，正弓着腰拿着扫把试图清扫出一条从办公室到教室的小路。他的脸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黄了，和扫把几乎一个颜色。待父亲把我放到座位上时，他正好扫到教室门口。父亲便和他寒暄了一阵，请他适当照看下我。
放学后，雪已经停了，脚踩在上面能陷出个坑。刘老师看起来心情不错，要送我回家，还给我讲起了盖我们这个小学校的故事。他说，那会儿村里哪有什么小学校啊，孩子们都是到附近有学校的地方上学。是他的父亲咬咬牙，卖了一块地才盖起来的。他还说，那会儿上学的孩子们要比现在多得多呢，可慢慢的也不知道为啥……
刘老师讲到这里突然顿住了。我趴在他背上抬头一看，发现陈强正在路上呼哧呼哧地铲着雪。他身材魁梧，腰身灵活，挥起铁锹来跟机器一样麻溜利索，雪很快就像抛起的鸭子一样飞到了一边。待我们走到他跟前时，他已经把前面的雪铲得干干净净了。他跟刘老师打招呼说，铲雪铲得好热啊，得脱了上衣凉快凉快。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皮肤黝黑黝黑的，干农活儿练就的一身肌肉结实有力，根本就没有伤口。他还说，他跟他父母摊牌了，感谢刘老师当年竭力挽救他辍学，尽管最后并没有成功。
次日一早，陈强就坐上拖拉机走了。大抵是跟他口中的摊牌有关系吧，走的时候还和他父母大吵了一顿，惹得不少人出来劝架。伴随着拖拉机不安分地移动，留下的两条车辙静静地躺在那里，沿着村口一直伸向远方。那车辙凹凸不平，错落有致，宛如哪位鬼斧神工的师傅专门雕琢过的一样。神奇的是，从那天起，那个冬天，村子就再没下过雪。
2
陈强的出走，是村子的一件大事。很快，他的家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人们才一个个鱼贯离开。
父亲是我们家派去的代表。他回来后，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锅盖上蒸气缭绕，灶门前干干净净，饭桌被稳稳地摆在炕上。母亲静静地坐在炕沿边默默地看着父亲。我也倚在被垛前睁大眼睛，期待着父亲说点儿什么。结果，父亲一个字也没吭，只是把棉帽摘下来，搁在凳子上，又把棉袄脱下来，挂在门头上。接着，就是吧嗒吧嗒地抽烟，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这顿饭吃得也稀奇。仿佛是提前商量好了似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唱一和地聊着天。从下雪聊到播种，从播种聊到秋收，从秋收聊到过年，眨眼的工夫，一年竟被他们给聊完了。聊完了静默了几秒钟似乎还不满足，瞅了我一眼，又开始聊我。聊我的脚伤不碍事，聊我很快就要上五年级了，聊我上了初中会怎么样。我实在怕他们三言两语把我还没正式开始的一生给聊完了，况且我心里始终对陈强的事耿耿于怀。父亲绝口不提这也就罢了，母亲竟然连问都不问，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我把筷子往碗上一撂，实在憋不住了，刚想问到底啥情况啊!哪料劲儿一大，哐一声，碗就从饭桌上来了个前空翻，俨然一副武林高手的模样，翻到了炕上，又身手矫健般侧滚过桌底，向地上跃去，无奈落地的那一刻，破了功，当一声，成了渣渣。碎片四溅，有的还溅落到父亲的鞋里。
可想而知，我被父亲狠狠地训了一番。父亲拉着脸，眼泡子瞪得比杏大，手不住地比画着，怒吼着说，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努力读书，种地打工都不是长久的事。这凶神恶煞的样子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让我一下子把上学读书理解成了一种变相的惩罚。他说得越言辞凿凿，我听得越反感。那一刻，陈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无比高大。他敢于向命运说不，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敢于和父母吵架，这正是我不敢的。
雪融化的日子短暂而漫长。刚下的雪砂硬，是动态的。它们争先恐后，不管是飘飘飞舞还是簌簌而下，一颗颗连成一片，像絮褥子一样，层层铺设，厚薄一致。捧一把在掌心，近眼揣摩，它们又是一粒粒的独立的个体，只是相互靠近，闪着光，像在彼此取暖。落在地上的雪是绵软的静态的。它安安静静地似一块巨大的羊毛毡躺在那里，无论车来人往，概不关心。掘一块到手里，也绝不松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个体，像一块石膏，只是石膏一捏就碎，它却越捏越牢靠，还会跟橙子一般淌出汁水。
陈强的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作为巴图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没人再关心他为什么走，也没人再追问他为什么要和父母吵架，更没人在乎徐阳看到了什么。村子恢复了平静，人们笑呵呵地继续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没事了就三五成群地聚在街头晒太阳，聊一些对于小孩子来讲不痛不痒的事。只是平静的湖面之下总是暗藏汹涌，一如当初父亲从陈强家回来时的情景一样，显得有些刻意、僵硬、不自然，只差一只碗就可以激起层层波浪。
陈强走后，他的母亲就鲜少在外露面了。有时候一周也见不到几次，再往后干脆连农活儿也不干，出来都不出来了，就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和陈强一起离开了。他的父亲依旧活跃，不仅农忙时可见，大街上也总有他的身影，到了夏末，更是一天能遇见两三回。瘦高瘦高的他总会背着个大箩筐，戴着个破的确良帽，一摇一晃地去山上掰蘑菇。
我很好奇他的母亲一年到头不出门，会在家里做些什么。做饭?扫地?喂鸡?纳鞋底?我把能想到的想了个遍，但还觉得不够。徐阳就说，能干什么，难道还数钱不成!他说这话时，眼睛是迷离的，像糊了一层纱，看不出半点儿神采。我却怔住了，对他所说的“钱”念念不忘。那钱是陈强父亲卖蘑菇挣的，还是他在外面打工寄回来的呢?我问徐阳。他冷哼了一声，眼睛里也放了光，像是要发射出一样，恶狠狠地说，有钱也是假钱。
小学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结束了。为了激励我们前进，刘老师给我们弄了个温馨的毕业典礼。他把教室布置得像个花园，买了好多瓜子和糖。我们无忧无虑地唱着闹着，像是拥有了一方小小的教室就拥有了世界一样。我忘不了刘老师那抹如夕阳般灿烂的笑脸，也忘不了他给我们上课时的洒脱模样。我忘不了的太多，包括他扛着锄头走进校园以及背着我回家时的情景。只是人生无常，“走”这个字从来既猝不及防又意味深长。
在那个完全不用操心小升初的年代，我和徐阳都到了乡中学读书。我笃定了父亲当年的话就是要钳制我的自由与思想。我视陈强为榜样，上课的时候睡觉，搞小动作，下课了不写作业，跟人打架。我彻底沦为一个问题少年。徐阳则变成家长们眼中的好孩子，老师们眼中的优质生。他乐于助人，好学上进，总被表扬不说，奖状也拿到手软。我们俩都各自霸占着成绩榜的第一名。
真正使我们俩关系恶化的是在初二下学期。
那光景，村子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旧的东西逐渐褪去，新的观念不断涌动。地依旧宝贵，但有关老中青少四代人与地的关系的讨论也变得更有意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首歌俨然不再是唱唱那么简单的事。老年人苦了一辈子，病痛缠身，他们有无数的感触和叹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挣钱养家糊口。青年人视土地为累赘，往高了说是追梦，往低了说是受不了扛锄头的苦。小孩子成了一家人的希望，谁要是再一两句把他们的人生给聊完了，准有另一个人跟他急。
于是冥冥中好像注定了什么似的，陈强的名字再次在村里闪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频繁。人们谈的最多的莫过是夸他有先见之明、未卜先知之类。更有甚者，还给他起了个“打工先驱”的名号。他的家又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喜笑颜开，都想去打听打听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回来。
父亲仍是我们家派去的代表。他这次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回来后还激动得不行，还没等我们发问呢，就不耐烦地说，陈老哥一定是瞧不起大伙了，竟然说他儿子的事跟他没关系。
3
那是我整个初中时期最得意的一刻。
父亲还在有的没的地抱怨着，我已经一溜儿烟跑到了陈强家门口。倚在平常人们夏日纳凉的那道栅栏墙上，我仿佛是在看大戏一般，美滋滋地看着从陈强家进进出出的人们。我注意着他们脸上的变化，多是尽兴而去扫兴而归，这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
陈强就在这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从一辆只有成功人士才能开得起的小轿车上下来，一身黑亮亮的西装闪烁耀眼。见晃着我了，他便使出他惯用的伎俩，把西服脱下来，露出一身健壮的肌肉。不，应该是崭新的衬衫。那衬衫雪白干净，恍然间，他像是一颗削了皮的土豆，洁白无瑕，动感丝滑。
李小弟，谢谢你。陈强微笑着对我说。
谢……谢我?谢我啥?我受宠若惊，腾地从栅栏墙上跳起来。
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信任我啊!来，这是我给你的礼物，看看喜欢不?陈强把西服扔在车前盖上，弓身从车里拿出一把玩具机枪。
我……
我兴奋地差点儿没骂出声来。这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已经从迷恋林正英的僵尸片转而到迷恋周润发的枪战片上了。
我接过枪，有模有样地学着小马哥的样子端起来，见前面来人了，就瞄准他，哆哆地张着嘴来了那么一梭子。结果这一梭子还没哆哆完呢，来人就冲我大吼。
李振国，你搞什么鬼?
我一怔。是徐阳。
我的眼睛和他的撞在一起。他的眼里充斥疑惑，搞不清楚我在干什么。我的眼中满是惊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本来王叔喊了我一嘴，问我要不要去看他新买的碟片，我是完全可以就此跑开，不再跟他纠缠的。毕竟以往王叔一喊我，我就屁颠屁颠地去。结果这次我偏偏没有。
我看着徐阳，兴奋地问他知不知道陈强已经变成村里的大人物了，大家都想向他取经，问问他这些年在外面干了啥。多少年了啊，他忍辱负重，是有苦没处说有家不能回，这回终于可以理直气壮，扬眉吐气了。我还说，我早就知道他会出人头地呢，就是没人相信我，看吧，现在果然得到了应验。
我说这些话时，徐阳的嘴角是上扬的。他哼了一声，淡淡地问，那我呢?我一时愣住了，没太理解他的意思。他垂下头，又抬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我看到他的眼神如小马哥的一般凌厉寒冷，像是砰一枪要把我给射杀掉一样。
那我呢?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我明明在校门口看到他光着身子坐在雪地上，胸口淌着血了，可是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李振国，你相信过我吗?
我……
我哑口无言了。我不想骗徐阳。我确实没有完全相信他。他那时候不爱上学，又经常爱编瞎话。更何况，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都看到了另外一番场景。我觉得我有理由不相信他，每个人都有，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徐阳说完这些话就跑开了。我听完了也没太当回事，只觉得他是不是学傻了，这么矫情。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总能找出些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亦或掩盖自己的无知。
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吧，陈强回来了。很难说他的回来是跟村里的宽松氛围有关，但他就是回来了。依旧如离开时的突然一样，在我吃中饭吃到一半儿的时候就回来了，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一开始，父亲跟我说他回来了，我还不相信，因为这样的话，从那天他们把他家再度围起来时，就没有消停过，惹得我每次都激动得不行。
我曾不止一次地矗立在村口，望眼欲穿地守着那条延伸开去的马路，期待着以迎接者的身份恭候着他的归来。那条路经过灰砌，已经摆脱了以前的泥泞不堪，变得平整干净。它灰白的颜色，跟当年被白雪覆盖出的模样并无两样，唯一不同的是，缺少了那两条长长的车辙。
当初春如约而至的时候，一些关于融化的景象便扑面而来。所有的白雪都得到了尽情的释放，这是冬天对它们的宽恕，它们终于可以解脱了。只有那两条被车轮碾压过的雪痕还不舍得离去，像等待着什么人，直到阳光越发炽烈时，才被迫渐渐消失。于是我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第三种雪。它既不是砂硬的动态的，也不是绵软的静止的，而是坚韧的忠厚的。它静谧沉稳，懂得付出，愿意等待。它已然超脱出物的概念，变得有感情有人性。
我自然没能在村口亲自迎接到陈强。待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那时，他已经进了村。我又往他家跑，到了他家门口，正看到他被村人团团围住，吵吵嚷嚷地寒暄着什么。这着实符合我的心意，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也不去打搅他们，就坐在栅栏墙上津津有味地看着。
我听着他们问他这几年去哪儿了、为什么逢年过节不回来、都干了什么、是不是挣了大钱等问题。听着听着，也不管陈强回答没回答了，反正我心里一个个都给回答了。我告诉他们陈强去了大城市、忙得不可开交、挣了好多好多钱，我比陈强还了解他自己。一回神，却忽然发现少了点儿什么。是小轿车，他家门口竟没有停着一辆小轿车。他本人也和当初离开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个子变高了，起码高了十五公分，到了一米八。他的肌肉消失了，胸膛看起来瘪瘪的，一拳就能打出个洞。他的面容煞白煞白，似涂了一层粉，总给人一种病秧子的感觉。他整体像一根细长细长的棍子，却又偏偏佝偻着背，如头重脚轻的扁担，一压就能折了。
我完全不敢相信我顶礼膜拜的陈强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莫大的偏差让我不知所措。我仿佛变成了彼时那只不小心翻到地上的饭碗，砰的一声，摔了个支离破碎。
我必须得去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噌的跳起来，使劲儿向人群中挤去。我仰头看着他，激动地问，强哥，你……你回来了，你还好吗?他低下头，蓦地怔了一下。
我设想了一千一万个他可能的回答，没想到得到的却是这样：呦，这小子是谁呀?
4
我变化有那么大吗?还是陈强根本忘了我?
他回来没多久，我的暑假就开始了。头几天，我完全是在家里度过的。我足不出户，像一只胆怯的耗子，感觉上了街就要被人人喊打。
我想起在学校时的炫耀。
我对同学们说，我们那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健壮如牛，还没成年呢，就独自去外面闯荡了。为了让这个传奇更富有传奇色彩，我还故意把徐阳跟我讲的“怪事”铺垫了进去，渲染得他像个天外来客。我告诉他们，我和这个人是老相识，等他回来了就会带我走。一时之间，我的身边聚集了一堆人。我们号称“大强帮”，在校园里所向披靡。可万万没料到，到头来竟然是这么个结果。
我郁闷地在屋里待着。酷暑的燥热让我生了痱子。那圆不溜丢地泛着透明光的小不点儿一只只冒出来，一只只连成一串串，一串串又连成一片片，火辣辣的，俨然没把我这个宿主放在眼里，甚至比我在学校时还猖狂。我努着眼咬着牙，使劲儿地去蹭它们挠他们，都挠蹭出血了，也无济于事，这更加激怒了它们，惹得它们变本加厉。我也不能服软，就保持战斗姿态地摆在那里，仿佛只要我一活动，它们就获胜了。
战斗谈不上激烈，却足以搞得我头晕脑涨。母亲认为我感冒了，这倒是提醒了我，要抗住，千万不能被打倒。反正我就是要跟它们死磕到底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我让母亲把家里备着的感冒药都拿来，我喝，我全喝。母亲吓了一跳，皱着眉，把手背贴在我的额头上，喃喃着说我是不是发烧了，烧糊涂了。我心想，我才没糊涂呢，糊涂的大有人在!母亲疑惑地递给我药，我一口水囫囵吞下。
真正打败我的竟是这些感冒药。隔日一早，天还没放亮，我就被绞痛得不行的肚子给弄醒了。这我可受不了，也来不及穿衣服了，光溜溜地提着个大裤衩，跟个滋了火的炮竹一样，就往外蹿。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捉弄人，总是会遇上些不该遇到的事。就像徐阳，如果他当初没有遇上陈强的事，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现在风水轮流转，也轮到了我。当然上次本来也应该是我。
就在我畅酣淋漓地解决掉那些江湖败类的时候，一条人影忽然从我家的院门前闪过。我家的院门是木质的，构造极其简单，就是父亲挑拣合适粗的圆木头，也不用加工，用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木头与木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间隙，像一扇扇小窗户。三四岁的时候，我常跟只小猴子一样，在这些“小窗户”间钻进钻出，为此还磨破了好几件衣服，捂着不敢让母亲发现。
人影闪过去之后，我便好奇地朝着门口摸去。那时的我，胆子够大，脑子里根本没有害怕这个词。但我知道不能打草惊蛇，得伺机而动，这都是从碟片里学的。我静静地把院门挪开一个缝，又缓缓地探出半个身子。那一刻，天光似雾一般已经开始笼罩起村子，视线虽不明朗，却足以看得清轮廓。我看到一个包裹得严实的人正在往人家门口放东西。那人高高瘦瘦的，背还有些驼。别人认不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活脱脱的不是陈强还能是谁!我心头一震，感到脚下像踩到了什么。
我的痱子就这样不声不息地好了。它好得太快太彻底，让我很不满意。母亲和父亲倒乐开了花。母亲开心我很理解，毕竟她的宝贝儿子病好了，况且她一直以为这是在她的精心照顾下才好的。父亲开心，我却极是厌恶。我不能说父亲没有关心我，这显然失于公正。只是他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另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出去打工。
自打工之风在村子里宣扬开后，父亲就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暗示他早晚有一天也会去。这暗示在陈强回来之后逐渐发展为鼓吹。尽管陈强没有开回小轿车，也没有把他家那三间草坯房盖成红砖房，更没有改变他母亲不出门的现状。但父亲就是笃定，打工会变为一种潮流，也将改变命运。
经常能看见的就是他莫名其妙地傻笑，还不分场合。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就会突然笑起来，让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成年人能干出的事。他还诱惑我，说老爸就要出去挣钱了，你想要啥，我给你买。那一刻，我简直气疯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就是想让你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你要是累了种不动地了就我来，反正我也长大了。
我觉得我说得够煽情了吧，还逼着自己流出了一行泪。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没想到他却反问我，你不是一直挺支持打工的吗?陈强不是你的偶像吗?把我怼得个焦头烂额，关键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没过多久，他就提上行李走了。他还真了不起，一下子带走了五六个人，都是像他那样有老婆有孩子的。几个人离开的时候还特开心，在农用车上有说有笑，歌声不断，就差放开步子抡起来，跳上那么一段了。那一刻我才知道，成年人放纵起来原来一点儿也不逊于小孩儿，有时甚至比小孩子还夸张。
倒是陈强一直没张罗走，甚至悠哉得很，每天跟个大仙似的在村里不是遛弯就是闲坐，身边簇拥的也由最开始的青年小伙子变成了老头老太太。他们手里不约而同地都拿着一本册子，那册子正是我那天清晨在院门口踩到的，写的都是些什么交一千就能返一万、投资这个就能发大财的话，说得我都有点儿心动了，幸亏我连五毛钱都得跟母亲要。后来一辆警车来了，我才知道那写的究竟是什么!
5
在夕阳渐次陨落的傍晚，我会叼着狗尾巴草，跷着二郎腿，躺在刘老师的坟前，跟他磨叨些村里的人和事。他的坟头在村东的盼归山上，山不高也不陡，却足以将整个村子看够。他的坟边还生着棵一人高的柳树，碧绿的柳枝在金色的阳光中摇曳，感觉把整个天空都摇睡着了。世界瞬间静谧下来，连鸟儿都舍不得飞走。
我想起他在毕业典礼上对我们的叮嘱。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升学的也好辍学的也罢，有想法是好的，能帮的他一定帮，但路还得自己走。那时的我搂着徐阳的肩膀嘻嘻哈哈的，根本不理解刘老师在说什么。倒是徐阳一直在盯着他，表情格外严肃，像是都听懂了。他在经历陈强的“怪事”后，似乎一夜长大。
陈强被带走后，“珍爱家庭，远离传销”的宣讲就成了村里大喇叭的每日功课。宣传栏和黑板报也焕然一新，大抵是一些普及科学常识与思想意识的图文，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不过小学门前的一张黑板报却与众不同，它上面没有字，就是一幅画。画的是一个长着四只脚的盘形物件，一个人还拿着一个遥控器在操控它。一时之间，孩子们都被它深深吸引，纷纷问画的是什么，是谁画的。
我也很想知道画的是什么，是谁画的。在一个被阳光洗劫的午后，画的主人终于现身。他一米七几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和白净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正在和孩子们玩遥控飞机。这物件是近几年村子里才有的新鲜事物，可想而知是由外出打工的父亲们带回来的，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他们玩得乐此不疲。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喊着他徐阳哥哥，问他画的是什么，他便答“不明飞行物”。他们又问他能不能亲自试试飞机，他又笑呵呵地一个个教。
我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一幕和我们以前围着陈强的情景极其相似。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凝视徐阳。这么看来，徐阳文质彬彬，待人和善，完全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大男孩。他还努力认真，刻苦好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人们眼中的乖孩子，高考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了全村老少的骄傲，是我这种吊儿郎当的有个大学上就不错的人无法比拟的。曾几何时，我一度以为我们之间的芥蒂已经化解，他心中耿耿于怀的事也因为陈强的被抓而烟消云散。但我错了，有些事对于有些人来说早已经根深蒂固，想刨都刨不动。更重要的是，陈强被抓就是他报的警。
那是我们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前几天，在刘老师的坟前我遇到了他。彼时夕阳已经落山，晚霞泼瀑，把半天都染成了血红色。他似一条逼落太阳的黑色幽灵，从那血红中缓缓走来，害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你没少来吧?他冲刘老师的坟头鞠了个躬，对我说。
我默默地看着他，不想和他废话，直接开门见山说，何苦呢?为什么要报警?
何苦?他冷哼一声，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像一把刀。他说，你以为就你捡到了他的册子?这没脑子的玩意竟然家家户户门口都放。那是什么，违法的呀!真不明白他当初出走的那股聪明劲儿哪儿去了。对，用红纸水和红糖水混在一块儿当血唬我，以为唬住我一时就能唬住我一辈子了?果然，干了愚蠢事。
他说这话时得意的不行，仿佛从头到尾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样。他又似有所指，即便我不问，也要来跟刘老师说道一番。最后他沉默了几秒钟，把目光重新投到刘老师的坟上，缓缓地说，这就是您帮出来的好学生!
我那时并不能理解他这句“这就是您帮出来的好学生”的用意。他和陈强就像两根原本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被无意扭到了一起。扭到一起后，他们还不是简单地穿插，而是如渔网一般缠绕复杂，左右勾连。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那用红纸水混合红糖水冒充血的办法，极有可能是刘老师教的。那是不是他安排陈强在校门口装神弄鬼的呢?他又知不知道那天要来点炉子的原本是我而不是徐阳呢?我大惊失色。
陈强的父母还是那样。一个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一个全年都待在家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村子都铺了柏油路，不少人家都盖了红砖房了，他们也无动于衷，这世界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反正都跟他们没关系。总有人会忍不住问，说都过去五六年了，陈强早就该放出来了吧?咋也不回家呢?你们也不去找找他吗?每每这时，陈强父亲都会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烟熏牙，笑呵呵地说，有啥好找的，大活人还能丢了不成，要回来他就回来了。
我的父母就不同了。母亲在家倒腾那点儿地，父亲常年累月在外打工。父亲仍然坚信打工是他改变家庭状况的一种出路。他的坚信并非毫无依据，尤其是在我踏进大学的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是他多年以来，唯一一次在秋收之前回家，目的是送我去学校。当时他一回村，就兴奋得不得了，到处嚷嚷着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还摘了家里正好成熟的李子逐个邻居地送，把每年的礼尚往来变成了一种特别的炫耀。
他这炫耀把我弄得极其尴尬。那会儿我已经学会了喝酒，他也喜欢让我陪上几杯。喝得晕乎乎时，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是不是不知道徐阳考上了重点大学，我这一个三本生有什么好说道的。没想到他哈哈大笑，说他是他，你是你，各有各的命，有什么好比较的!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这才意识到，我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我，徐阳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他，所有人都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我灌了一杯酒，泪水簌簌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