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气晴好，艳阳高照，一家一家的大铁门却关闭着，像一张张冷漠的脸，给人以排外的感觉，它们仿佛在说：没人、没人、没人!
我心急如焚，巴不得赶快找到包地的人选。
我这次回农村家中，是专门接老父亲去周城治病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独自在老宅院生活，我曾多次要接父亲去周城，过城里人的生活，父亲都以撂不下地为由拒绝了。我就一次一次放弃了接他去城里的念头。可这次不同，他的心脏病复发了。另外，地里的麦子收割了，且已晒干入囤，农事告一段落，父亲也可以放心地离开了。之前，我打电话咨询了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的同学，同学说，像我父亲这种病，不能大意，要赶快入院接受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父亲问，那地咋办?
我心里赌气说，一辈子就活在你那二亩地中，也不想想人重要还是地重要?但我把这样的话咽到了肚子里，怕伤了父亲的心。我知道，父亲也不单单是留恋那二亩地，每年打的麦子，我们家两年也吃不了，父亲是在通过辛勤的劳作寻找精神寄托和乐趣。像许多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农民一样，父亲有着浓重的土地情结，换句话说，父亲对土地的感情已溶入血脉之中。
我开玩笑说，地又不能带着走，不管它了。父亲转过头，瞪了我一眼说：那不行，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把地撂荒造孽，是要遭雷劈的。我说，那就让别人种吧。我明白，父亲这次去周城得住院治疗，一天两天是回不了家的，更别说种地的事了。显然，把地转包出去才是权宜之计。父亲说，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地是当年分的责任田。记得分田到户的那年，父亲曾把我们全家召集在一块儿，专门开了个家庭会，会上，他先讲了分田到户的种种好处，说你们知道分田到户意味着啥?也就是说，以后种地自己可以当家做主，再不用听队长的瞎指挥，想咋种咋种，想种啥种啥了。所谓责任田，就是说，分到地的人要有责任，种好它。父亲点了锅烟说，台子上的人是唱戏的，农民就是种地的。都放勤快些，天亏人，地不会亏人，把地种好，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家的好日子就来啦!打那以后，父母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土地里，精耕细作，农忙的时候，就连年迈的爷爷奶奶，年幼的姐姐和我也支援生产一线，抢收抢种，我们家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有了余粮。后来，爷爷奶奶去世，姐姐出嫁，我上大学当了城里人，我们的地没有了，自然就没责任了。再后来，母亲去世，也没种地的责任了。种地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年迈体弱的父亲肩上。我和姐姐曾劝父亲不要种地了，父亲不为所动，仍然收了麦子种玉米，收了玉米种麦子，坚持耕作他的那二亩地，任谁怎么劝也无济于事，像中了邪似的。再劝，父亲就会激昂地说，我要尽到责任，咋也不能把地撂荒!我们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执拗的父亲，便只好由他去了。
本来，可以让家在邻村的姐姐把地照管着，姐姐和姐夫为多挣钱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在南方拼命打工，连自家地都转包出去，顾及不上了。
妻子说，恐怕没人包地了。
我说，咱家地在公路边，能浇上水，是块好地，只要播种就会有好收成，咋能没人种?
父亲嘱咐我，最好找个诚实人，地不能受虐待。
我在偌大的村子转了两圈，东瞅西望，也就只发现两三个人。碰见一个人，我就问对方是否愿意包地?好像触及到了敏感的话题上，他们都摇摇头。我心里发凉：如今人不像从前，争先恐后承包地了，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土地告别了。
村子沉寂如死。我站在十字路口，一只狗在树荫下吐着猩红的舌头，哈喇子挂在嘴角，一副慵懒的样子。环顾四周，一家比一家的楼房高，一家比一家的楼房漂亮，就是没有一个人影，就连头顶杨树上的大喇叭也哑了声。我有了茫然无助的感觉，真想通过大喇叭对着整个村子喊，我家的地不种了，一分钱不要，谁家愿意种，快举手报名，快举手报名!
二
一家门楼子下面有人说话，我上前去，发现是我熟悉的几位老人在拉家常，他们满脸疲惫，兴致欲浓。我给胡子花白的王大伯和光头的李大伯递上香烟，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唤着我的名字，问我媳妇和儿子回来了吗?夸我是个孝子，没忘了家中还有个老爹，十天半月知道回村看看，不像有些人进了城，就把爹娘忘了。后来，王大伯说到今年的收成上，我便借机说了欲把父亲名下二亩地转包出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