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一屁股坐在人民这一边，把“工农兵”“农民”“群众”“老百姓”高举起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工农兵、老百姓成为一个标志，一把尺子。他批评轻视工农兵、脱离老百姓的倾向。他说：“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从“群众”出发，中共形成了独特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出发，中共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延安开展的群众运动主要有：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劳动竞赛运动、纺线运动、驮盐运动、学习运动、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诗歌运动、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冬季扩兵运动、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劝说运动、坦白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下乡运动、双拥运动、减租减息运动、赵占魁运动、十一运动、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是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领袖，发动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运动是毛泽东闹革命的“独家秘笈”，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他的一门艺术。
共产党以工农兵之心为心，为工农兵说话，说工农兵的话，为工农兵办事。共产党把最底层的老百姓，把那些贫穷兄弟，举得高高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举得最高，比泰山高，比昆仑高。共产党人把人民当“上帝”，当“菩萨”，当“主人”，当“先生”，要求高高在上的“官”放下身段，当人民的“孺子牛”“勤务员”“小学生”“公仆”。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他把历朝历代形成的“官上民下”的关系颠倒过来，通过对官与民的重新定位与命名，对词语与概念的转换，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举措，一扫流行数千年“官尊民卑”的传统，把历史上地位最低下的“民”高高举了起来。这是对几千年“官场基因”的改写，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农民”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一大发现。马列关于革命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农民”的地位。中共三大之前，中国革命领导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中国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三大时，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并且致力于农民问题。张国焘评价说，这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郑超麟评价毛泽东说：“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组织了农民，成就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同时发现的还有农民的对立面——“地主”。地主原本在物权范畴上归属于农民的分层，毛泽东从阶级观点出发，把地主作为农民的对立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重新定义“农民”与“地主”。他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千百年来与政治无缘、做惯了顺民的中国农民成为民族解放战士。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毛泽东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主战场，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地主”，从而让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最大的梦——土地梦，为中国革命赢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农民革命是毛泽东成功的基础之一。延安时期，中共成员大多是农民，上阵打仗的几乎都是农村兵。在毛泽东导演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舞台上，农民做了主人公。有人统计：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77人，来自城市者6人，来自农村者71人，占总数的92.2%。新中国授予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计也是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3人，来自农村者74人，占总数的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