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秘密是最核心的秘密。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更往往和语言有关。西方的文艺复兴是思想文艺的一次换血，更是一场语言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启白话文对文言文的革命。中共创建之后，使用的词汇大多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基本上没有自己原创性的词汇，照本宣科，形成“党八股”。这使得中共初期的语言未熟先烂。毛泽东作为中共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立言者，他改造世界、改造思想、改造作风，从改造语言、改造词语做起。他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他为中国共产党立言，把马列主义的词语、中国传统的词语、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话语结合起来，丕变文风，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
革命词语在革命土地上茁壮成长。崭新鲜活的“毛氏词语”在历史的岩石上留下深深划痕，在革命队伍中掀起词语风暴。朝气蓬勃的修辞凝集革命者，赢得中间派，击败敌对者。毛泽东“率领”一群汹涌的革命词语攻城略地，占据革命的制高点、道德的制高点，无往而不胜。毛泽东的词语走到哪里，毛泽东的革命就到达哪里。再看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他基本上无力创造新词语新概念，没有新语言新叙事。几十年来，他说来说去的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几乎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王蒙在北平的平民中学上学。一天晚上，他父亲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在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将军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李新。这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中学生王蒙马上被李新的革命话语吸引。他对比了国民党官员与李新的话语，一个是“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一个是“李新同志，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出来的，是首先从语言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北平进步中学生，后来做到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的心得。王蒙从语言对比开始，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词语曜党，文章华国。毛泽东让一个庞大的群体掌握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共同语言和共同观念。毛泽东的胜利，是意识形态的胜利，是革命词语的胜利。
新的词语，新的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系列新词汇，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核心概念——
中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三大作风”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前所未闻，开启了中共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新篇章。从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累累硕果之一斑。
“阶级斗争”是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关键词。1926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说：“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历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到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毛泽东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借来阶级斗争之火，挟“阶级斗争”之利剑挥舞天下，殆无与之抗手者。因为“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基础，他首先追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939年12月21日，他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马克思主义中包含有“造反有理”的内容，不过不是全部，但是用“造反有理”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说法很简练，很好记，的确喊出了普天下穷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