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世界“大同”
我真正认识自己，是在上班以后，尤其是在意大利上班以后。
上班前，我对意大利公司有许多刻板印象。当然，这些刻板印象都来自大学期间对意大利人生活的观察：懒，定时下班，爱迟到，没责任感。我也是个懒人，也曾幻想自己能过上我见识过的意大利银行、邮局、警局里那些上班聊天喝咖啡，下午4点就下班提包走人的神仙日子。
没想到这些刻板印象在真正工作之后都成为空想。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建筑事务所，人事安排我晚上9点去公司面试。接到面试邮件那天我又惊又喜，但又隐隐觉得不妙：怎么会有干到那么晚的意大利公司?惊恐地思忖了好几天，我还是如约前往。意大利的夏天，晚上9点太阳还未落山，到了事务所，余晖照耀在人头攒动的办公室里，成排的电脑遮住了忙碌的脸，完全没有人有下班的意思。
后来，我也习惯在落日余晖中加班到深夜。也真正意识到，意大利在经济和现代化程度逐渐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多个城市稳稳坐在“设计之都”的椅子上，确实是一群为了理想不要命的设计师创造的奇迹。
在意大利，做设计的和干其他行业的有着天壤之别。其他行业从业者下班后在公司多待一秒，都会让人怀疑他的亚平宁血统是否变异;而设计行业的人已然把加班美化成了实现理想抱负和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加班越多，设计师们就越能获得一种奇怪的快感，所有顶着黑眼圈但快乐无比的设计师彼此惺惺相惜，苦中作乐，追逐那为数不多的设计赛场上的奖章和荣誉。在这一点上，意大利设计师赶在其他行业的人前面，与世界接轨，实现了世界“大同”。
吃苦与隐忍
我刚毕业时对于工作的想法还很单纯：不就是熬夜加班吗?我在中国读高三的时候，哪一天能在凌晨两点前睡觉?当时办公室还有几个中国人，大家一起拿着微薄的工资，一起含辛茹苦地加班。
我看过一个叫《天桥骄子》的时尚设计节目，节目里有个中国设计师，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很苦、很累，在卧室墙壁上写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来激励自己。当我来到国外，看到外国人那么不能吃苦，突然意识到，“吃苦”成了中国同胞的一种荣耀徽章—你们外国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这样吃苦?
吃苦耐劳似乎已成为华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有着无可争议的优点。华人从摆摊到开洗衣店、开餐馆，埋头苦干，一代代传承，而吃苦耐劳的DNA也随着血脉的延续得到传承。
而意大利人的行为指南却恰恰相反。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跳槽到一家几乎全是意大利人的公司以后。这个公司除了我只有一个亚洲人，他叫Adri，是印尼人，和我年龄相仿。意料之中，我和他成了这家公司最常加班且总加班到最晚的设计师。
我们常自嘲是“苦力组合”，公司但凡有需要加班的比稿，都会叫上我们两个。起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能力的肯定，久而久之就开始质疑：怎么又是我们两个?我试图寻找答案。尽管中国和印尼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近，但我和Adri在公司里的行为模式非常相似：我们上班的时候不爱说话，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且有说“谢谢”和“对不起”的习惯。和我同期进公司的一个意大利女生，下班时常常抱怨自己的工作繁重且内容枯燥，上班时和同事抱怨自己生活中的琐事，尽管她的一切抱怨在我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毕竟多干一些活儿总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也就是我常认为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可让我诧异的是，她的抱怨居然真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而她没做完或做不好的那部分，全都转移给了我和Adri。我开始逐渐对“能者多劳”这件事产生了质疑，我觉得自己是个天天加班给人收拾烂摊子的傻冒。
在意大利公司，有两种人容易获得老板的青睐：一种是特别能聊的、善于给老板表达自己想法的，还有一种就是执行能力强的。显然，大多数沉默的亚洲人属于后者，而后者也往往是公司里付出精力最多的。好在我们公司的文化氛围还算不错，有时候我非常感激意大利人的热情，他们像火把一样，喜欢一次一次靠近你，不厌其烦地主动交流内心的想法，试图打开你冰封的嘴和心。我的一个领导有一次与我和Adri闲聊，他说看出来我们两个都特别害怕老板，不敢和老板说话，他说：“难道你们在家里也都这样害怕自己的爸爸吗?”
我和Adri无比坚定地告诉他：“是的，我很怕爸爸。”
我在这段对话过去一年以后，才终于有了给老板写邮件提意见的勇气，但我想我可能终生都没有办法鼓起勇气给我爸爸提任何意见。我在“规矩”中长大，不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便有时候有自己的主见，也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只能尽量压抑自己的内心，习惯成为一个“小孩”。我想这可能就是造成我不善于表达、特别能隐忍的性格的原因。沉默、忍让实际上是童年时期的我为了避免与家长“交恶”而筑起的防御系统。我在过去也常认为这是我能扛下困难的理性表现，可如今我发现，隐忍实际上只是在逃避冲突，它无法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只能让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
我真正获得的故乡
虽然说意大利人喜欢种田，喜欢和家里人待在一起，对吃要求极高，他们在某些地方和中国人的习惯出奇的相似，但我还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对人们性格的塑造。
意大利人更像是群居动物，他们从小和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吃饭时聚在一张大长桌上无所不谈。对于我的意大利同事来说，如今背井离乡独自来米兰打工，同事就变成了他们代替亲人、朋友的情感寄托，吃午饭、喝咖啡、下班聚会，他们都喜欢成群结队地结伴而行，独自居家办公能要了他们的命。而我这种亚洲小孩自小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业、玩电脑，久而久之养成了无论什么事都独自行动的习惯。这样的独来独往，在一家全是意大利人的公司里是非常离奇的—孤独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到安全屋里的享受，对意大利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
三四年前，我在国内的母校时接待过一批来做交换生的意大利校友。他们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连上宿舍的Wi-Fi，和自己家里人视频通话，屏幕两头儿的人都眼泪汪汪，宿舍里所有的意大利人哭成一片。回想起来，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和家人道别—你只有在家人面前表现出特别坚韧的那一面，才能让他们足够放心，我坐上去机场的车，不敢回头看家人看着我离去的表情。隐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它只能让你这个人看起来很酷，但它把最残忍的部分都留给了自己内心和身边最亲近的人。
贾樟柯有一句特别触动我的话：“我在遥远的北京、我在巴黎或者我在纽约，我会想我的故乡，我才开始理解我的家乡，理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理解我的父母和同学，理解我的家乡，理解很多事情。所以我真正获得我的故乡，其实是因为我离开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