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的名字和中国历史学是分不开的，因为由于他的天才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学才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
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出生于左冯翊夏阳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南)一个世族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
司马迁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在那时，他和他邻近的儿童一样，在他可爱的故乡放牧牛羊。但这样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10岁时，他父亲，为了训练一个能够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就要他整天地在一间书房里读书，在那里他读了十年古文。
在这十年中，他从书本上获得不少的知识，也积累了许多不是从书本上所能解决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就迫使他去作实地考察。20岁时，他终于走出书房，开始游历的生活。他到过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访问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访问孔子、孟子的故乡;此外，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他就在这样的游历中，把他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疑问，完全去掉了。
正当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漫游中国作访古旅行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地主却在积极准备为了中国丝织物的销路，而打开通达中亚细亚的国际道路。当时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知道了通达中亚细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另一条是从云南经由印度。因此汉武帝就想打通这两条道路。
不久，在长安城中，吹响了远征军的号角，而司马迁就出为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的先锋。但他遭遇到西南夷人的抵抗，没有完成他的政治任务，就回到长安了。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他的父亲，正病倒洛阳。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封泰山的典礼。在当时，参加这种典礼，是一种光荣;不能参加，是一种耻辱。司马迁赶到洛阳，他父亲已在垂危之中，不久就死了。唯一的遗嘱，就是要司马迁完成他的著作。
汉代的史官是世袭的。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继任为太史。以后，他就把写作历史当作他父亲的遗嘱而执行。他在皇家图书馆，整整搜集了五年的资料，才写定了他的著作纲领。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便开始写著他的不朽的名著《史记》。
平静的著述生活，不过五年，灾难就从天上飞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因为遭到李陵投降匈奴案子的牵连，受了腐刑。
假如司马迁有钱，也可以赎罪，但他家贫;假如有人替他向汉武帝解释，也许可以减罪，但他的亲戚朋友不为一言;因此，他的命运是决定了。当受刑之前，他也曾想自杀，但一想到他的著作尚未完成，就毫无愠色地忍受酷刑。
自从遭受腐刑以后，司马迁不但肉体变成了残废，精神也受到了最大的摧残。他往往“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简直有些神经错乱的现象。但为了完成他的不朽的著作，他镇静下来，发愤著书，以至于死。
二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自从有了这部书，西汉以前的古史，才第一次放出光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学方法写成的。
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
本纪和世家、列传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纪虽亦以人物为标题，但并不是传记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就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例如，《汉书》记李陵投降匈奴事，《武帝纪》中只说：天汉二年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而在《李陵传》中，则详述李陵和匈奴作战以及他投降的经过。
除纪传以外，有书有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的世次或年代，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附录。但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
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今天以前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朝鲜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亚细亚诸国。
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注意到表面的政治现象及文化思想宗教等等，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他的有名的《平准书》是后来各代史书的“食货志”的典范。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人物项羽写本纪;不仅普贵族写世家，也替地主阶级的“叛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艺人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占卜的人)等等人物写列传。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他锐敏的眼光，正义的观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从《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评吕后，说她“政制不出房户”;评汉文帝，说他“赏太轻，罚太重”。不仅批判本朝皇帝，而且指斥他的当今皇帝。例如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在相反的方面，他歌颂项羽，说项羽是近古以来未有的人物。他歌颂陈涉，把陈涉的起义，比之于汤武的革命。总之，他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敢于评击人类的罪恶。
三
最后，说到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显然受到道家的影响，这从他的《史记》自序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序中说到诸子百家，甚至对于被当时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有批评。唯有对于道家学说赞美尽致。班固批评他，说他思想有问题：因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是非颇缨于圣人”。用现代语说，就是他对历史的看法，有些不合于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所以他就不能得志于封建皇帝之前。
司马迁因为不满当时封建统治者，敢于批判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也正说明了他的正直。
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思想究竟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跳出历史观念论的圈子。例如他说他写《史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同时他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不论怎样，司马迁的劳作是不朽的。他所开创的纪传体的方法，两千年来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奉为正宗。历代以来，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甚至到现在，他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像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