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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树:苦难中走来的一家人

时间:2023-09-07    来源:馨文居    作者:黄丹丹  阅读:

  我的祖父夏汝锡,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八,祖母魏秀兰和祖父同岁,生于正月初一。

  祖父十七岁和我祖母结婚,十八岁生下我的父亲夏子良,十九岁那一年,离开固县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年的五月六日(农历立夏节),在安徽省金寨县(当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同年十一月,六安的独山和霍山的西镇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此后创建了以金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

  祖父离家以后,“还乡团”来抄了家,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掳掠走了。我的祖母和那时还不满两岁的我父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靠乞讨、帮工度日,她自己说“苦水三天三夜倒不完”。

  祖母一生守寡,直到八十六岁去世,含辛茹苦一辈子。最困难的时候,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只好领着我的父亲回了娘家,在娘家没过多长时间就呆不下去了。乡里有一句俗话“嫁出去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况且我祖母的哥哥也发了话:“不趁着天晴溜庄子讨点粮食,看你娘俩下雪天怎么过?”

  我的祖母生性好强,一听这话,虽然眼泪直淌但还没等天亮就背着我父亲走了。当她出了门才想到:“我这是去哪里?”打这以后,我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开始了乞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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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曾多次跟我讲过她的“讨饭棍”。开始是用竹杆,每次一到人家门口,狗就上来咬。祖母为保护自己和我父亲,就把竹杆放在面前挡着,几天下来竹杆就被咬破了,我祖母的哥哥帮她砍了一根檀树棍,根部还带了一个疙瘩头。就是这根檀树棍也留下了许多狗牙印子。祖母跟我说,这根棍子她用了好多年,白天防狗,晚上往家走当扁担用。一头挑着讨来的粮食,一头是我父亲。有时要的粮食少就从田边搬半块土坯放上。

  一次我祖母到一个村庄要饭,好心的主人看孤儿寡母可怜,发了善心,不但给了不少稻谷,还留下吃顿饭。吃完饭我祖母实在不过意,就帮主人家干了一会活,结果从村庄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急着往家赶,途中一下子误入一个方圆几里地的水围里,怎么也摸不出来了。急得我祖母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她想到了一个法子,隔着围子向外面村庄上的人打听“胡店子”(离我祖母家10里地的一个集镇)在哪个方向,后来绕道胡店子才找到回家的路。到家时天都快亮了。

  父亲渐渐长大,祠堂出钱让他读了几年私塾。我祖母又到地主家帮工,除了洗衣烧饭外,还要下地干活。经常中午吃了饭就下田除草,烈日当空,我祖母把褂子放在水塘里弄湿了,披在头上,晒干了再弄湿,一干就是几个时辰。我祖母是小脚,一到割稻季节,最怕的就是下田挑稻把子,脚一插到水田里就拔不上来。

  到了1948年,我父亲二十岁了。我的祖母劝他:“你爹像你这么大,早都去干共产党了,你也去吧!”这一年秋天,我父亲离开固县寺,参加了征收“渡江粮”工作,从此走上了新中国的工作岗位。后来我祖母也随着进了城,还享受政府特殊抚恤,家庭处境和经济条件完全改变,按说应该享享福了,但她劳动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她说:“只要一天不干活,浑身都疼。”记得我都上小学了,她还经常下到水塘里摸螺蛳,回来后一个一个砸碎给鸭子吃。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块垫着砸螺蛳的石块上一个个深深的小坑。那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非常关心和同情生活困难的人,不论是邻居还是乡下老家来的人,只要说生活有困难,她总是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一次,我父亲发现家里的猪油吃得特别快,还告诉我祖母要省着吃,后来才搞清楚祖母每个月都要把省下来的猪油,送给老家的困难乡亲们。

  祖母快80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此后便明显衰老了,体力活实在是干不动了,只是视力和听力都没有大的减退。她拿出了年轻时为糊口织小网子(旧时妇女包头发用的)的手艺来,织起了捕鱼网,有时一条网都织好几米长。几年下来便积了几百条,整整一大木箱子外加一麻袋。但我的祖母还在不停地织。她常对我说,老家水围子多,等你们兄弟们回去,一个站在围外面,一个站在围里面,包准能拉到不少鱼。

  家里人都劝祖母不要再织网了,至少生病期间不要织了,但她总是不听,依旧天天早织星辰,晚织月光。一次,我送水果到她床边,看她那憔悴的面容和深深的皱纹,床里边的那网、那线和那梭,突然感悟到她老人家织的不是渔网,而是一种精神,是支撑着她一辈子与命运苦苦搏斗的那种精神。

  征收“渡江粮”工作顺利完成后,我父亲进入六安县粮食局工作,六十年代初作为优秀机关干部“支援后进队”,离开了六安县城到了苏家埠。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母亲程蕴文,毕业于六安师范的小学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乡镇,他们在苏南公社、陆集公社(乡)、苏埠镇工作了几十年,克已奉公,兢兢业业。我的父亲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带领乡村干部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广杂交水稻,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他经常坐在田埂上和农民促膝交谈,寒冬腊月往困难群众家里跑,送米送面送猪肉。他比较早提出“一大二公”搞不好,他说“公塘塘漏,公牛牛瘦,还是单干好!”即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从未改变这个看法。

  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个要求都非常严格,教育我们好好读书、认真工作,多为老百姓办实事。他去世前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愿望,一个是续修家谱,一个是送孙子上大学。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孙子,都非常出色,一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任职中央金融企业,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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