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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高中

时间:2025-02-01    来源:馨文居    作者:杨毅波  阅读:

  我的高中是在斗门中学上的。斗门中学名声很响,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只有斗门中学设有高中,况且一个年级只有三个班,相当于一个公社只有一个班。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期高中生,生源中既有应届初中生,也有往届初中生,年龄差距大,能考上高中的真称得上是烧了高香,又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地叫,大家都很珍惜,学习十分下苦。毕业二十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张罗一个年级三个班的同学搞了次聚会,邀请来的班主任和化学、物理老师都说:“在我们教过的学生中,你们这届是最用功的!”还说:“老师们聚到一起常谈起你们,为曾经带过你们而高兴。”如今,提起在斗门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同学们仍然记忆犹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

  小学是怎么上过来的,我记忆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夏天光着脚板,冬天抱个土碗样的小火炉。夏天脚被枣刺扎个口子,冬天手背冻得像个馒头,那是常事。不管生病还是磕伤,没有误过课。加减乘除和算盘,口诀背得滚瓜烂熟,算数也快;语文凡是课本上的字,都会认会写,小人书能看懂,《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大书,能半懂半不懂地看完。父辈们多数不识字,我上五年级时,队长何伯就让我帮会计记工分、写标语、办黑板报。“俺娃好好念书,长大了干大事,不要像我和你爸一样一辈子打牛后半截。”这是父辈们常说的话。

  下决心好好念书,却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上得跑跑颠颠、断断续续。还会不会有高中?能不能上成高中?心里向往着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一天中午,太阳当头,晴空万里,站在河岸能清楚地看见南山。我挽着裤腿光着脚,正在苞谷地浇水,忽听有人扯着嗓子喊我。走出苞谷地,一看是村支书。我们村大,支书家在西堡子,我家在东堡子。支书比我爸还大几岁,我叫他伯,见了面很尊敬他但平时没啥来往。疑惑间,他问我:“娃,想上学不?”我愣怔中又惊又喜:“想!”又疑惑地问:“上啥学?”“上高中,在斗门中学。”支书随身揣着介绍信,让我填写,然后替我看水,叫我蹬上他的自行车,赶紧去报名。泥里吧叽到了学校,登记的老师说,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原来很有限的名额分配到各村,要由大队推荐;我们大队几个干部商量完,支书找我找了好半天。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一定要亲自见到我,当面问一下和叮咛一声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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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的老师说:“回去好好准备一下,要考试的。”

  等了没几天,接到考试通知。数学试卷我完全是蒙的。因为不是本届初中毕业,又已经劳动两年,试卷上的题都没学过,到底做得对不对,得了多少分?一直也不知道。语文没别的题,就是写篇不少于八百字的作文。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题目叫做《记一位老贫农》。我们村老贫农多,我家也是贫农,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好写。我以当贫协主席的四伯为原型,做外貌和性格描写,串联了发生在村里不同人身上的几件模范事例,笔不离纸,唰唰唰写个不停。监考老师在教室轻轻转了一圈,从我考桌旁经过时,逗留片刻,看了看我的试卷,走到讲台边回过身,轻言细语地说:“同学们一定要想好了再写,不要跑题,不要闷着头只顾往下写!”他话语柔和亲切,声音与常人不大一样,像是从喉咙底部发出来的。他是在提醒所有考生,但在我看来,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写完作文,未见时间到,又仔细改了一遍。入学后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是给我们教俄语的杨老师。

  二

  放榜那天,早早跑到学校,只见校门口围的人不少。大红榜贴在墙面上,从左往右看,最后面一张红纸黑字有我名字,心甜得像吃了块糖。回家告知父母,父母眉开眼笑,那天特意割了一斤肉做了顿臊子面。

  上高中是要住校的,还转户口。爸为我张罗学费和在学校搭伙的口粮,出门进门哼着秦腔;母亲为我拆洗被褥,缝补换洗衣裳,还特意织了一截蓝格子布给我做了两件格子衫,灯影里飘荡着她哼唱《绣金匾》的曲儿。到学校报到那天,我自行车一边驮着我和一位女同学的被褥。她住我家斜对面,辈分高,虽同龄但我却以姑称呼。她的被子是大花被面,不知被自行车哪儿擦破了一个洞。到校交给她时,她笑着说“没啥没啥”,但听其他女同学说,背过人她心疼得落过几次泪。

  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都是平展展的大地方、好地方,是长安的“白菜心”。斗门偏西南,往南是细柳,往西挨沣河;镐京在东面,挨着鱼化寨,离城最近;纪杨偏西北,往北是三桥,往西是咸阳。这么三大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跨度五年,不知有多少适龄考生?可只有一所学校三个高中班!斗门中学就在斗门镇。准确点说,不在镇子正街上,而是在镇子东边,离西安到余下的铁道不远。余下是军工重镇,又有个电厂,所以修了一条铁路专线,现在这条铁路还用着。学校西边是场地很大的斗门粮食收购站,夏秋两季,人和马车、架子车的队伍排着长龙交粮食,也交白花花的籽棉。校园宽敞,除了一排排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

  斗门中学是1955年建校的,但一直只有初中;我们这批学生,是建校史上首届高中生。报到这天,校园悬挂标语,老师热情迎接,同学们喜气洋洋互相介绍。到底是大学校,教室、窗户、桌椅板凳都比村上的学校阔气,连黑板都要方正、黑亮一些。我们班五十六个同学,男生占三分之二,女生有三分之一。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刘。她早早在教室招呼我们,与每个人对名字。

  刘老师看着很年轻,苗条的身材,乌黑的长辫子,秀气的脸,眉梢和嘴角露出掩不住的笑容。她说话慢而亲切,可能是因为首次带高中班吧,又显得有些激动。同学们听她讲话很专注。我坐得端端正正,眼睛、耳朵和心都冲着讲台,生怕漏掉她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字。她讲的大致意思是,我们都是幸运儿,是从数千个学生中推荐来的,是从数百名考生中选拔来的,知识改变命运,国家需要栋梁,耽搁不起,学校非常看重我们,各科老师都是反复挑选的,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希望我们不负期望努力学习。后来又进来四位男老师,刘老师挨个做介绍,分别是教语文的钱老师、教化学的冯老师、教物理的马老师、教外语的杨老师。这四个老师年纪大一些,显得老成持重。

  在以后的接触中才知道,我们的老师不简单,都是从离斗门五六十里地的城里来的,又都是毕业于大学或师范学校的高材生。班主任刘老师就是陕师大数学系毕业的,三个班的数学课都由她上。教俄语的杨老师,就是我入学考试的监考老师,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全班同学和老师初次见面后,第二天还有开学典礼。那时斗门中学还是初中班多,加上高中三个班,全校有十多个班七八百学生,在我算是开了眼界,又多少有些放飞梦想、意气风发的感觉。

  一个年级三个班,基本是按地域划分的。镐京的分在一班,纪杨的分在二班,斗门的分在三班。镇上几个吃商品粮的同学,每个班分三两个。我们村属斗门管辖,五男一女六个人,都在三班。前面说了,我们这届高中生年龄差距大。我们班也不例外,大的一九五〇年生,小的一九五五年生,相差五岁。几个年龄大的和家在镇上的同学,初中就是在斗门中学上的,对学校熟悉,老师指定他们先招呼大家,过段时间等都了解了再选班干部。

  年龄最大的学哥叫张喜善,他和我是一个村的但不在一个堡子,我见证了他对学弟学妹的关爱,就像他名字的注释:热情、乐呵、勤奋。同学间有了什么难事或者纷争,他一出面,很快会平稳解决。他个子不高但跑步如有飞毛腿,学校开运动会,短跑每次都得第一名。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师范,师范毕业分配到城里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

  镇上的三个同学,一个是男生,叫李建博,另两个是女生。李建博家实际就是照相馆,他父亲是照相师,那时照相馆还很少,全镇只有两个,而且是公办的。他穿着洋布制服,一看就像城里人,年龄在班里最小,但活泼大方且持重细致,把班里的大小事料理得很周全,很招大家喜爱,同学中生活起居的事大多是他帮着料理的。两个女同学模样俊美而白皙,都扎羊角小辫,比起农村来的红红脸女同学,洋气而惹眼,歌也唱得好,班级的文艺活动大都由她俩负责和主持。

  入校个把月后,我们学习和生活步入正轨。一半同学是应届初中生,一半同学是“社会青年”。除年龄差距外,对初中知识特别是数学的掌握也参差不齐。这一个多月主要是补习初中的课。班主任刘老师抓得很紧,白天上课,晚自习也常到教室辅导作业。那时电很紧缺,很多时候还会断电。断电了晚自习就点煤油灯,灯影下映着一个个专注在作业本上的脸。我起得早,还借着月光看过书。宿舍每个班有两个,男女生各一个,架子床上下铺。我起床和开关门都很轻,倒也没影响到别人。吃饭除交粮外,还按学期交几十块钱的伙食费,然后换成饭票。饭菜其实很单调:苞谷糁糁杠子馍,萝卜白菜炖粉条,韭菜豆腐糊糊面,杂粮饼子冬瓜汤,倒过来倒过去吃。不过我从没觉得不好吃,能吃饱肚子就满足了。

  三

  我们那时选班干部,很认真,有很强的仪式感。从班长到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等,都是先提名,把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再由大家举手逐个表决,最后按“正”字笔画多少报班主任确定。还会不会报校长审批,我就不知道了。班干部确定后,班主任会在班上郑重宣布,全班同学热烈鼓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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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料想到的是,我会被选为班长。后来想,这可能与语文老师有关。教语文的钱老师很精干,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清瘦而棱角分明的脸总显得喜滋滋的。他是二班班主任,讲课的特点是生动活泼,故事性强,话语和眼神带着飞扬的神采,按现在的话说,叫做“很有磁性”。他上第一节课时,站在讲台上看了看全班的学生,忽然叫我名字。我以为我犯了什么错,犹疑间怯生生站起来。钱老师竟然笑出声,看着我,点点头,说:“你就是语文得了第一名的那个考生?作文写得好!”这一下,我不仅在全年级有了名气,也被同学们高看一眼,选班长时“全票通过”。

  我生于一九五三年,在班级年龄居中,但长得老气,似乎兼有学哥学姐的稳沉,和学弟学妹的天真。能被同学们选为班长,虽说没料到,却也很自豪。看班主任刘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时的眼神,似乎也信任我。从上小学我就知道,班长要协助老师管好学习、生活、纪律、请销假等方面的事,还要收集和反映同学们的诉求,协调与其他班的关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担任班长一职,怎么就没发生过值得提笔写一写的事?其实原因很简单,班干部不止我一人。班长之下,还有副班长、学习委员、纪律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等。每五六个同学中,又有一个组长。班干部各司其职,递到班长手里的事情不算多。定期召开一次班干部会,但会议往往是班主任刘老师主持。会议定完事,刘老师会对我说:“你负责把每件事落实好。”我说:“好!”大家看看我,笑笑,会就散了。我曾问刘老师班长咋当?刘老师说:“你在各方面带好头就行。”

  在各方面带好头,首先是学习。对于学习,用如饥似渴这个词形容不为过分。早读抓紧背诵课文,上课认真听讲,夜自习把每天的课程都弄个滚瓜烂熟,作业也没丢过一个题。各门课大考小考,成绩都在前几名,数学多数时候是全班第一,语文多数时候是全年级第一。俄语差一些,主要是感到咬口,又觉得学着没用,工夫下得少。

  刘老师教数学,最大的特点是启发式。不管是解代数题还是几何题,都是给出条件,引导学生一步一步推理。我思考最多,举手也最多,当然回答问题的机会也最多,有时在教杆点击下解完一个步骤复杂的题,脑袋多少有些疼或懵,但记忆牢固。

  教语文的钱老师不愧是大学毕业又是记者出身,他讲课很少拿起书本,似乎每一篇课文都刻在脑子里,而且会旁引许多词语和典故。每节课讲完,黑板上会整齐留下几乎一整板词汇和经典语句。那流畅秀丽的仿宋体粉笔字,也很让人敬佩和赞叹。钱老师的眼睛尽管炯炯有神,但总带有血丝。我们知道,那是他批改我们的作文常常熬夜造成的。后来钱老师调回城里一所知名中学任语文教学组组长,因劳累英年早逝。他很喜爱我的作文,往往打分最高,有时也把我的作文读给全班听并做个点评。一些感到作文难的同学,每当钱老师布置一个作文题,会约上我探讨怎么写?探讨“怎么写”的过程,也是我翻阅书本和拓展思路的过程。

  有个学友叫王振启,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其父在城里当干部,时常会带回一些糖果。他家屋子宽敞院子大,常常是三三两两同学课外聚会的地方,也是部分同学讨论作文的场所。毕业前夕,我一篇散文被收录进长安县《中学生作文选》。当时恰逢部队接兵,因了这篇发表的文章,破例入伍。在之后的军旅生涯和转业到市级机关的工作中,我基本上都是与文字打交道。其实,同学中没一个学习不用功的。后来考上大学和在部队被提干的不少。有位同学把新华字典都背过了,还有一位同学成了全国电力系统知名作家。

  四

  尽管学习紧张,课外文化体育生活却很丰富。老师们大都多才多艺。男老师中,教语文的老师会写剧本会朗诵,教物理和化学的老师会吹笛子和口琴,教外语、体育的老师会拉二胡,教俄语的杨老师竟会拉京胡,还有会打鼓乐会拉手风琴的,凑到一起俨然一个小乐队。女老师有会唱歌的,有会编排节目的,几个人站成一排就能表演小合唱。教音乐的张老师更不用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会教歌又能当导演。三个班的同学多数喜爱文艺,一说排练节目争着抢着上,我当属其中的积极分子。在老师辅导下,我学会说陕西快书、演小型舞台剧和讲故事。当时说得最多的快板是《草木皆兵》,演得最多的舞台剧是《一张假条》,讲得最多的故事是《智取威虎山》。后两个节目,一个参加过全县中学生汇演,一个参加过县文化馆故事大赛。高中毕业在部队当兵期间,因为节目演得好,被推举为连队文艺小分队队长。

  学校体育课多,项目也多。球类有乒乓球、篮球、羽毛球、垒球等五六项,田径有跑步、投掷、跳高跳远等十多项。这些体育项目我都喜爱,虽无一项成为专长但都会。尤其是长跑和负重接力赛很有耐力,常常获得名次。到部队后,野营拉练中我也总跑在前面;回到地方,参加机关干部长跑比赛多次拿奖,还得过冠军;现在步入老年,走路仍然健步如常,爬山也快当。那时同学们的身体也都很好,几乎没有因病请假的。有个别女同学请过假,我说:“好好的能得啥病?”刘老师看我的眼神让我不解:“女娃得啥病还能给你说?”又说:“女同学有病直接给我请假,你甭问。”

  五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和改善伙食,也出于劳动锻炼的目的,学校利用节假日常搞勤工俭学。同学们对此不仅无抵触情绪,而且表现积极。我们干得最多的活是编席子。沣河是“诗经”的发祥地,现在还有个景点叫诗经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苇自然长得丰茂,苇秆粗、高而且皮实,是编织芦席的好材料。沣河边长大的人尤其是妇女,心灵手巧,大都是编席子的好手。班里有两位女同学是沣河东岸冯三村人,我们编席子就在她们家没有围墙的宽敞的院子。三五人一组,男同学破芦苇、碾芦苇,女同学编席子,院子充满欢笑声。

  沣河又能挖出亮晶晶的沙石,建筑和修路都用得上。马王采石场离城有五十多里路,我们也为城里的建筑工地送过沙石。三个班数十辆架子车,两人一辆,壮实一些的男同学驾辕,瘦弱一些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拉梢,浩浩荡荡而去,浩浩荡荡归来。车上的小红旗迎风飘舞,显示着我们的青春年华。

  最值得一提的勤工俭学是砍条子。那时候农户用筐子的多。秦岭深处长着一种柔韧的藤条,是编筐子的好材料。在老师带领下,我们三个班的同学,进山砍了一个星期的条子。我带了几个同学拉着行李打前站,只觉得一路看不完的风景。崎岖的山路,巍峨的山峰,苍翠的山色,缭绕的云雾,奔腾的溪流,跌宕的瀑布,奇形怪状的石头,叫不上名字的花花绿绿的小鸟,以及回荡在山谷的怪异的龙吟虎啸般的声音,都令我惊奇和赞叹。每天上午九十点到下午四五点,三个班一百五十多人,分布在太平峪的各个山梁,林间人影晃动,喊声遥相呼应,为深山增添了生气。这是我第一次进山,也是多数同学第一次进山,以往虽然能看到山却不识秦岭真面目,既有一种身在大山怀抱的神秘感,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我们手、脸划伤了没人喊疼,胳膊腿酸疼酸疼没人喊累;炊事员黑灯瞎火做饭,把煤油错当成了棉籽油,炒了豆腐白菜下进汤面锅,我们没人说难吃。每天夜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就近找一家农户帮着剥苞谷,忙到深夜,不停打哈欠也不说瞌睡。回到学校,我们又把砍回来的藤条分段编成大小不一的筐子。

  进山砍条子的劳动,给同学们的写作增添了灵感和素材,有写散文的,有写诗词的。一班班主任朱老师在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历史知识也学得多,古诗词写得好。他把三个班的诗词精选后逐一做了点评,又编辑成册,一时在校园掀起一阵诗词风。

  六

  两年半的高中学习和生活,在我心里,在每一个同学心里,不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记,而且对此后几十年的工作和学习,铺垫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全班有十多位同学先后入伍,虽兵种不同,却都是连队的骨干,又都陆续提干;有二十多位同学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别走上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岗位;扎根农村的十多个同学,多数是村干部,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人。

  毕业离校后这数十年,同学间的来往没有断过线。步入老年的这十多年里,来往更加密切。每年春节前后,全班还要聚会一次。聚到一起,大家有说不完的话,亲热得不得了。前不久,曾经在服务行业当过党支部书记的同学张棉桃,邀请同学们到她家里坐。一帮“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海阔天空,口无遮拦,谝了个天翻地覆。同学间那种深厚的难分难舍的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感谢斗门中学,感谢老师!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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