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也许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所以，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浩瀚灯火如同渔火，含盐燃烧。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研究院，地处上海市静安区(一艘船的中心部位?)。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闹市。
我的职位是院长秘书。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两层小楼。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函，通知，条例，论证书，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数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办公室、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等地方穿行、观察、请示、聆听，把领导意图体现于自身行动，按照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自故乡河南一所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笔试面试。通过。人事处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了理发店。镜子中的头发越来越短，一张进入中年的脸，陌生而茫然。上海生活，从头开始。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但错觉的积累和强大，有可能转换为现实——一个头发短暂的家伙每天早晨对着卫生间镜子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分钟，然后用五分钟时间拿起面包、牛奶、公文包冲到公共汽车站，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汽车内继续困倦和盘算，再用十五分钟时间在北京西路上快步奔走，必须在领导们上班之前到达办公室……显然，一个头发漫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速度可以很慢。倘若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势必头发张扬如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穿西装扎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以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了一套西服，挂在办公室衣柜内，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宽谅一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院长同时还是一个学者，爱听交响乐，读历史小说，所以对我身上难以彻底消除的书生气能够容忍甚至略带几分欣赏。某日，一个来洽谈合作的小官员腿部奇痒，我买来止痒膏递给他。那家伙眼睛盯着药膏包装盒上的厂址叫嚷：“不行，这是河南的药厂生产的!”我的脸腾的一下汹涌燃烧，领带失效：“亲爱的领导，我这个人也是河南生产的!如果您信得过我，那就请您使用之后再判断是否可以信赖这瓶药膏!”那家伙尴尬地咧开了嘴：“信，怎么不信呢，河南是咱中华民族的摇篮呢!黄河还是母亲河呢!开封还曾经是咱首都呢!”赶忙涂上，果然止痒。晚宴，我给那家伙唱了一段豫剧然后敬酒：“感谢你给了一个河南人一点面子，感谢你使用了河南产品，希望不要流传伤害本人情感的狗屁段子。”满桌宾客哈哈大笑。那家伙后来竟成了我的朋友，连年过节还发个短信问候。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河南人民的代表，好!”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他拍我肩膀的时候一般穿着夹克，心情较好。
——注意平衡。平衡周围同事的感受。比如，敲击他们门扉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经愤怒：“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地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减弱敲击其门的次数和力度。从此，我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平衡。一个人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平衡，应当是内心与境遇之间的对峙。“一个拥有乡村背景的移居者/对周围景象怀着复杂的疑虑和爱/他必须平衡故乡异乡之间的冲突/他必须培养一种把羊群和地铁、真实和善/同时包容于那颗桃子般的心脏的能量/面对写字楼镜中的陌生人、那个逐渐热衷于书写数字的人，他震惊、不安/在记忆与现实日益微妙的关系之间/他像杂技演员在钢丝上历险——/在一行夜晚的文字上，历险，成为诗人/一个怀想旷野而又迷恋广场的矛盾者。”(拙作《大海旁边的城市》)
诗中的“他”，就是我，一个为谋生而遵循规则、消解冲突从而面目模糊、气质暧昧的矛盾者。一个在“余秘书”、“汗漫”这两个角色之间跳来跳去的家伙。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生意人”、“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亲爱的作家”——一个总是选择出现在客场的球队队员?这是勇毅，还是软弱?——为一切可能的失败准备着“我始终不在主场”的托词?我喜欢用来自嘲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不想当将军的裁缝肯定不是一个好木匠”。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变成一个A4打印纸一样平面、苍白的“余秘书”，混同于其他广告纸、晚报、纸币一样的人士之中，通俗，从而平安。让“余秘书”、“汗漫”相互尊重、审视，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所以多么困难!
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消失了《万象》《书城》，代之以《经济学原理》《企业家》，院长拍拍我的肩膀：“这样好。稿费、杂志可以寄回家里去，别让他人议论。”成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被议论，但可议论他人。我猜想。产生小说家的动力，可能就是一些胆怯甚至结巴的家伙。在纸上终于可以放言无忌横行霸道——戴着各种人物的绚烂面具。有同事询问：“余，写小说吗?可别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啊!”我赶忙安慰：“写小说干吗，小声说话，鬼鬼祟祟的。写发言稿多好。可以在会议上大说特说!”彼此欢笑，共同安全。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上世纪50年代先后从美、英、日归来。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们的英语、日语比汉语还要说得流畅。尽管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但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那是一种尊重——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给家人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做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是否显得忧伤?
在这家连鸟儿散步也被我看成“老板状态”的研究机构内。被称为“老板”的功成名就者，比比皆是。把那些博导、研究员喊做“老板”。比喊“老师”多了一份亲昵，也多了一份与市场接轨的时尚。但这些老板似乎缺乏“鸟儿状态”的自由和快乐，受制于一种无形鸟笼的包围。他们往往不敢自己开车，而由爱人或学生在晨昏开车接送，因为，他们热爱走神——精神出走，走到哪里去了?他们提着内含饱满寓意鲜明的袋子从银行或储蓄所内走出来以后，往往让出租车或爱人所开的私家车在市区内路线复杂地绕行很远，才探头探脑地匆匆走进公寓大门——他们在练习摆脱身后可能的跟踪者、抢劫者。不安。在实验室或汽车内，隔窗眺望小花园旁边的三位先生，以及三位先生肩膀上跳跃的小鸟，他们的眼神充满羡慕，像笼中鸟儿一样羡慕外面的风声万物。
甚至，他们还会流露出对来自安徽乡村的清洁工夫妻Z、J的嫉妒。
Z是丈夫，J是妻子，住在小花园旁边的平房内。平房内的家具、电器一概是各实验室各部门的淘汰品，被精心组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小“巢”。内心不平衡的老板们私下议论：“他们住房、用电、用水，都是免费的呢!”“星期天加班，我看见他们还把被子晒在网球场上”“春节期间，他们的乡下亲戚成群结队在咱们院内晃来晃去。”但看见Z、J的时候，这些老板总是谦恭热情地问候：“早上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Z、J年轻，有力，开电梯，打扫卫生，修剪草坪，运送垃圾，搬运实验仪器。每月收入并不高，但他们表情的幸福度似乎不低。Z对我说，他们打工的钱够养活一家人了，也快攒够两个女儿将来上高中、上大学的钱了。他觉得上海好、研究院的人好。他有梦想：“将来让我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每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Z的胸前都藏着一只蝈蝈。他的妻子在走廊尽头边擦玻璃边唱黄梅戏钓时候。蝈蝈的鸣叫像乐队在伴奏。那是来自他老家安徽的蝈蝈，鸣叫，伴奏。蝈蝈寿命短暂，这些年来，他胸前的蝈蝈肯定不是同一只。也许是来自同一家族的蝈蝈，次第传达出安徽某地阴历中的烟火风水。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让周围老板困惑：“这两个乡下人究竟拥有了什么?蝈蝈?”每天黄昏清洗小花园旁边的三座铜像时，这对夫妻都放弃通常用来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猥琐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我还有可能从物质生活中偶尔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铜一样的宁静，安徽蝈蝈一样的欢乐。“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我都已忘记。/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难堪。/在我体内，我没有感到痛苦。/当我直起身来，看见大海和船帆。”(米沃什《礼物》)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沿黄浦江航行十公里，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米沃什这位伟大的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但我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偏旁部首的城市笔画之间。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
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