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最喜欢的古文就是《九歌》中的《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这一番金戈铁马直杀得天昏地暗。男孩子心中的一抹情怀让我认识了“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也第一次知道了何为“风骚”。没想到如今网络上比屈大夫和“国殇”更出名的竟然是“霾”“怼”这些个字，哪儿说理去呀?不过当时还小的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都说中国不产犀牛，光靠“进口”，这犀牛铠甲怎么够穿?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读了快20多年的石碑，不但找到了《开成石经》中《尔雅》《周礼》《左传》等关于我国犀牛的最早记录，还看见了碑林石刻艺术室中最重的国宝级文物献陵石犀——一尊体态巨大、造型生动、完全写实的石质犀牛。
这尊20世纪60年代从三原县北永合村唐高祖李渊献陵移过来的石头犀牛重约10吨，当时已经摔倒在土中，腿全部折断，工作人员运回来修复时发现了右前足上还刻有铭文“祖”“怀”“德”三字，如今只能看到半个“祖”字了。
献陵可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身为开国皇帝，是一定要做个爱国爱民的好榜样的，毕竟暴淫骄奢会被人民赶下台，所以李渊在遗诏中专门讲到自己死后的陵寝“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因此当年只是在陵园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四个神门外各刻了一对石虎，朱雀南门外立华表和犀牛各一对，东神门外设石佛龛一个。
真的是很节俭了，但是皇帝也总要夸威德于当世，不能让后代看着太寒碜。于是就将自己曾在掖庭宫豢养的“萌宠”——威武的大犀牛，这种中原已经不见的大型动物，用来给皇家争点脸面。石犀以巨大的体量和温驯优美的造型，体现了陵墓雕刻所追求的庄严肃穆气氛，再配上前足大气的铭文那就完美了，面子里子都有了!所以犀足雕刻的很可能是“高祖怀远之德”六个字。
不过李渊可能是真的喜欢这只犀牛。史书记载高祖晚年孤僻，爱独自弹琵琶于宫中，那陪伴他的是不是只有这只憨厚的犀牛了呢?须知对牛弹琴也是一种境界。
这件雕刻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的国宝石犀，通体长340厘米，身高209厘米，头部前伸，圆眼睛，双眼皮，嘴巴微张，一副萌萌的可爱相。鼻上有一个像肉瘤似的隆起的犀角，足有三趾，做缓步走动的姿态。因为石犀常年侧身倒伏在地，所以身体左侧清晰地刻有整齐的鳞甲纹和不规则的圈纹，右侧身体则风化磨损十分严重。
这件石犀体型高大，比例十分恰当，大小和样貌完全写实。那时的工匠一定是照着真实的犀牛，用陕西富平县重达2万多斤(约10吨)的整块巨大青石雕琢而成。
像献陵石犀这样高大而且写实的石质犀牛，在雕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当时雕刻家对这种动物造型的整体把握，是雕刻家们精思妙想的心血凝结。所以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雕刻技法上，它都无愧于“国之瑰宝”的美誉。
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冬天，长安冷得出奇，还下了场大雪，“平地二尺”，很多竹柏被冻死。“人民诗人”白居易为皇家动物园一位新丧住客撰写了悼亡诗《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驯犀生处南方热，
秋天白露冬无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
又逢今岁苦寒月。
饮冰卧霰苦蜷踞，
角骨冻伤鳞甲蹜。
白居易要是看到死去的犀牛最后以如此逼真的献陵石犀的方式存在，当有怎样的感想?
话说“中国犀牛”是生长在中国的三种犀牛，即印度犀、苏门答腊犀、爪哇犀种群的统称。距今约7500至2500年前，它们曾广泛分布在大半个中国大地上，栖息在接近水源的林缘山地地区;皮肤又硬又黑，呈深灰带紫色，上面附有铆钉状的小结节，有的很像鳞片;在肩胛、颈下及四肢关节处有宽大的褶缝，使身体看起来就像穿了一件盔甲;四肢粗大，与大象足很相似，足有三趾;雄性鼻子前端的角又粗又短，有的就像个圆疙瘩，而且十分坚硬，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圆帽巨犀”“大独角犀牛”。它们一般体长3米左右，高接近2米，重1吨以上。
殷商时期，中原大地上漫步着很多犀牛。它们最远能到达今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行程长达1800多千米。殷墟中曾有犀牛头骨被发掘出来，甲骨文中也有关于殷商国王猎捕犀牛的记载。商代卜辞记载商王猎捕犀牛，少则1头，多则6头，有一次竟然猎捕到71头，可见犀牛在当时的中原多么繁盛。那是犀牛与人类接触最频繁的时代。
犀牛是陆地上仅次于大象的巨兽，自然界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天敌。但在人类看来，犀牛恰好是最合适的狩猎目标，它庞大、笨拙，而且“全身都是宝”。加之自然气候的变冷和人类的开发活动对它们生活环境的不断破坏，使得它们的栖息地逐年迅速缩小，数量也急剧下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犀牛栖息地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
最全的儒家经典——西安碑林《开成石经》中《周礼·冬官考工记·函人》记载：“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当时制作铠甲的主要原料就来自可怜的犀牛，三天一大仗、五天一小仗的春秋战国时代，以“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规模往死里造，犀牛也真的受不了了。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很难见到犀牛的身影了。
犀牛角在中国宗教文化里有“犀照通灵”的记载，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就出于此。《神农本草经》也赋予了犀牛角神异的药效，认为它可以“杀邪气之虫”，是寄生虫的克星。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它不但能杀灭一切毒虫，还能清热解毒，让人精神百倍，简直就是神药。猎杀不断上演，甚至没等到李时珍出生，中国本土犀牛已所剩无几。然而现代药理学证实，犀牛角的成分主要是角质蛋白，和黄牛角、水牛角甚至人的指甲一样。种种神效，都是胡闹，真是冤枉死了这样一种本不该轻易灭绝的生灵。
在人类持续疯狂的猎杀下，1916年，最后一头双角苏门答腊犀被捕杀;1920年，最后一头印度犀被杀;1922年，最后一头爪哇犀被杀。此后，在中原大地上生存了几千年的犀牛就在中国彻底地绝迹了。
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禁令，禁止使用犀牛角。中国境内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野生的犀牛，因此也就没有犀牛种类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但是作为《国际野生贸易公约》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始终支持禁止任何犀牛制品交易。中国的最后一只犀牛于1922年被人类猎杀，因此国际上将每年的9月22日定为世界犀牛日。
今天，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当与这件注视着你的唐朝皇家萌宠相遇，你就会理解与我朝夕相伴的西安碑林为何也被称作“汉唐雕塑凝结的永恒史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