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在败走台湾前，它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大的党报。据有关人士说，该报创办之初，“并不是当报纸办，而是当作官办”，所以是“内容贫乏，形式简单，连续18年赔本”。想来，这不是一张什么好报纸，但死水也有微澜，再怎么无聊的报纸办了那么久，也当有一些趣味在。近来无事乱翻书，从不同的书籍中读了两则《中央日报》的新闻，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
1947年，《中央日报》曾经登过一篇爆炸性新闻，引发了最高当局蒋介石的特别震怒，蒋夫人宋美龄甚至对蒋介石说：不把这事摆平，我就跟你离婚。最后却是“庶民的胜利”，此事不了了之。
事情是这样的：时在该报任职的名记者陆铿，在“国民参政会”上听到了一名参议员质询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宋子文、孔祥熙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是怎么回事?”俞财政当然是百般狡饰与遮掩，而陆铿获悉这一新闻“线索”后，想了很多办法拿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次日就在《中央日报》的四版头条全给曝光。这贪污案件不仅事关宋、孔，而且宋美龄也脱不了干系。所以，这新闻引发的“爆炸效应”是不难想象的。
此事后来的处理无须置喙，因为美国说了：“这是民主的表现。”既然美国说了，那就无话可说了。最少在一定时期，这常常是中国处理中国问题的最后价值标准。
陆铿将宋、孔腐败案端上版面，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中央的党报怎么能够暴露中央要员的问题呢?
陆铿将这腐败案揭露出来，特别之处还不在“本级反本级”，本级报纸对本级腐败分子大加挞伐，也不是没有，某某腐败案件定了案，甩鞭子的人突然都冒出来了，这实在不稀奇。陆铿的新闻反腐败，其最大看点是：宋、孔腐败案虽然有线索，但根本就没定案，不但没定案，而且上头是要把这案子捂的，想不到也被捅了出来。记者固然是毛头青，总编怎么把的关呢?肯定是“疏忽”了。不过也正是这一“疏忽”，才有了人们今天的趣读。
(二)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旱灾，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偶尔下了点毛毛雨，但绝大多数日子都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山枯水涸、草尽粮绝，饿死者无数。在很多地方，发生了不少让人毛骨悚然的人吃人事件。比如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的新闻是：“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尽，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人的肉每斤500文，活人肉每斤1200文……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而有更残酷者，万源县鱼池湾有杨传兴者，全家5口已饿死3人，只剩下他与3岁孙女。杨饿得实在无法，就用刀砍孙女，割肉吃：“邻居听到其孙女直喊，‘莫砍我，我长大给你砍柴啊!’”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有点疑惑，这样的“灾情写真”也能上报纸?可是，我读了《中央日报》，也就不怎么纳闷了，国民党的这张机关报也几乎是这么报道的：“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信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这话出现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让现在的我难以相信。
旱灾、水灾等灾害，大概都算自然灾害吧。自然灾害有突发性的，也有预发性的，像旱灾，不能算是突发灾害，它有个长期的演化过程。1936年的四川旱灾发展到“人食人”的骇然惨境，既是天灾，恐怕更是人祸，救灾机制哪去了呢?国民党难逃其咎吧?
也许国民党是有一定的救灾的措施，可是当时对救灾的情况着墨不多，对灾情却是惊人的“实况实播”，当时的新闻管理对此熟视无睹?我只好又把它当“疏忽”来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