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子上初中时，为他上学方便，我们搬了一次家。新家位于一个老小区里，二手房，环境不怎么样，却与一座公园一墙之隔。可能是沾了公园的光，公园的北门外，行道树居然是两排长得高大强健的苦楝树。一树树茂密的枝叶像一把把绿色的大伞，很好地担负起了行道树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这种平时并不起眼的树，入夏之后会华丽转身，开出一种淡紫色的小花。苦楝花很小，开得柔柔弱弱，好像经不起风吹雨打似的。但是，它的香气却不亚于桂花。一时间，整条街都散发着幽香，让人从这里经过时，忍不住都要放慢脚步，做一下深呼吸。像我这样特别喜欢花的人，更是恨不得搭把梯子上去，凑到花跟前狠狠地闻一闻。
公园北门外，苦楝树下，有一个菜市场。有一次，应该就是苦楝花飘香的初夏季节，我在菜市场碰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你怎么也在这儿买菜?”一见面，我们都用同一句话问对方。
是白晓芸，我的发小。虽然很多年不见，我们都人到中年，但模样还是一眼能认出。谁让我们在一个班待过整个小学阶段呢?
我们的父母都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职工。我们上的小学就是厂里的子校。学校按学生家住的楼，就近分班。同班同学，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左邻右舍，也得是一个院子里玩的孩子。同班同学的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很可能也是同班同学。比如，我二哥和白晓芸的哥哥就是一个班的。
白晓芸长得不漂亮，却机灵，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记得有一次老师在全班表扬她，夸她懂得节约。她写作业，本子正面写了，居然又在反面写。当然，前提肯定是她的铅笔字写得整整齐齐，并不影响美观。其实，班上同学中，她家的条件要算好的。他爸是厂里的中干，她妈还是厂领导。当然，主要原因是她家只有她和她哥俩孩子，父母负担轻。而那会儿，一般家庭三个孩子最普遍。有个同学的父母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她家一共“八朵金花”。
白晓芸性格外向，有主见，学习也好，在我们班叽叽喳喳的女生中，自然而然就成了头儿。她可以发号施令，把班上两个最漂亮的“班花”给孤立起来;也曾经指挥几个女生，把一个奋力挣扎踢腾的男生抬进了女厕所，以此取乐。许多年后，我和她开玩笑，说她小时候算是班上的一“害”。她哈哈大笑，点头承认。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们戴着自己手工制作的白花，穿着工厂里塑料布改制的透明雨衣，冒雨走了很远的路，去参加悼念毛主席的大集会。“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一鞠躬……”高音喇叭里，王洪文的上海普通话至今印象深刻。再往后，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又排着队，一人举一面糊在竹棍上的彩旗，上街游行，热烈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四人帮”。迷迷糊糊中，我们的童年时代以一场小升初考试划上了句号。文革后，第一次划分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我的运气好，考上了市重点;白晓芸考上的是区重点。上中学后，我们男女生都不讲话的。偶尔遇到小学的女同学，也一样不说话。何况，虽然还住一个厂的大家属院里，但白晓芸家早就搬走了，和我家不在一个院儿。偶尔远远地看见她，也会像路人一样，招呼都不打。于是，我们就这样失联多年。
“我家就在这栋楼上住!”在菜市场门口，白晓芸笑嘻嘻地指指身后一栋高层。原来，我们住得如此近。
二
说来奇怪，搬来好几年，才第一次遇到她;但这以后，我们就经常碰到。公园门口有个公交站。因为是始发站，上去就有座位，下车就到我单位，这么一来，搬家之后，我上班就经常不开车，改坐公交。没想到，白晓芸上班跟我同路，也在这儿坐车。于是，我们经常一起坐车，热热闹闹地聊上一路。半程后，她到站，先下车。
白晓芸学的是法律，干的也是老本行，在一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看来，啥人干啥事，这话一点没错。一个从小伶牙俐齿、脑瓜反应快的人，当然是个当律师的料。大学毕业，她先是分配到外县一个银行系统的学校教书。在此期间，她和一个同事结了婚。说来挺巧，她结婚的时候，迎亲的车队居然让我看到了。当时我还单身，在我父母家住。一个星期天，我听见院子里动静挺大，扒着窗户往楼下一看，又有人结婚。一辆皮卡上，放着冰箱、洗衣机之类的大件，贴着大红的“喜”字。一看就知道，这是女方的陪嫁。后来，饭桌上听家人说，出嫁的人就是白晓芸。院子车棚里还有人说，她是怀着身孕出嫁的。
慢慢的，遇到的发小越来越多，同学聚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扩散到了小学同学的范围。有一次参加聚会之后，我们几个住在同一方向的同学一起步行回家，边走边聊。说起她当年奉子成婚的事，白晓芸嘿嘿一笑：“嗯，未婚先孕，孩子才聪明呢!”
白晓芸的儿子确实优秀。他本科没读完就被公派到德国留学。这会儿，研究生都快毕业了。谈了个女朋友，也是学霸，马上也要去德国读博士。一提到儿子的女朋友，白晓芸口口声声“我儿媳妇”，让孩子还在上中学的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话题聊到了教育孩子上。我问她有什么高招儿，她说，她是“懒妈勤儿子”。对儿子的教育，她确实和一般母亲有所不同。比如，发现儿子小时候上学爱丢三落四，她就能忍住，硬是不提醒。当然，到了学校，老师的“提醒”会让儿子更长记性;上大学时，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看妈妈在，以为有现成饭可吃。眼看快到中午了，见妈妈没动静，儿子提醒她：“该做饭了!”她马上说：“对，该做饭了。”然后，该干嘛还干嘛。等了又等，儿子气哼哼地下楼买菜，然后回来，择菜、洗菜、炒菜、做饭。从头到尾，只有女朋友给他帮忙。
后来才知道，看上去乐颠颠的白晓芸，这些年过得真不容易。她的妈妈算造反派，文革后期挨了整，许多年前就去世了;她的哥哥病故时还不到四十岁，留下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我在菜市场遇到她之前，她刚刚送走了老父亲。也就是说，她家原来的四口人，现在只孤零零剩她一个了。“最后这几年，我爸退化得像个小孩儿，特黏人，连每天给他洗澡都是我的事儿。”她伺候老父亲的最后几年，其实已经离婚了。
三
有一段时间，在公交车站没再碰到白晓芸。再见到她时，她已经住在医院里。直肠癌，发现时已是晚期。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肿瘤医院去看望她。上次来这儿，是看望一个同行老哥。老哥原先在县上某局当副职，人挺强势。可从市里调去的一把手更强势，把他排挤到了县上的另一单位，还当副职。官是一样大，但衙门不一样，气场就大不一样了。这一点，从他前后坐的车，就能直观地看出来。其实，老哥要是安心当这个副职，很快就有好事儿找到他——不久之后，撤县变区，他的正科立马可以变成副处。仕途上混的人，说一千道一万，为的不就是不断进步吗?可惜老哥没有算到这一步，咽不下那口气，一心要回到原来的系统里。几经周折，他调到了市里，回到原来的系统。没想到，这边丢了眼看要到手的副处，那位跟他掰过手腕的一把手也调回市里，在老哥所在的部门还当一把手。原来俩人还是一起搭班子的同僚，现在老哥彻底成了人家的下级。老哥的郁闷可想而知。一天，老哥开车回家，走到半道，浑身没有一点劲儿。他赶快把车停在路边。家人送他到医院一查，癌症。我去医院去看他时，距离他生命划上句号，大概也就个把月了。安慰的闲话说完，一时无语。见他床边有部收音机，就劝他听听相声，解解闷。他只说了三个字：“没心情!”
见到白晓芸时，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精神却挺好。这个时候，她的手术已经做过，从腹腔里抽出了许多积液。儿子从德国赶回来，在医院伺候她。一个大眼睛的小伙子，一看就很机灵。他很有礼貌地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拿水果给我们吃。“他和他爸倒班，轮流在医院。”原来，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她的前夫老关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老关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老关是怎么分手的呢?后来，再到家里去看她时，白晓芸主动跟我们娓娓道来。
老关确实是白晓芸在银行学校时的同事。学校在离省城有四五十公里远的一个县城。过去，这点距离回趟家，也得折腾半天时间。一下课，成家的职工各自忙自己的烟火日子，剩下的年轻教师自然而然地往一起扎堆。老关年轻时喜欢体育，足球踢得尤其好，这当然也是吸引白晓芸的地方之一。工作不久后，俩人就恋爱结婚了。可是，两个人双双调回省城后，老关却出轨了——而且，不止一回。
因为我家离白晓芸家近，有几位小学同学去看她时，便都喊我作陪。尤其是两位生活在国外的女同学，每次回来，我都会陪她们去看看白晓芸。大多数时间，老关都在。这是个很闷的人。来了客人，他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连一句寒暄话都没有。总在卧床的白晓芸，会客地点就是她的卧室。沏茶倒水，都没老关的事儿。这种时候，老关常常在另一个房间里待着，或者干脆出门去。
“他就这么个性格。他出门，有时会跟我打个招呼：‘我出门了啊!’可是，出门去哪儿，干什么去，他从来不说。他在他家，也是这样。”白晓芸解释说。我挺纳闷，这个看上去毫无可取之处的男人，怎么这么有女人缘呢?
白晓芸说，最后一次发现他出轨，是他到“上海出差”。他们两口子在上海有朋友，如果老关去上海，必定会跟这个朋友联系。可一打电话，朋友却一头雾水。白晓芸很快就查出了老关的真实去向。原来，他去的是海南三亚，和他同行的，是单位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人。而且，单位压根儿没派他们出公差。一气之下，白晓芸打电话约那个女人的老公到茶馆“聊聊”。一听这事，那男人气炸了。可他不是冲自己出轨的老婆发火，而是冲着白晓芸发火。男人口口声声，让白晓芸不要破坏他的家庭幸福。遇到这号“奇葩”爷们儿，白晓芸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只好把这桩丑闻通报给老关的领导。领导电话里把老关一通臭骂，老关赶紧坐飞机往回跑。他和情人一趟飞机回来，却故意一前一后，怕让人看见。
这回，老关上了头，一心要离婚，和情人过日子去。他们只有这一套房子，是白晓芸的集资房。老关是过失一方，白晓芸又是法律界人士，对簿公堂的话，老关当然不是白晓芸的对手。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净身出户。老关一走，白晓芸马上换了锁。可是，老关的衣裳都没拿全呢!到了换季时节，老关冻得受不了，就跟白晓芸约好时间，回来取衣裳。“说好的时间，我故意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把他气得没办法，只好咬牙切齿地走了。”后来，白晓芸跟我们说起这一段往事时，嘻嘻哈哈地像在说笑话。
老关奋不顾身地跳出围城，女同事却没事儿人一样，跟“奇葩”老公照样风轻云淡地过小日子。老关的情况可就惨了：就那点儿工资，凭空又要多出一笔租房子的支出。
离了婚，独自给老父亲养老送终之后，白晓芸才算过上了几天轻松日子。她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人呢?不知道。也许到了这个年纪，女人想再婚，也没那么容易吧。
白晓芸说，发病之前，她竟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那天上班，她还跟同事打了乒乓球呢!
“你看你，平时不生病;一生病，就是这么大的病。”白晓芸说，再回到她的身边时，老关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打这时起，老关就尽心尽力地伺候白晓芸。在家里，每顿饭都是老关下厨给白晓芸做，而且绝不糊弄。“他饭做得好吃，比我强多了。”白晓芸跟我们提到老关时，称呼是“我们小孩儿他爸”，不称“老公”，体现出法律人士的严谨来。
四
有一回，我和老婆在公园里散步，听到身后有人喊我。一回头，是白晓芸。我十分意外。
第一次手术之后，白晓芸的生活就是到医院放疗、化疗，然后回家休养。等身体恢复一些后，再接着放疗、化疗。每次回到病房，她那阳光灿烂的笑声都能感染病房的病友。整个病区，她就是大夫眼里的抗癌楷模。这次在公园里见到她，就处在她两轮放疗、化疗的间隙。化疗之后，病人一般都会大把掉头发，但白晓芸的头发还在，而且，白发不多。身体稍微好一些后，她开始在公园里锻炼。慢走之外，她还学习打太极拳。有一次去她家，我夸她沏的茶好喝。她告诉我们，这是井冈山的狗牯脑，新茶。前不久，她和她的嫂子结伴到井冈山玩了一大圈，连杜鹃山都上去了：“我们也不着急，慢慢走，慢慢玩。中午饿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
人的心胸有时候真的是被委屈撑大的。白晓芸能和嫂子处得这么好，不容易。她的哥哥死得早，嫂子没有改嫁，一手把儿子拉扯大。嫂子原本是个工人，为了多挣钱，辞了工作，在外面拉保险，干得还不错。对儿子，她就知道尽量满足他的物质要求。儿子花钱如喝凉水，学习却很糟糕。前些年，这小子娶了个媳妇，和他一路人。两个人没有稳定的职业，挣不来钱，却敢贷款买好车开。白晓芸的父亲走后，留下一套老房子。按说，给老人养老送终，是白晓芸一个人扛下来的，这房子就算分，也得有白晓芸的一半。但是，嫂子和侄子却不这么想，他们要全占。白晓芸癌细胞扩散，又要做一次大手术。进手术室之前，嫂子又来提说这事儿，生怕她一走，外甥将来会跟自己的儿子争房产。
后来，白晓芸和儿子聊了一次。没想到儿子很豁达，根本没打算争这套房产：“儿子跟我说，他有双手。他的房子，以后他可以自己挣到的。这房子，他不要。”白晓芸真的签了放弃房产的协议，倒把她的嫂子给感动了。从这时起，嫂子就拿她当了自己的亲人，贴心贴肺的亲人。
白晓芸家的塔楼一共十八层，她住在十六层。有一次，春节前后，我陪一个女同学去看她。一出电梯，就见一群男人“噔噔噔”地往楼上跑。按她家门铃，可能坏了，没动静;敲门，也没动静。我们只好拎着东西下楼。绕到楼前，才知道这栋楼起火了。火是从十七层着起的，眼瞅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把这家的窗户烧坏，“当”的一声掉在楼下;浓烟卷起的火舌已经把楼上十八层那家的窗户舔着了。刚才我们遇到的那帮人，应该是失火的这家人从楼下餐馆里搬来的救兵——厨师、服务生之类的人。也许，那间房子就是餐馆租下的员工宿舍。
我们赶紧给白晓芸打电话，想问问她躲在什么地方。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静观外面的浓烟烈火、人欢马叫。目测一下，失火那家的窗户，离她家东边窗子恐怕不会超过五米远吧!等我们再上去时，消防队已经把明火扑灭，整个楼道都在往下淌着水。白晓芸给我们开的门，老关也在家。这把火，好像是在电视剧里烧的一样，跟他们无关。
不知不觉，三四年过去了。白晓芸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弱。有一回，春天里，天气挺暖和，我在家门口碰到她。她仍然穿着厚厚的棉衣，走在外头，好像风大一点，都能把她刮到天上去。她的脸色苍白，但仍然绽放着一如继往的笑容。她说，她刚刚去医院换药回来：“大夫要求的放疗、化疗，我都争取做完。再往后，就听天由命。”
五
得到白晓芸的死讯，是去年的十一月中旬，一个雾霾浓重的日子。小学同学群里，有人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连她名字也没提。我赶快给这个同学打电话。他告诉我，白晓芸是自杀的。她是从她卧室连着的那个阳台上翻下来，掉到了围墙拦起的那块天井里，也就是我们上次看见的十七层楼的窗户掉下去的地方。她身上揣着手机，警察从里面调出了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人是我们另一个发小、她的一个闺蜜。事情发生在三天前，现在，她的遗体都已经火化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的同学都非常震惊、难过。私下里，我们在电话、微信里都在讨论，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不堪病痛折磨，又看不到生的希望，自己寻找解脱吗?在她家聊天时，白晓芸说起她的病情，总是平静地就像说别人的病痛似的，仿佛那危险与痛苦都跟她无关。但是，忘了是放疗还是化疗，白晓芸曾说过，那感觉就像浑身都有针在扎。有一回，她痛苦得实在忍不住，眼泪不知不觉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要知道，当初开刀做大手术，她也没哭过。她咬牙扛过一次次放疗和化疗，可见她的求生欲望十分强烈。别人若像她这样，一发现就已经是癌症晚期，吓都要吓死了。她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是怎么了?
也有可能是经济压力。她家里我们去过多次，客厅里空空的，没什么东西。贫和病是一对孪生子，如影相随。几年来，她住过多次医院，很多治疗费用都是报不了的，得自己掏腰包。从她只有这一处房产的情况看，经济情况也一般。何况，为了照顾她，儿子已经从德国回来，在本地找了一份工作。赶上房价疯涨，儿子不得不赶紧按揭买房。她会不会不愿拖垮儿子，才出此下策?
发小赵原来是白晓芸的邻居，她和白晓芸从小在一起玩。每次从国外回来，我都陪她去看望白晓芸。记得她最后一次去看白晓芸，是先一年的中秋节。她跟我说，其实以前她经常一个人去看白晓芸。她单独见到的白晓芸，和我们一起时见到的，很不一样。白晓芸会像怨妇一样，叨叨个不停。倾泻的，尽是负面情绪。所以，发小赵后来更愿意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最后一次回来，我没去看她。是不是她觉得我在冷落她?”发小赵把白晓芸的死和自己联系起来，心有戚戚。
上一次回国，总去看白晓芸的发小钱也没去看她。发小钱保养得很好，看上去挺年轻，但已经当奶奶了。再回来，她家里的事就够她忙得团团转了。当然，眼看着白晓芸越来越衰弱，搁谁都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她没去，恐怕也不全是因为忙吧。
有一次，夏天，我陪发小钱去看白晓芸。当时，白晓芸尽管胳膊上还扎着留置针，但精神不错。听说她也常出去吃饭，我们就请她一起去外面找家饭馆，边吃边聊。可能楼下那家大众餐馆她已经吃腻了，便提出去马路对面的一家海鲜酒楼。这家酒楼以昂贵出名，我们点的菜里，一份皮皮虾，平均每只就得七十块钱，刀子快得寒光闪闪。对于我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自己消费是绝不会选这个地方的。白晓芸怎么就不知道换位思考一下呢?我想，这就是心态不同。毕竟，她是一个笑对死神的人嘛。
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整天呆在家里，闷不闷?肯定闷。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看得出来，白晓芸很开心。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她也不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即便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一定说，自己什么都挺好的，不用老惦记着她。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是端午节前。我去给她送粽子。这回我是一个人去的。老关又没在家，我没有进门，只把东西递给她。秋天，我去日本旅游，一路发了不少微信。有时，白晓芸还会给我点赞。不知什么时候，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尊金光闪闪的菩萨像。想必她在祈祷菩萨保佑。谁能想到，一个月后，就风云突变。
得知白晓芸死讯的时候，我像发小赵、发小钱一样，也挺自责。我们住得这么近，我本来应该多去看看她。也许，有大家的关爱，她不至于自寻短见。到这个年纪，同事、朋友已有好些人得了重病，先走一步。我们也会到医院或者家里去探望，但也仅仅是一两次罢了。而看望白晓芸，我的频率已经是最高的了。除了家人，生活中好像真没谁享受过这种“待遇”。我们喜欢白晓芸，主要是欣赏她苦难里熬出来的那份豁达和她笑对病痛的那份坚强与勇气。摊上这样的命运，不是谁都能像她那样笑对人生的。
白晓芸死后，我在上班的路上接连碰到老关。之前，家门口公园旁的这段路上，我有时也会碰见他。目光对视，我们都会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知道老关内向，我也没主动跟他交流过。但去白晓芸家时，我都尊称他为“关老师”。可现在，老关一见到我，就像遇到四处追寻他的债主一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一次，他正迎面走来，一看到我，立即闪身躲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留了个背影给我。我想，他一定怕我问起白晓芸的事。当然，我们的同学中，也确实有人怀疑白晓芸生前跟老关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刀子割在谁的身上，谁才知道疼。我觉得，这个总是穿着黑色衣裳的男人，是个很不幸的人。这一点，早就写在他总是阴郁的脸上了。
白晓芸火化后的第二天，一场冬雨袭来。我打着伞，走在去往公交站的必经之路上，看到白晓芸家的那栋楼，不由得唏嘘感慨。
人行道上，雨水把苦楝树最后的黄叶打落一地。一起落下的，还有苦楝树黄色的果实，就是那幽香花朵最后的结晶。那果实吃不成，想必一定是因为味道太苦。要不，为什么叫苦楝花呢?我总觉得，白晓芸就是一朵苦楝花。
来年，她还会绽放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