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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身之地，地处大同和阳高中间，在海拔1245.7米的纳兰山上，叫高墙框。站在村头或窑洞顶上，俯瞰北面，山下是京包铁路线和随士营村、随士营火车站。再往北极目远眺，对面就是万里长城和阴山余脉采梁山。村南梁头地势较高，一直连着大同火山群。村西是慈禧太后西逃路住过的古驿站聚乐堡村，村西南是聚乐堡火车站。村东梁头下是柳沟村，对面梁头是两家营村。整个村子沟餐纵横，就像一块被撕得七牵八扯的烂羊皮褂。全村3000多亩土地，多数是跑水、跑土、跑肥的坡地，整体坡度超过25度角，种庄稼是“秆多穗多，一种一坡，却打不了几颗”。人们一年四季不闲，却仅能维持最低水准的温饱，早饭谷面糊糊煮山药蛋，午饭糠糕腌白菜烩山药蛋，晚饭谷面糊糊紧着灌。那时最理想的饭菜，是在逢年过节时少数人家才能享受的“早晨小米土豆粥，中午半盆炸油糕，黑夜拿棒敲(擀面条)”。
我在本村小学读完“戴帽”初中一年级后，转入朱家窑头农中读初二。当时，县城中学已经解散，教师下放到各公社农中，整个阳高县没有一所高中。1970年冬季，我参加完农中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因成绩优秀，进入新成立的仅有的一个高中班，即1972高一班，这仍然是“文革”年代带有明显试验品性质的“农中高中”生。同时，前几年在朱家窑头完小积压的一部分毕业生也随同进入。高中班成立了，但教室需要自己建造。因风起云涌的“文革”运动而提前毕业的内蒙古水利电力学校大专生赵晋国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带领我们48名十六七岁的孩子，一身汗，两腿泥，不怕脏，不怕累，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块砖一片瓦地盖起自己的教室。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自然而然，成为一名未设置任何资格认证门槛的生产队社员。
3月的一天半前晌，69岁的父亲在东梁头上跟着牛犋做些辅助性活计，我在村北“二道沟”水库工地上同一群男女社员包括两位尚未返城的北京知青，挥汗如雨地推土筑坝。当我干得正欢的时候,眼尖的人发现我的小脚母亲拖着风吹欲倒的多病身躯,挪着碎步向深沟的工地走来。我赶快小跑着迎上前去，得知是大队部电话通知我去外村教书。这真是大年五更出月亮——从来没有的喜从天降。代课教师尽管是没有位置的星星，但至少是村里人眼中的苦轻活，说不上还有某种发展前途，所以人争趋之。后来听说当时的背景是有一个平川村缺一名代课教师，争的人很多，无法平衡，公社便把矛盾交给农中，农中的校长和老师们一致推荐了我。这样，我没有找任何关系就意外得到这么一个风不吹、日不晒的美差事，村里人羡慕极了，无不对我刮目相看，我的父母更是嘴里不说，心里却乐开了花。
按照小学校长的安排和指教，我认真备课，模仿着做教具，像模像样地值周，一丝不苟地出黑板报，放弃中午休息给村里街头墙上写标语，有时到邻村参加公社联校长组织的片会，总觉得日子过得紧张而有序。虽然和另一位民办教师轮流做饭，饭菜也很简单，仅能勉强吃饱而已，但感到风不吹日不晒，很安逸。
然而，好景不长，四个月后，乘兴而去的教书生涯便被人为地强行阻断。和校长及同事道别后，趁学生们正在上课的时候，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小卷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被视作小学校门的土墙豁口，踽踽独行在回自己村的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道上，心头上充满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这怎么向年迈的父母交代呢?
在太阳尚未落山时我推车进门，善于察言观色的母亲一看就全明白了，母子俩在小院屋前滴水下的石头上无言地坐着，直等到几只公鸡和母鸡懒洋洋地上架宿眼。这时，佝偻着背的父亲收工后背着一捆杂草回来，我们才进屋点着煤油灯。木讷，实为早已麻木的父亲，对此无言以对，也看不出有什么麻烦的心思。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出工走了，我醒后呆坐在炕上，仍然沉浸在昨日的悲苦无助中。生产队长大步流星地进了门，二话不说，把一条放羊鞭顺手撂在当炕：“今天你跟二大头放羊去吧。”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是他队里的劳力，当然要派活儿干。队长走后，空气似乎凝滞了，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过了好大一阵，母亲示意我拿起鞭子，慢慢地说：“去吧。”
作为羊伴子，我是身高不足十来岁小孩的羊倌“二大头”的副手。放羊这活计苦不重，不需要在劳动中长时间弯腰，只是每天早晨刨土、推土垫圈累一点。但没过多久，羊倌因只顾低头刨土，不慎被遽然塌下的崖头土块砸死了，我也被转派给生产队里的大牲畜割草，每天300斤，从梁头下三四里外的荒地和地埂上，一把一把地割下，打捆，再背回饲养院，交记工员过秤记工分。几天后，又和一个“地主分子”担着茅粪桶，走街串巷，到各家院里的茅缸(旱厕)里掏人粪尿，然后集中在生产队的大粪池里。紧接着又被派到作为“公社重点工程”的柳沟水库、两家营水库工地当民工。我们村四五个民工住一盘炕，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按照总指挥部的安排，推土垫坝。村里的大田忙了，我又被调回村里农田主战场上，顶着烈日锄地、耧地。天大旱，草地螟大肆泛滥，我们民兵们到村四面梁头上、沟壑边缘、荒草地等草地螟集中的地块上点火，引导飞机洒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工作是不带武器护路。我作为铁路沿线村庄的一名基干民兵，按照公社武装部长的指令，和各村被抽调来的基干民兵一起，被县武装部派出的吉普车运送到铁路沿线各处指定战位，单兵单位，分散隐蔽，背向火车，各自为战。具体任务就是在事先用杨树枝靠树搭架的简易棚子里，暗中密切注视和发现异常情况，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上铁路搞破坏活动，如有异动，立即出战制服。
冬天到了，我又开始了在大同北城墙城壕(护城河)岸上粪店里的“粪猴”生涯。我先在北城墙那边的粪店待了一段时间，后又转战到428机车厂东面一块菜地边上的粪店。这个粪店地处城外，也被城里农业社的人挑了好几次椽檩，只是城里人前脚走，村里人后脚就把椽檩放上去。加之用黄米、麻油等土特产做润滑剂，城里人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认真管了。待我去之后，这里像一个大本营，既稳定又热闹，一条通炕上挨挨挤挤放着八九卷行李。我跟着其他社员进城内厕所偷拉回黄粪汤，倒在店前放着的一个空茅葫芦里，回店内见本家一远房叔叔把十四五岁的女儿也带来了。女孩帮着他爹做饭，他们爷儿俩吃饭时，腾出锅来，好由别人再造饭，反正是各做各的饭，也没有个正点。除了这女孩，都是光棍儿，谁什么时候吃饭都自由安排。
我也笨拙地搅一块玉米面拿糕，这饭最省事，菜是母亲临走时给带的一钵子腌白菜，只能节省着吃，有点咸味就行。有勤快人到粪店附近的菜园子旁边，专捡人家扔弃了的白菜帮子，甚或偷菜也未可知。晚上睡觉时，那女孩就和衣偎在她爹身旁，其他人似乎也很配合默契，一律穿着裤子睡觉。起夜时出店门两侧，拉开裤子就尿到一只木桶里，桶满了，便有人倒入粪葫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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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我父亲上窑拉炭不在家，本村债主把我大哥吊在房梁上拷问逼债。有压迫就有反抗，受了屈辱的大哥立志要逃离苦海，外出另谋生路。待从房梁上解开绳索放下来之后，他一怒之下就当了阎锡山的顽固军。后来在战场上投诚、改造教育而变成被解放的八路军战士，1947年后改叫解放军，参加解放张家口等战斗，听一同出去的战友回来说，他打仗很勇敢。再后来，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出朝作战。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的3年零1个月抗美援朝战争硝烟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牺牲37万人，我大哥却毫发无损。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回国后，他被统一安置在大同矿务局白洞矿(六矿)当工人，先在危险系数较高的回采队，后转战到掘进队。我上小学时系着大哥留下的牛皮腰带，上初中时穿着大哥留下的黑油亮皮鞋，直到在村劳动时还以系着大哥留下的刻有“八一”字样的铜扣子黄色帆布腰带为荣，但对大哥的长相模样，却没有一点印象。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新中国历史上的绝密矿难——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五九”事故发生。这场事故属于特大煤尘爆炸事故。发生事故的背景是“人有多大胆，矿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煤炭企业提的是“以钢为纲，以煤保钢”。该矿设计能力为90万吨，1959年猛增到120万吨，1960年计划完成152万吨。发生事故的头天晚上，矿务局召开全局电话会议，布置5月9日全局性大高产——“淮海战役”，要求老白洞矿日产突破万吨。该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全矿上下齐动员，机关科室都关门，参加夺煤大战。在此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安全规程被一再突破，井下明火作业，串联通风，煤尘厚积，整个管理极度混乱，终于酿成弥天大祸。当时正是交接班时间，井下共有工人、干部912人，除四分之一的人靠艰难自救脱险外，包括矿长、两名副矿长在内，大部分人当场殉难。有的被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冲到煤帮上摔死，有的因顶板塌落被砸死，有的被烈焰烧死，有的因浓烟窒息而死，有的因井底二次爆炸而死。
出事那天，我大哥在掘进区的工作面装车，剧烈的震动和突然停电使他们意识到发生了瓦斯煤尘爆炸。在带班干部的指挥下，他用毛巾沾水捂到嘴上，没有水就把毛巾尿湿捂到嘴上，以防烈焰烧坏喉咙黏膜而速死。在等待救援的漫长时间里，他终于是坐不住了，不听劝阻，靠着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勇敢精神往前冲，想越过充满烈焰和毒气的火区冲到井口罐笼下逃生，却立马被烧成乌黑的木桩。我父亲得到公社通知后，在横摆着的684具尸体中，根据一条腿上的伤疤，认领了遗体，赶着马车日夜兼程，把我大哥拉回了村子。
年迈的父母依然同意我再去跑路，求矿上开恩，允许我接班，当个煤矿下井工人。因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地位很高;在生活上，煤矿工人上到地面洗过澡，脸白白的，穿着整齐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回到村里很神气，在周围十里八村挑选个好媳妇根本不成问题。
有一天半前晌，听说招工的又来县城的消息后，我便又像腊月的萝卜——动(冻)了心，扔下在地里刨山药蛋的铁爪子，向生产队长请了假，骑车十几里去邻村一矿工家属家问明情况，人家说决定权在地方，主要是公社。可我在公社里两眼一抹黑，只好又骑车上白洞矿。那时的公路完全是沙土路，道路不宽，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自行车胎碾压在公路上沙沙作响。我身上只带一块八毛零钱，汗水不从一道流，遇上牛皮岭、东塘坡等戗上坡还得推着车子走，口干得嗓子里冒烟。当时很想跳进采梁山下文瀛湖里畅饮一气，即使不真的喝湖水，淹在水里吸几口水汽也能润润嗓子，但是时不我待。别说下湖里玩，就是进到沿路村里小卖铺前买根3分钱的冰棍也舍不得。好容易骑车120里地到矿上，找到劳资科，科长给开了一个油印的二指宽的《招工证明信》，证明我“是六矿‘五九’事故遇难矿工李生云之弟，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优先考虑”。可拿到这张条子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一据在手，说明我不是无理要求，忧的是白纸一张，没有人情作保，怕是无人买账。
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听从同情我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矿工大哥们的指点，拿着条子兴冲冲地又去矿务局，但矿务局无论如何不再给加注意见。我只好马不停蹄骑车赶到阳高县城，晚上9点钟左右在县招待所找到招工的人，人家还是不答应。情急之下，我当场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塞给人家，心想，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最后手段了。可人家用手一推，硬是不要，还是坚持把问题推到公社去解决。我央求帮忙给向公社领导说句话，人家更是茬儿也不搭，理由是我不属于遇难者之子女，属于可照顾可不照顾的范围。
面对招工人员的绝决态度，反复磨蹭、求告都不顶用，再缠磨下去，恐怕人家就下逐客令了，我只好知趣地告辞出门，悻悻走人。在出门的那一刹那，我又回头看看招工的人，人家脸上没有一点同情的表情，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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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冬，农村布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和四五个青年被村里和公社下乡干部列为培养对象。当时我已经入了党，担任大队民兵连指导员。1975年，我担任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更是没明没夜地带领社员们受苦。因为村里人叫不惯“劳动”，开口闭口就是“受苦”“受苦人”。其实要说我能当上村里主要干部，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外因是毛主席提出的包括农村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内因无非是年轻、有文化、听话、肯吃苦，尤其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舍得卖憨力气，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当主任不久，我就根据村里人们排队从老井里绞辘轳提水困难的情况，在晚上的干部会议上提议在就地不远处打一眼新井，得到一致拥护。新井位置是我根据地下水脉冒测的，就在旧井西南30米处。第二天一早，我亲定位置，几名基干民兵拿起铁爪子、铁锹就干开了，没承想半个月后真的见到沙底和红泥糊糊，然后请来县里的打井队发卷井筒、套水泥管、搭建机井房、修建蓄水池，再过半个月，人们就吃上了6吋水泵抽上来的甘甜爽口的新井水。
在大同跟车跑运输所住的宋庄车马大店里，我半夜给牲口添完草料，便回到20多人的通炕上，别人都呼呼酣睡，我却趴在被窝里写日记，写心得，因为店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在返程时住四十里铺大店，还是惜时如命。这个村从宋代起就设有驿站，用来传送紧急军务文书。近代邮政出现和电报使用后，驿站才于1913年被北洋政府宣布撤销。我将耳闻目睹之事都记在日记上。
在大同机车厂东面的粪店里，在村北大沟看果园的崖打窑里，在长城山上站军姿、走队列、爬战术、练射击、投弹等野营训练的冷炕上，在柳沟、西家营水库工地劳动的短暂休息时，我也不顾忌别人议论什么，总要看点书报或者写点什么，能避开人最好，实在避不开，也就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反正“一切为了未来”，持续紧张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根本不可能给我提供大块头的学习时间。青年最怕混日子，了无寄托是自杀，我要钻天觅缝地掌握惠及终生的知识和本领，只能走争分夺秒、“只争朝夕”和“不择手段”甚至“厚颜无耻”的路子。
黄土丘陵区的春天刮大黄风，我把两根绾成圈状的绳子往脖子上一挂，再弯下腰从装着大粪、粘土与小麦籽种混合物的粪笸箩两头一套，吊在胸前，跟着牛犋，踩在犁开的垄沟里，两手各用三根手指一捏一撮，随时适应风向，估摸风速，使劲而准确地把粪种均匀地扔到垄沟生土底上，待牛犋从地头返回时，新垄就将旧垄覆盖。这叫点播，技术性很强，要害在于两手与两腿步伐的协调配合上。这些农活也没有人专门培训，但干不好却要被生产队长责骂，其他社员也决不同情。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事关一年收成。我深知其利害，只能自逼认真琢磨别人怎么做，学而知之。
我小心翼翼地学着别人的样子，很快便进入状态。别人看着我逐渐趋于娴熟的受苦人样子，也就慢慢放心了，从内心里认可我是个同他们一样的庄稼汉了。技术矛盾解决了，身体本能的感觉矛盾又突出了。最难耐的是经久不散的臭味，最目不忍睹的是没有同黄土拌匀的仍然发黄的黏稠的人粪块。当时因无奈而强忍住了，中午端起饭碗时，那黄黑色秽物如在眼前，便异常反胃。不过，我母亲不出地干这活儿，饭菜终究还利些口。而那些抓粪的妇女，中午回家还要用两手蒸糕，包括搓糕粉、搋糕，做出的饭那就别提是什么味道了，反正我手上的粪味五六天都走不完，散不掉，粪分子无疑都钻进我全身的毛孔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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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受苦中深深地悟到：若不走出这个贫穷落后的丘陵小山村，蛰居窑洞，窝在山沟，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勤劳、贫穷、虽有点文化但无用武之地的传统农民，只能复制老一辈“养鸡换盐、养羊过年、养牛耕田”的小农经济生活，而小农经济是蹦不了三尺高的。
我似乎患了某种强迫症，在劳动中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核心就是一个字：走。走就是“脱农皮”。但想归想，现实归现实，当时的农村户口管理政策就是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自己的“原创”地上，要想飞出农村，无异于提着头发离开地球。
我虽然在大同城里有亲戚，但两家人分属大同市和雁北地区两个平行的行政区，他们是城中村的农民，没有实权，与雁北地区的县份基本无交道。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使他们有心相助，也只能是帮我们家到城里挂面加工厂买几斤便宜的碎挂面。那时候的村里人食不拒粗，带糠的黍子糕吃得特香，能在生病或过年过节时煮上一撮城里人吃的挂面，那就是大大的改善了。其实，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后的挂面，远不如农家饭香甜顺口，吃挂面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待遇。公社下乡干部被派到我家吃饭，才能享受到这待遇。村里人们煮挂面吃，不仅是为了换换胃口，也无形中显示一下自家还有一条连接着城市脐带的荣耀。从下乡干部来讲，也许还有一种避免手工蒸糕带来的下口不利的潜意识。那年代说是“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实际上限于高寒冷凉和半干旱地区的不利生产条件，冬小麦不适宜种，春小麦因产量低种得很少，人们吃白面相当不易。即使吃供应粮的“非农户”，也只有20%的面粉。我上高中的二年里，把家里的粮食卖到粮站，粮站给换成供应粮，也只有15%的面粉。高中毕业后，这个临时待遇也取消了。其实，那年代不论城乡，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差。我爹有时到我城里的姑姑家住上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步行几里地上火车站，不舍得花5分钱坐公共汽车，我姑姑竟也无力帮忙，因为那时候城里人们也很艰难，也很在乎那五分钱的。
我有个舅舅爹死娘嫁，生活无着，十几岁时便背着一小布袋豆面和莜面做成的炒面独自出口外谋生，后来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和武川县找了一份工作，但无奈孩子多，家庭负担重，13年未曾回来看望他姐姐一次，只是刚找到工作时来过一封信，以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走口外”或称“走西口”，这是晋冀陕地区穷苦人数百年来的谋生之道。在此其间，由于有舅舅给打前站，我二哥还投靠去找了个国营马场喂马的营生，结果1962年因国家在困难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被压缩回村，以后各忙各的，再无联系。我在一职难求的无奈之下，想到了母亲常常念叨的舅舅，说他很有文化。我写信，但不知道地址，只凭母亲记忆中的片言只语，给武川县革委会发了一封信，信被转到县电业局，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只是舅舅在回信中悲苦、委屈和惭愧地说，当他看到我去信中有“寻找舅舅下落”的字样，当即泪流满面。其实，舅舅也很不容易，在人生地不熟的口外摸爬滚打几十年，能把自己安顿下来，娶妻生子，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也够费劲了，他能有多少余钱剩米顾及我们?况且无权无势，分属两省区，即使有心也无力。他只给出主意让我“人托人滚动天下”，遗憾的是我知其道理但无法操作，不会、不善“滚动”，总觉得我面前横亘着一堵高不可攀的铜墙铁壁，我面对的似乎是一些铁石心肠、铁面无情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对未来，我仍然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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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刚毕业那阵子我还是保持和延续着学生时代的习惯，走走站站都琢磨和抟弄着代数、平面几何、解析几何、物理学的原理、公式、习题，可在放羊、掏粪、锄田、拉砘等非常传统的简单化现实劳动生活中，这些勾股定理、牛顿定律、形式逻辑、根的公式根本派不上多少用场。我的知识结构需要与时俱进地转型，变成实用型智能结构，应当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比如看到几个生产应用公式，就在场面上测量谷堆周长、高度以推算重量，还推算母猪、大犍牛的体重。我的一拃7寸，从猪肩胛骨到尾骨，用手一拃，便能速算出毛重，不信请过秤，上下也差不了10斤。一块劳动的女社员还让我用公式测算她们的体重。有一次，偶然在村里小学校看到报纸上宣传华罗庚的“优选法”，我便想从中索幽发微，研究应用，但苦于手头无任何资料和可请教的老师，无法入门。又想跟着村里的赤脚医生学习针灸，借来了人家参加雁北地区培训班的资料和一包毫针，晓得中国是针灸的故乡，针灸是中医的精华，公元三世纪时就有了比较系统的针灸理论和成熟手法，但祖国传统中医既需要有较深的古文理论基础知识，更需要有实践条件，我所请教的赤脚医生尚且只能给人开点常用药，怎么能教得了别人?业余自学了一个月，背会几句穴位的口诀，终究是无师难以自通，便自动放弃了。还照着找来的《无机化学简明教程》《流体力学》《苏联物理学习题集》《日本算术题解》《二元一次方程论初步》等书籍中的实验和习题例子，写了几个发明性的思路和想法，寄给报社，结果，石沉大海。
我像没头苍蝇一样瞎碰乱撞，该试的活儿都试过了，都不成，只好尝试着走写稿投稿之路。上高中时，语言老师曾带领我们进村入户，趁黑夜收工之际，采访过一位从小给地主放羊、这会儿在全公社干得呱呱叫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们把左修右改的通讯稿子寄到报社，但都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不过，这使我知道了社会上有一种很实用的职业叫作通讯写作，而且很被各级领导看重。不过，我的生活面狭窄，没有多少素材可写，因而除了通讯报道外，我还学写各种文体。一会儿写“学大寨”报道，一会儿写不合格律的五言、七言等旧体诗;鹦鹉学舌、写不知所云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论文;村里党员或烈士家属去世了，写悼词的任务也落在我的身上;为求得公社武装部长的青睐，在大同跟车跑运输间隙写出拉拉杂杂1万多字的《大队民兵连半年工作总结》;见村里还纠缠着“文革”中派性斗争的恩怨，便写出谁也不得罪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间没有势不两立的利害矛盾》的“急就章”黑板报;在政治运动中更愿意站到“阶级斗争最前沿”，写“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等体会文章。反正是杂七杂八，凡有所感便有见即录，或落笔成文，反正无所不写。
那时候，毛主席讲，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所以，各级对农村党员干部和社员的政治、文化学习抓得很紧，本地的“农民夜校”、“民兵政治夜校”、“优秀农民青年巡回讲用会”和外地的“小靳庄农民赛诗会”等经验层出不穷。然而，尽管上边炒得很热，下边却是“读书无用论”盛行，村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把学习当回事，这便使我有了用武之地。我边学边写，边写边学，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学以致用，倒也觉得生活很充实。特别是在晚上开会时，党支部书记让我给大伙儿念报纸社论，读中央文件，我不会说普通话，但用家乡话念得通顺无卡壳，没有不认识的字，还给干部们纠正“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县上”的阶级斗争等，从而受到众人好评。是政治运动和报纸培养了我，我在运动中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摘抄报纸上的名词概念、优美词汇、名言警句和思想观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克己复礼”，“小不忍则乱大谋”，“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古语，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觉得有些话揭示了人类社会十分隐秘的深层次心理，说得蛮有道理，甚至含有某种朴素辩证法的成分。我感到，不管批判得对与不对，几百年前甚至2400多年前的人类先哲，能说出这样高度概括、精辟整炼的语言，不得不折服。
我一般是在白天边劳动边琢磨，尽量以解手为理由，躲在无人处，将随时随地的思考所得，在随身装着的纸片上笔走龙蛇，记几个代表性字码，酝酿成腹稿，晚上将小纸片上的几个关键词汇连缀成篇，写出草稿，第二天晚上用稿纸誊清，再到村干部家盖上公章，然后等收工后或上工前，坡上沟下来回骑车20里地，送到铁路西面聚乐公社邮电所投寄。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只在信封上注明“稿件”二字即可，发表了也无稿费。尽管都是些轻轻浅浅的闲文淡事小稿件，更无什么灵气、才气，但却是我当时最大的精神寄托，期望靠一枝秃笔来改变自己的苦力生活以至终身命运。我在高中政治课上学过量变到质变规律，用在写作上，我认为写作水平的提高要有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高的过程。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要提高写作水平，首先要做到常思常写，有感即记，万不可脑懒、手懒。写作使我巩固了读报所得的知识，也在黑暗摸索中给了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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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回村，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第一年前半年的业余时间基本上用于复习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时的各门功课，那时想的就是在不知眼下及将来多少年的劳动中，别把这些曾经学过的书本知识给丢掉了，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能用得上。闲时磨刀忙时用，有知识不用是社会的事，自己无法左右;而一旦社会用我时，我却没有真才实学，届时抓瞎，喊爹哭娘也无济于事，弥补无门，那可要遗憾终生。宁教碰了，不让误了;宁教机遇负我，不教我负机遇。何况刚出校门，记忆还没有完全冷却，温故而知新，把原来囫囵吞枣灌下去的粗粝知识再不避繁难地咀嚼一遍，说不定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间断几年后再回炉，那就等于重新开张，难度会大得多。
那时的学生用纸便宜，我到供销社5分钱买一张连史纸，一次买了20张，每张一折为二，二折为四，四折为十六。用切菜刀裁开，撴齐，用母亲针线笸箩里的锥子扎孔，穿纸捻或麻绳装订。如此这般操作，有两张白纸就能钉成一个16开、32个页码的作业本。我一下子分门别类钉了10多个作业本，按着原定计划，学习原理，研读例题，一道一道地做习题，一门一门地过课程。我参考着原来有老师批改痕迹的旧作业本，直尺、三角板、圆规、红蓝铅笔等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习题做得比上学时还认真。钢笔烂了，不舍得买新的，就在小学老师那儿捡个蘸水笔尖，截一节高粱秫秆，往秫秆瓤里一插，便是一支现成的钢笔。笔杆子坏了再换截秫秆，不用吸墨水，不怕丢失，很方便。
我无师自通地在上下工的路上背诵、默记，竟也赢得很充裕的学习时间。数学、物理学、化学，高中的、初中的、小学的，课内的、课外的，分门别类，按部就班，不慌不忙，有紧有松，就像攻克一个个山头，学习的车轮不断往前翻滚。温故可知新，在复习中我体会到，数学是一种逻辑训练，可使人精细、有条理，但数学对人想象能力的提高似乎作用不大。对社会事物的探究，对做人、做事、共处就更爱莫能助了。要立足社会，还需发展文科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同学、同道、同行交流，只能以报纸为师，以过去的语文课本为师，以《毛泽东选集》为师。先硬着头皮照葫芦画瓢，照猫画虎，把每天的感想以日记的形式记下来。但生活教训我，日记决不能写身边的具体纠纷，更不能涉及具体的人，尤其是村干部。要写就写好人好事，凡涉及村干部的事，不好也说好，没贯彻也说成是贯彻，没高潮也在稿件上人为地给它掀起个高潮。稿件写好后，经村主要干部过目盖章后，送公社广播站，投寄雁北报社。
其实，村干部才不认得那些字呢，但他们看了放心，知道不是告状。写表扬性稿件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我竟然越写越顺手，和报纸通讯报道的标题、段落、内容、口味没啥区别，只是换个地名、村名、人名罢了，所以很难发，最多就是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一下，因而水平很难提高。小儿科，豆腐块，即使发了也是小巫，我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于是向诗歌、散文、论文方面发展。山西日报社通联部可能是为一个农村青年孜孜不倦的投稿精神所感动，把我列入联系和培养名单，每半个月给我寄一本简装的《山西日报通讯》内刊，这便成了我与外界也是高层社会文化载体交流的宝贵渠道。
写作给我带来信心。大同矿务局“五九事故”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来处理善后事宜。按照当时的政策，小的抚养成人，老的养老送终。我父亲当时已56岁，还有一定劳力能力，我母亲常年有病，理应都享受国家的抚恤金待遇，但老实的父亲提出补助一个人就行了，怕母亲不久于人世，于是就只写了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以后超过60岁，想再增添母亲的名字，已经时过境迁，于是只好以生活困难的名义，到矿上去申请临时补助。可父亲年老体衰，跑一趟白洞矿很费劲，尤其是从市内到矿区辗转倒车，路过仍在呢喃呜咽着的口泉河畔，面对仍在回响着震天哭声的七峰山，父亲每次都神情恍惚，进了矿上劳保科的门就说不出话来，总是由人家科里的干部先问话。他从不提任何要求，给几个是几个，走时也只是用呆滞的目光看上人家一眼，没有话语。这个时候，我的心情便异常难受。
以后，我便给矿上写信，感谢矿上多年来对殉难职工家属的关怀，我们一家人切身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同时述说家庭如何困难，父母亲的身体如何佝偻多病，羸弱不支，亟需矿上在招工时给予照顾为盼。如帮我解决工作有困难的话，能否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写信如投稿，我字字钩沉，句句推敲，字精意切，入情入理，自感无懈可击，才寄出去。白洞矿劳资科的干部很认真地阅读了我写去的求情求助信，觉得其情感人，其文服人。后来他们见到我父亲时说：“老汉，你的儿子还挺有文化的哩，这样争气的后生在村里也埋没不了。”科长边说边给批了抚恤金外的30元临时补助，半年后再去申请时，劳资科的人仍然很友好，说明我的写作本领已经见到了实效，总算尝到了甜头。
1977年3月21日，《雁北报》终于发表了我一篇题目为《路》的儿歌性小诗：“人间道路有多少，选择道路最重要。青年少年刚上路，认清革命路一条。除掉‘四害’春来早，雷锋同志回来了。跟着雷锋的道路走，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次破天荒的、开辟洪蒙般的发表，兴奋得我手舞足蹈，黑夜连觉都睡不着。这事村里人不说也都知道了。当时农村会多，三天两头地开会学习，人们不听个多，还听个少，总能有所收获，这也培养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我们村里过去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发表文章、诗歌，因而我的发表对村里年轻人们来说，也意味着一种不平凡的冒尖。我的自我感觉特好，总感到这次发表如我每天夜出开会、护秋时随身拿着的手电，对准了目标，照亮了前路。尽管这种小诗小文在全县、全地区根本没人在意，更不当回事，看到的人还以为是一个稚嫩的儿童写的。在全公社也不见得有什么反响，但对我个人来讲，确实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破土和闪光。
7
在学校念书时，我对课本上反映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志士艰苦奋斗的故事特别感兴趣，《董存瑞的故事》《刘胡兰》《黄继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朱德的扁担》《一条军毯》《林祥谦》《关向应》《罗盛教》《狗又咬起来了》《金色的鱼钩》等，十几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我不仅在学校里学，回到家里因母亲同串门人聊天吵得慌，我便独上窑顶，藏在黍穰垛里就着半前晌、半后晌的和煦阳光认真阅读，细细品味，有时因感奋不已，还悄悄落泪。
解放初期，二哥在村里的民校(农民夜校)当教员，我母亲把不用了的民校课本用作夹鞋样、剪窗花的工具。我边玩鞋样边翻书，竟也连认带猜识得几个繁体字。现在还记得从这书上看到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的故事，心中充满了英雄情结。同时，在本村或到村西铁路“半道工区”观看的《地道战》《地雷战》《钢铁战士》等电影，也使我激动不已，回到家里总是兴奋地睡不着觉。《南征北战》有两句台词，印象特深。一句是“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一句是“一定要用我们的双腿，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看完之后，我特想当“铁脚板”、“飞毛腿”。有一次看《英雄儿女》电影，志愿军战士王成敢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形象，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看完电影已是半夜了，我一回家就用作业本纸制作了一面旗子，用毛笔书写“王成排”，作为我的偶像。那年代树起的英雄形象确实管用，革命英雄主义成了我最大的精神动力。我幻想着哪一天也像英雄王成一样“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流”，扑向敌群，同敌人拼到底，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两家营水库工地劳动时，我用随身带的1支钢笔、1丈布票做抵押，换阅外村一名民工带到工地的小说《青春之歌》一个晚上。下午收工后，我翻山越岭回到家里，一晚上不睡觉，把这本书囫囵吞枣看完，还做了几页笔记，“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葫芦架上，给黯旧的窗纸投上斑驳的叶影，”这句话直到现在都牢牢记着。我要做林道静那样的革命者，我浑身上下每每被激动得起鸡皮疙瘩。东方欲晓，我胡乱拨拉几口饭，又骑着自行车飞快跌下梁头，再上另一个梁头，准时出现在水库工地还书。其实，这本小说，我半生中就看过这一次。当时我在课外书上读到方志敏在狱中写的一段话，还郑重其事地抄录在日记本上：“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一切难以忍受的生活，我都忍受下去，这些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用这段铿锵有力的钢铁之言砥砺自己，咬紧牙关，攥紧拳头，逆境求生，绝不向困难低头!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大事迭发的多事之秋。9月10日下午大约4点来钟，我正和一伙社员在东沟生产队的畜圈里出粪，即把一层土、一层粪、层层相间相混的土粪刨松，铲到圈外堆起来。等到冬天用牛车、马车送到地里,用土苫住,来年再摊开，翻耕地时用作底肥。我刚直起腰正拄着铁爪子站在一边歇息，等待其他人铲完再刨，突然听到大队部的大喇叭嗡嗡作响，我以为又是那个电话员老汉通知某个干部来接公社电话，可没料到，里边传来的是低沉回旋的哀乐，接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沉痛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先是一怔，然后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重复大喇叭里的消息。按照当时的习惯性思维，我大脑里时刻紧绷着的阶级斗争的弦，还以为是有内奸、特务、走资派等阶级敌人在广播里造谣惑众。等喇叭里又播送中央治丧委员会名单等消息后，人们才敢相互悄声议论说“是毛主席逝世了”，但话语间仍然怀揣着十八个小心。继之是短暂的沉默，人们只是木然地、心不在焉地刨粪、铲粪。然后又好像是各怀心思地简问、简答，以证实这消息是否确凿。再以后便是长久的如同木偶般的僵硬的劳动动作，直到六点半，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任、队长和我商量收工吧，我点头同意，人们才无精打采地沉默着离开。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扛着铁爪子、铁锹回的家，一回家，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收音机。两年前我曾花24元钱买了台9波段晶体管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电台和大同电台的新闻及歌曲节目，尤其是歌剧《江姐》选段《红梅赞》，《洪湖赤卫队》选段“娘啊，儿死后”那一段捶胸顿足的唱词，每每激励我产生一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急切心情。但是，今天，收音机里却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令人无限悲痛、无限怀念的低沉哀乐。个人的无业处境，党和国家的最大不幸，聚合在一起，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泣血。
母亲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真是比天高，比海深。说她能活到今天，全托毛主席的福。她怕烟熏气打，就在放杂物的西窑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一有头痛脑热便跪在毛主席像前祷告。她17岁时从铁道西面的聚乐村嫁过门，住着一间半崖打窑，穷得丁当响。生下我大哥时，没吃的，一钵碗谷面糊糊在锅里炖来炖去还舍不得喝。我父亲当长工在外，她完全是在生存的极限上度日。她在旧社会先后生育了11个孩子，不幸的是因饥饿和疾病先后夭折了9个。解放后，是毛主席在政治上保佑她不受阶级欺压和剥削。可今天，毛主席不在了，这对她的打击非同一般。不过，她业已受过多次痛失子女的打击，尤其是16年前那次事故带来的中年丧子的重大打击。所以，她听了这个不幸消息后并没有流泪，只是一晚上也没说几句话，躺在炕上睁着两眼不知想什么。木讷的父亲更是呆若木鸡，纵有天大的悲痛，也不知该怎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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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8日，我们全村贫下中农在小学教室里举行完毛主席的追悼会，第二天，我便独自骑自行车南去，上了艾家洼村的火山顶上，遥望远方，无限惆怅，欣然命笔，记下此时此刻类似“登高壮观天地间”那种感受，只是没能准确畅快地表达出来，不过也起了点作用，那就是自此打定了人生继续向前的主意。我袭用当时的口号式语言写道：革命，继续革命，做好眼下的工作，再苦再难，也要坚持学习。
从火山顶下来，回到村里，虽然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分明是经受了一次无人知晓的精神洗礼：勇敢地面对生活，迎接风浪，接受考验，密切关心时事，多方努力，奋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从这时起，我一天只睡四五个钟头，劳动收工后一回家就展纸拿笔，记录生活，给公社广播站写稿子，也给报社投稿。稿子是早晨上工前骑车送到村西的大同县聚乐公社，因为不能去所属的阳高县窑头公社，以免碰上熟人，节外生枝。
1977年10月，我正在县里参加一个部队军官自愿到偏僻小山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讲用会。会议尚未结束，有其他村的干部问我报没报考大学，我一下愣住了，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呢。到县委招待所业务室给村里挂了个电话，村里电话员答复说：公社电话通知各村青年可以自由报名考大学。我这才正儿八经当回事。报还是不报?当村干部还是考大学?当煤矿工人还是考大学?报大学还是报中专?一时拿不定主意。可是时间不等人，就剩下今天一天了，回又回不去，怎么办?
是驴是马，遛遛看。卧薪尝胆近5年，无论如何要试一试，搏一搏，称一称自己究竟够几斤几两，即使考不住也不会失去什么的，借米还能丢了半升?就这样，村里的电话员帮助我填了报名表。没有相片怎么办?现在照相肯定是来不及了。灵机一动，好，让电话员找我母亲把高中毕业证找出来，剥下那张5年前的相片贴到报名表上，再盖上大队同意的公章，我委托村里一个副队长专程送到公社，并代交了5角报名费，算是正式报了名。
这几年的社会磕碰使我养成了多疑的毛病，总怕办事的人有什么疏忽大意之处，于是又不放心地问了公社协助秘书工作的材料员，他肯定地说名已经报了，没问题，你就安心复习去吧，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才跌到肚里。我微妙地感觉到今年与往年的政治气氛是有点不一样，总有一丝什么新的因素在慢慢滋长着。虽然大形势还和过去差不多，但人们议论起报考大学的事情来，分明是一种特别好奇、特别神秘的那种表情，好像在内心里盼望着一种什么奇迹出现。这也就更增加了我对报名每一个环节的神圣感和神秘感，生怕在哪一个细节上出了纰漏而遗恨终生。我越想越深，越想越神，越想越严肃。到会议结束回村时，我已变成一个似乎肩负着重大使命的人，已经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战前状态了。
从县城回村，我一边继续带领社员们劳动，一边思考着考大学的事。可离考试不到20天时间，因怕考不住而丢了村官，我不仅没敢参加在公社农中举办的高考辅导班，而且也不敢耽误一天劳动。我上工时把高中时的数学书掖藏在贴身腰窝里，带领社员割玉米秆，像发了疯似的一言不发，一鼓作气割到地头，把社员们丢得老远，这才从怀中掏出书做上一两道几何题。与此同时，我还利用几个晚上时间，自拟题目，写了6篇作文。在村西聚乐公社教书的一位民办老师来我村走亲戚，顺便到我家里看看，发现我还在一天工不误地劳动，手头也只有自己上高中时的课本，便对我失去了信心，认为纯粹是去撞运气。但我心里有数，我不能孤注一掷，单打一。前景未明，我仍然需要多头努力，考大学、当好村干部、将来当工人、当个公社借调干部什么的，几件事、几方面努力要并行不悖，齐头并进，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能死心塌地地只顾一头，我现在已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非辛苦点，我要走适合自身情况的复习应考之路。
临考前5天，听说周围村不少青年社员、青年干部为了应考，已坐下来复习半个月了，我便壮着胆子去公社请假。公社书记很理解我，看样子也很同情我，他嘱咐我“赶快回村复习去吧，说不定还能考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点点头，便离开书记温暖如春的办公室。出门后忽然灵机一动，尽管书记说的是礼节性的祝愿话，可考不住又如何面见书记、面见江东父老呢?还是做好两套准备吧，考不住大学就退而求其次，当煤矿工人。于是我穿着积了不少油渍和秽物的羊皮褂，顺便去离公社只有六七里路的另一个村，找公社另一位负责干部谈谈自己想当煤矿工人的想法，顺便打探点消息。这位负责人心直口快，一听我的意思便硬邦邦地回击一句说：“你又想考大学，又想当工人，还想干啥?”一句话噎得我再不敢多言了。
碰了一鼻子灰后不说，我闷闷地走出村外，忽然发现裤兜里塞着的那个精心备考的本子不见了!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鸡飞蛋打一场空。可事有凑巧，正被一位曾在我家吃过一顿饭因而感谢的公社材料员捡到，一看本子上面的字迹，认定是我。当我原路返回寻寻觅觅时，他笑着说，他在街门外旋风卷着的柴草里，发现一个作业本，于是就顺手捡起来。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的话，我这一生的历史恐怕还得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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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是请假，可农田基本建设工地的安全问题，我还得去盯着，晚上党员干部开会也得参加，因为这是一种惯性，这样一来，就显得生活不反常。因为我和大家天天在一块儿，不能一下子两离两分。尤其是安全问题，就在这年正月就发生过一件险些造成20多条鲜活生命被活埋的事故。这项工程当然是我负责的，我每天领着青年男女在崖头洞内掏湿土垫河滩地，不懂得留土柱子，洞内小车出进，像个厅堂。初春大地苏醒，第二天大伙儿去工地一看，整个工地塌方，所有的小车铁锹都被覆压在内。真若出事，我不死也难辞其咎。再说，我也得留条后路，考不上大学，还得继续当村干部呀。所以，请假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村主任的岗位，一天也没有脱离劳动。更何况，参加过解放太原攻城战斗的一位驻村下乡干部，对我盯得特别紧，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到我街门上喊叫起床，带社员出早工。他的理由是，支部书记年岁大了，你得多操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我报考大学，认为年轻干部思想不纯，不是一心为公，而是想离开农村。我所以不脱离劳动，其实更大程度上是顾忌这位下乡干部，生怕他回公社给说坏话。因而只有以灵活机动的学习战术对待应考。
在考前一天早晨上随士营火车站的路上，还在背诵化学元素周期表，特别是氯钠等元素的电子层分布。没承想，这道题还真的猜中了。但整体来讲，数理化最不尽人意。数学题，上坡速度30公里，下坡速度60公里，我却求不来平均速度。化解有三次方代数、对数的分子式和求定义域、证明恒等式，觉得难度很大。至于微积分参考题，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物理学的匀强磁场、电源的电动势和内电阻，化学的克当量浓度、制取聚氯乙烯反应的各步化学方程式等试题，当时学得浅，考试时如入五里云雾之中。历史题“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连蒙带猜，也还感觉行。政治题答得较满意，如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大寨的根本经验、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重大意义，没有卡壳，都是平时看报纸比较熟悉的。政治题最拿分的“如何正确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论述起来也觉得不难，可能正是经常投稿磨炼起了作用。语文题中用比喻、反问的修辞手法造句、语法、文言文翻译等基本上能应对自如。独占70分的作文题最满意，我摒弃比较宽泛的“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只选“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这是说理加感情发泄，最适合我发挥。我身在社会最底层，过去是推荐上大学，我根本不敢想，现在国家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即使考不住，我也服气!我还可以在“学大寨”战场上大显身手啊。我写的都是心里话，咋想咋写，几乎一气呵成，痛快淋漓。铃声响了，我的作文也收尾了，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回村继续劳动，也不想考住考不住的事。
这一段可苦了本来多病缠身的67岁的母亲，她已是气息奄奄，生命垂危，装老衣服都窝在炕头上暖好了，并且嘱咐我们爷俩，看没气了很快穿，身体僵硬就套不上去了。我含泪在炕上解开母亲又臭又长的裹脚带，在红瓦盆里倒上温水，给她搓小脚。她当然是替我着急。但不说，硬是憋着，因怕勤解手麻烦别人，而喝水少，尿不出很痛苦。父亲已明显衰老，每天只能用又黑又脏的手给母亲凑合着做点饭，此外一筹莫展。这天半夜，我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抄近道，越过村东深沟，上梁头，跌长坡，到公社请医生。我是22岁的壮年，什么都不怕，虽然过深沟时听到一点声音，后脑顿时发麻。但一直往前走，步子也不敢慌乱，更不敢回头看。稍微定神细听，那是冰层下面流水的声音，也就不多想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请到医生，把母亲的病治好。母亲是我的天，我不能没有妈。我为母亲能早日康复，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即便碰着“怕怕”(狼)，也要跟它搏斗，请它让路。这也许是“人有十年旺，鬼神不敢谤”。赶到公社卫生院内，天还不亮，只能找个地方等着。一位好心大夫本来要参加上午的整党会议，但看到我急切的心情，特意请假。他骑车走纳兰山下的大路，我小跑着翻山越岭，原路返回。他进家门后就给我母亲导尿，又留下利尿片，救了母亲一命。
一个月后公社通知我预选了，是全公社唯一，改日到县里体检。谁知这更增加了母亲的心理负担。我到县教育局问询哪个学校报的人少，人家说，农学院，那好，我就选农学院。我没有任何挑三拣四的本钱，我就是为了“脱农皮”，改变身份。体检时，也是提心吊胆，心脏检查有点问题，几名医生看看我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样子，咬了一阵耳朵，告我说没事的。耳朵却有问题，体检表上体现了，是耳耵聍，原来是这几年的劳动臭汗和耳内分泌物凝结成的硬块。又过了一个月，高考通知书出其不意地下来了，我在大队部接到电话，回家蹬上自行车，下大南坡连闸皮都不捏，也不怕一头栽进路旁的深沟，一口气骑到公社院内，在信用社找到邮递员，接过通知书，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大队部，因为众人都在等着呢。大家说，我看看，我看看，看着看着就不见了。我只好到代销点买了烟糖，犒劳大家伙儿一番，才将通知书从藏匿者手中赎出拿回给父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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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晚上，父亲仍然麻木无语，只是用黑手做着饭。久病且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母亲竟奇迹般地精神了起来，她沉思良久，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南天门开了”。
说来也神，母亲的病竟一天天好起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盘算着给我打点行装。她踮着小脚，老眼昏花，摸索着到山下随士营村供销社买了块布，让本村裁缝给我做了一身学生蓝制服，使我从此改变了五年来在“雨浇汗臭风刮脸，饭罐腰身尽是泥”的劳动中无暇顾及不修边幅的形象，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街头。虽然仍然十分寒碜土气，但也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包装了。
1978年3月18日，我背负行囊，步行十几里上聚乐堡车站，踏上千里南去的列车，走进山西农学院的神圣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