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老校区坐落于古城西安西南城角，就是护城河由东到西再向北拐弯的地方。
我于1981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五届大学生。经过了77级以来的几届高考招生，对于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来说，如何报考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按说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但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成绩这个决定因素外，好像并没有多少个人的未来规划参与其中。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陕北老家，父亲做主说，女娃娃家的，不要走太远，西安就最好。西北大学中文系在陕西是拔头筹的，我的成绩又刚好够上了分数线，很顺利就被录取了。从榆林到西安，长途客车摇晃了两天，晕得要死要活，迷迷瞪瞪地被高年级学长接进了西北大学的校门。
那是一个多雨的秋天，开学一个多月了，阴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加上极度地想家，给父亲写信说，西安哪有你说的那么好，连太阳都没有，写着写着禁不住要哭。太阳终究还是出来了，西北大学的新鲜姿容和迷人风物展露眼前，吸引我去亲近她融入她。大学生活日日变得紧张有序和丰富美好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我离开了家，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掰着手指头期待着寒暑假。那时候不知道上大学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大学正在为我寻找一个新的家，一个独立自主的家，一个依托终生的家。
40多年过去了，我由一个西大的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入职当老师，直至今天变成学生眼里的老教授，西北大学120年的历史，晚近的这40年，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西大是我的母校，而每每校友们弟子们归来，我又代表着他们的母校，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西大，不可能不偏心不护短。记得2018年西北大学建校116周年庆典大会上，大学兄贾平凹有一段著名的发言，他说：“在我心中，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擀面擀得最好吃的，我的母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这话说得很入心啊，不单因为是小说家会说话，更因为那是一种血缘亲情的触动，懂得感恩母爱的人一下子就意会和共鸣了这样的表达。无需过多解读，学子与母校之间，有这“一颗心”就足够。
西北大学校史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写起，光绪帝朱批开办陕西大学堂，成为西北大学创建的标志，也是高等教育在陕西乃至西北的发轫。其后几度沉寂，又几度兴起，终于在1939年以国立西北大学统冠陕、京两源，发展至今。中国高等教育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景深中走来，西北大学与百年社会动荡同波共振，有过领航西北的威名和荣耀，却也经历了更多的坎坷磨难。儿或不嫌母丑，却并不等于着我们会遮蔽历史的误区，掩饰时代的伤痕，高教历史恰是被身处高校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不断检视和省思着。我常想，西北大学正如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们来说，那久远的历史积淀和艰苦岁月中的人文坚守，或许还带着隐隐伤痛与悲情，却是一份更值得后代珍藏的宝贵财富。
因筹备120周年校庆的需要，我参与了文学院中文学科史的撰写工作，分给我执笔的历史时段是1949年至1977年，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实我自己也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段校史，但不能推辞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我已是目前在职教师中年龄离这段历史最近的人了。一切从头开始，翻阅资料，走访前辈老师，用了做学问的功夫。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学校颁发了《国立西北大学暂行组织规程草案》，重新规定校名为“国立西北大学”，1951年12月教育部通知，重新修正校名“西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自抗战时期高校西迁之后，新中国的西大又经历了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和1992年开始的高校合并，现代大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每一步，都在西北大学校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努力在1949至1977年的校史中寻找中文学科的发展脉络，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起步阶段应对高校各专业多次进行的分合拆制，愈来愈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在不断地干扰着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转，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随着政策的起伏变化而呈现出时断时续的轨迹，尤其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正常教学科研秩序遭到破坏，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这就更需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区间里寻幽探胜、披沙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