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听到一首悲伤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歌词哀痛抑郁，曲调凄清悲凉，几十年后让人听了，也禁不住要掉下伤心的眼泪，尤其我们是炎黄子孙，更切身的是我的家乡那时就在辽宁，因为“九一八”事变，我的先人才离开了辽宁，到了黑龙江，在这里有了我的父辈。
我来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已经是七十多年以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二十二时二十分左右，日本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七点五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二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O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其实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一九O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一九二七年六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可惜的是国民政府奉行的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不抵抗主义，东北的长官张学良又是个只知盲从的浑人，坐镇沈阳的指挥官王以哲、荣臻经受了连年的军阀混战，神经麻木了，也没有把这次事变看得太过严重，就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五百多人的日军击溃。日军在占领沈阳之后不久，又相继占据了辽、吉、黑、热河四省，东北地区从此被日寇的铁蹄蹂躏了十四年之久。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耻辱，一九九一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在大东区望花南街“柳条湖事件”发生地南二百米建起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挥笔写下了“勿忘‘九.一八’”的题词。一九九七年开始扩建，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新馆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博物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占地面积三万一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二千六百平方米，展览面积九千一百八十平方米。由九一八事变残历碑、警世钟亭、主馆、胜利纪念碑等构成独具风格的建筑群体。馆内陈列展线五百一时米，展出珍贵历史照片八百多幅，文物资料五百多件，大小场景十九个，是一部全面反映东北人民惨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继而奋起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画卷，并配备有分区广播、电子阅览室、多媒体电脑系统及国际互联网等高科技设施，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
警世钟是由沈阳东融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捐助，铭文中有的字句，有些不妥，如“落后就要挨打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不符合历史，不用说历史的改朝换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中国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是落后的装备战胜先进的技术装备，就是仅以“九一八”事变而言，日军各个方面就都不占优势的，从武器上、人数上、补给上，东北军都是优势而日军却是劣势，东北兵工厂损失的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用这些装备部队作战，不应是落后吧?所以最需要反思的不应是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与否问题，而是人的思想问题。“科学技术”是否为第一生产力且不去说，但它肯定不是第一战斗力，我们挨打，只是因为我们怕打、甘于挨打，而与落后无关，战国时渑池会上，弱小的赵国、文弱的蔺相如，使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凭的就是一股毫无畏惧的斗志。二战之后，美国可谓强大无比，它只在越南战争上认了输，决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对方的斗志旺盛。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小小的促织能战胜大公鸡，也不是因为它的爪牙之利，而是它的顽强它的勇猛。
有“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就是九一八后，日本在爆破地点旁立木制标牌，书“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一九三八年又在此处重建炸弹尾翼形水泥碑，此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基座成梯形，碑身为方锥形，与碑座衔接处为正方形(边长四十五厘米)，碑顶为炸弹尾翼形(高一百四十厘米)，三翼间距为七十六厘米，埋深为二百六十厘米(俗称“炸弹碑”)。这块碑既无碑志，也无铭文，碑身高七米，下面梯形基座，上书“爆破地点。”
有“奉天忠灵祠”石碑，奉天忠灵祠系日本靖国神社分社(原址位于沈阳中华路附近)，埋葬着日军自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战死者遗骨，供所谓祭奠，此碑原立于忠灵祠，碑文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撰写，现既成为侵略者可耻下场之记载，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实证。
纪念碑从平面上看其形状是一幅巨大的东北地图，前方有一几何形的广场，底座四周为不规则的绿色草坪所围绕，整个建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在纪念碑右面镌刻着“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十三秋分”等字，左面刻着事变发生的记事：“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建筑风格独特，既有现代化特点，又不失民族风格。台历上“弹痕”累累，历史仿佛凝固在这个日子，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痛的日子。
守土有责的中国军队在自己拥有主权的国土上与外国军队讲理，本身就是荒谬的，而全面撤退更是不可思议，蒋介石也好，张学良也好，荣臻也好，他们全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无论有什么理由，一个都不能原谅。
院内还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刻系创作的两件雕刻作品，一为《国难》：雕塑藉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失守，山河破碎，东北锦绣河山惨遭日寇蹂躏，生灵涂炭，黑土地区在流血呻吟。雕塑用四十六吨青铜浇铸，国难之耻，永世铭记。
另一件《奋起》雕塑总体表现中华民族抗争、昂扬、胜利的精神，四个部分分别再现了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英勇杀敌，爱国学生走出书斋，点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燎原之火;亿万军民用血肉垒起新的长城，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场面。
在陈列馆的后院，展示有当年的机枪、大炮、坦克，让人们想起硝烟弥漫的岁月。
并有两个与战争无关的文物，是二OOO年八月沈阳啤酒厂捐赠的，一九三五年满洲麦酒株式会社在沈阳铁西区成立，就是现在盛产雪花啤酒的沈阳啤酒厂之前身。
捐赠的是两口锅，糖化锅外径三点六米，煮沸锅外径四点三米，两口锅高都是四点七米，制作材料紫铜，使用年限六十五年。
日本到中国建立企业，并不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经济，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日本不占领东北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庞大的战争机器是运转不起来的，因而战争是一步步推进的，日本也是在中国的国土上汲取了足够的给养，才能够养活战争。中国的错误，是在起初放弃了战争的主动权，“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那时我们并不弱，日军并不强，九一八事变，我们不仅“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更可怕的是丧失了胜利的决心，才导致了十四年的奴役之苦。
九一八事变，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那么最需要振兴的是自强不息之精神，只要民族有了自立自强的信念，“兵胜于朝廷”，那么其他的发展就都不在话下了。否则即使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经济生产极大富足，也只是个不堪一击的软骨巨人。
我没有进入博物馆内部参观，那些历史事实大多已经了解到耳熟能详，那些经验教训大多已经熏陶得倒背如流，我只是自己在面对历史沉思，想起《六韬》中“守土”一章：
周文王问姜太公说：守土奈何?太公回答：不可疏远亲族，不可怠慢民众，安抚左右近邻，控制天下四方。不要把国家的名义交别人行使。把国家名义给了别人，也就失去了执掌国家的权威。不要挖掘沟壑去堆积土丘，不要舍弃根本去追逐枝节。太阳正当午，要抓紧时间曝晒;拿起刀子，要抓紧时间宰割，执有斧钺，要抓紧时间征伐。正午阳光充足时不曝晒就会丧失时机。拿起刀子不宰割，也会丧失时机。手执斧钺不杀敌，敌人就会乘虚而至。涓涓细流不堵塞，将会汇成滔滔江河。微弱的火星不扑救，将会酿成熊熊烈火而无可奈何?刚萌芽的两片嫩叶不摘除，最终就不得不用斧子去砍伐。所以人君必须努力使国家变得富足。不富足就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疏远自己的宗亲就会受害，失去自己的民众就会失败。不要把统御国家的权力交给别人。统治权交给别人，就会被人所害而不得善终。
文王又问：何谓仁义?姜太公回答：尊重自己的民众，团结自己的宗亲。尊重民众就会和睦，团结宗亲就会欢喜，这就是仁义之准则。不要让人篡夺你的权威。要根据自己的明察顺应常理去处理事务。“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可是古人传下了这么好的办法，国民政府或张学良都没有采用，以致日寇猖獗，养虎成患。
好在后来的朝鲜战争、珍宝岛战争，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我们处理得非常得体，做到了“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的“兵胜之术”，没有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