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时候，我深信我能够“解放全人类”。二十七岁的时候，有一点不相信了，但是还相信“解放全人类”至少是一个豪言壮语，是一个宏大理想，是美好的理想主义。三十五岁的时候，心里空了，找不到着落了。四十五岁左右，逐渐踏实下来，以检讨自己为主，温和地否定了“解放全人类”。清楚地知道它仅仅是一个口号。
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结果来检视自己，感觉就是：自己渺小如尘屑，无力有益于家国，但是个人却在进步。为此，我也感到高兴。人的进步与年龄并不成正比，却往往相反，中年懒惰、中年堕落、中年放弃、中年油滑，实在是太容易了。人到中年，如果还没有懂事，就应该算是退步。民间有“老小老小”这一说，即人老了就会变得像小孩子，意思是要我们学会体谅和迁就老人，因为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小。我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年纪是否算老，但是我自己都觉察到自己在变小，小到乐于去争取微不足道的进步。就像我的孩子，在门后的白墙上，划了自己的身高，过一段时间，再去偷偷划一划和比一比，哪怕长高了一点点，都是要笑起来的。中年以后，我是如此地渴望懂事。
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懂事不懂事，我的目的，还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思想家。尽管我个人，在任何选择时候，都会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懂事者。然而，同时我也已然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情形里，“真正”与“伪真正”，是无法准确衡量的，甚至也不都是可以被历史证明的。甘地在印度，就成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圣雄甘地，其影响力之大，震惊世界。而中国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许行，早在战国时期就率领他的学生，穿粗布衣服，打草鞋，织草席，简单生活，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呼吁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其行为方式与甘地的苦行何其相似，有谁记得他?即便在大学学习历史和文学，读过诸子百家，大约也就记住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而已。就连著名学者梁启超，对于许行的理解，也不过就是“愤世”二字。实质上，对于许行，怎么就可以这样大而化之地概括呢?革命才是愤世的，苦行则是以克己、容忍、宽厚，来修身醒世的。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中国的历史也太正统了，遗漏与遗忘，误读与误解，倒成了学术上的正常了。历史记得谁?历史又可以证明什么呢?
既然明白了，既然自己做着自己命中注定的事情，哪里还要去社会上或者历史上讨一个什么“真正”与否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也是民间关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思想，有着真正的睿智豁达。中国的哲学智慧，总是更多地体现在民间，没有哲学家，只有中药铺子的老中医，自然活泼的小和尚，深夜缝纳的老奶奶，资历深厚的樵夫，间或也有待嫁的新娘。可喜的是，当代概念是以地球为一个村落的，我们还可以寻找到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和思想哲学，亦还是有许多智者，坚持关注人和现实，与中国民间智多星们的思想异曲同工，都是希望把纯粹理性中的美德转化成为实践理性中的善良，而非邪恶。如此，任山高水低，月落参横，潮起潮落，我也不再会有古人陶渊明的“但恨多谬误”了。
大约有十年了，我不开自己的作品讨论会，不请国内外著名人物给我作序或写书评，也不再应邀上电视做自己的专题。这些做法最初的心态，也许兼有各种的使气与愤然。到后来，特别是近五年，便都不再是使气与愤然了。因为我逐渐了解了自己。我就是一个不善于与人群紧密相处的人。我天生就不具备兼济天下的豪情，陶然中意的只是独善其身。我是一个偏僻的乡村，连木栅栏和野玫瑰都没有的乡村，唯独拥有宁静，是那种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宁静。
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懂事不懂事，原来还是说的我自己。
我总在守候，总想我人生的春季能够到来。春竟然是那样的种大方，清亮，顺畅，和煦和健康，无论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就跟没有发生一样，还是该做什么就做着什么。与世界相看越久，心里也就越是熟悉和平和，即便地球的毁灭就在眼前，也是一样的泰然。什么叫做活得体面?我以为，这就叫做活得体面。什么叫做死得髙贵?我以为，这就叫做死得高贵。
回头看了看已经过去了的半辈子，我产生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我得爱自己。我渴望懂得怎么才是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