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提起杜牧，难免想起这两句，继而想起扬州，想起珠帘翠幕，想起婷婷袅袅，好像杜牧是扬州人一样。实际上，杜牧是生于长安、逝于长安的。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杜牧不无骄傲地形容自己的家。的确，“长安韦杜，去天尺五”，杜氏既是炙手可热的宰相门庭，又是书香蕴藉的世家大族。展开地图，杜家所在的安仁坊，正在长安城的圆心上。
圆心上生长的杜牧，年仅二十三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他津津有味地想象早已不存在的秦宫，如何美丽，如何奢靡，然后用“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八字，韵律铿锵地扫去满纸香雾。这时，他的观点才水落石出：“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他显然深受儒家影响，认为为政的基础在于仁者爱人。
井上靖的小说《孔子》中说，所谓仁，就是“二人相遇，互相便有体谅”。体谅就需共情，共情便会生出平等与善意……这份“仁”的情怀，沁润着杜牧的诗心。同时，命运似乎也始终回馈他以温柔和仁慈。
二十六岁，这位兼具才华与高贵出身的年轻人毫无悬念地进士及第，继而成为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二十七岁，他离开长安，做沈传师的江西团练府巡官，三十一岁，又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来到扬州。
我曾专门在烟花三月去扬州。夕阳之中，柳丝如浪，波光如金，在瘦西湖上泛舟。摇橹的扬州小妹，清唱一首小调，喉清嗓嫩，真让人魂醉魄飞。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黄昏之后，春夜微冷，游人散尽，我专门等那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新月渐升，江南春色与我，皆消融模糊在月色里。立在桥上往湖心看，果真是“波心荡、冷月无声”。
杜牧出身名门，又在书卷中长大，人格中兼具了俊爽与仁雅，显化成诗句，便有种月光般的清绮美丽。姜夔喜欢杜牧，赞叹“杜郎俊赏”，他的词里也有杜牧式的月光，但洁净太过，有些造作了。
杜牧在扬州遇见乐伎，称赞她“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离开她时，他写道：“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他对喜欢的歌姬舞女的态度就是如此：极力赞美，动情离别。
后来他回到长安，又移务洛阳，在洛阳重逢当年在沈传师幕中认识的乐伎张好好，给她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诗中照旧极力赞美这位乐伎的容貌、气质、歌喉，回忆他们“三日已为疏”的亲密，然后叙述她的经历：因为太美丽、太有音乐才华，她被沈家带到宣城，煊煊赫赫地被纳为妾室，却不知怎么的，两年后就沦落到洛阳，当垆卖酒。
具体的原因杜牧没有说，反正在权贵手中，乐伎的命运本就如浮萍。流落卖酒的张好好反倒关心杜牧，“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两人哭了一场，杜牧在晚暮凉风里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手卷后来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出宫，现藏在故宫博物院。
杜牧还有一首记叙女性的长诗，《杜秋娘诗》。这位杜秋娘的命运更是奇幻，年轻时美貌多才，爱唱《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但少年时再惜取，少年时也会过去。杜秋娘先为李琦妾，李琦叛变失败后，她又被唐宪宗纳入宫中，成为秋妃。唐穆宗即位后，又命她抚养皇子。富贵至极时，皇子忽然被废，她也被逐回金陵故乡。杜牧在金陵遇见她时，她已是皤然老妪，竟落到“寒衣一疋素，夜借邻人机”的地步。
杜牧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可理喻：“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然后由此发出一系列“什么是天地、什么是我”的哲学思考。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
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
他想不通，只得说：“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承认了自己对天、地、人，和对命运的无知。当然，谁不无知?
《唐书·杜牧传》写杜牧生平，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他洞察时弊，敢于直言，二是他在两次大的战争前给李德裕提出军事建议，李德裕采纳后，结果都如杜牧之策。
热爱兵书的杜牧似乎颇具政治、军事才能，相较之下，他一生的仕途就十分平淡。而和杜牧一起成长的堂兄杜悰，却出将入相，官至兵部尚书。《唐书》于是这样评价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简单说就是脾气大、率真、任性)，所以“时无右援”，仕途困顿，内心“颇怏怏不平”。
但从杜牧月光般的诗文中，似乎很难找到怏怏不平的影子。在项羽自刎的乌江畔，他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衰飒的深秋山中，他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的轻快俊雅，几乎不属于日薄西山的晚唐。
他更像一个敏感多情、天真任性的游戏者，来世间体验一番。“甘露之变”那样的政治灾难，没有波及他;祖辈、兄长的官场荣耀，也没有属于他。他度过了审美的、具有人情味的一生，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个感情甚笃的弟弟。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纸上写了八个字：皎皎白驹，在彼空谷。醒来后，他计算了星相，觉得是自己要死了。于是他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中，他照例先叙述了自己在尘世的平凡官职，然后说自己生平爱读书，写文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注释过《孙子》一书(对这次注书，他还是很满意的，认为自己通达了人世的规律)。接着他详述了自己死亡的预兆，再谈了谈自己的妻子儿女，最后结尾：
“后魏太尉颙，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尔小子，亦克厥终，安于尔宫。”
从封候拜爵的先人到我，已经九世，都葬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我这个小子，竟然也安稳地走完了人生，可以安心地进入先人的坟茔。
写完自己的墓志铭，他把自己的诗文手稿都烧了，然后告别了人世。真像一匹空谷白驹。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数次路过樊川公园。杜牧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樊川别墅度过，因此他的文集名为《樊川文集》。冬天的樊川公园是干草的黄色调，但奇怪，并不显得萧条。潏河依依，两岸枯草蓬蓬，阳光像黄玉，又像浓稠的蜂蜜，小孩们在其中跑来跑去。春天时再路过，在廊桥上一望，潏河都被两岸蓬勃的绿色淹没了，处处都是鸟鸣。
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我又去了杜牧墓志铭里自述的“少陵司马村先茔”。什么也没有，荒草碧色，其间只有政府立的一块碑而已。附近却有一群人，供着一张不怎么好看的、过于清瘦的杜牧画像，正在焚香设果地祷拜。村里为这事，还开了办红白喜事时才开的以长安臊子面为主食的筵席。
这景况有点喜感，也有点伤感。恰好前两天因公事遇见长安区田野文物保护所的副所长，他笑着说：“古墓以保护为主，所以实际上的杜牧墓址，虽然知道在附近，但是也很难确指。”又说：“咳!自从立了那碑，每年倒有十几个舆情要处理，都要求修葺杜牧墓。财政又紧张，哈哈。”他摸着头又笑了。我也不禁笑了。还有许多人记着“二十四桥明月夜”，记着杜牧呢!那就很好了。我仿佛看见一匹月光般的白驹，正跃过诗歌永恒的青色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