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东南亚”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几百年来引起了人们无数的遐想。在中国， 甚至在东南亚，相关的小说、演义、故事和传说层出不穷。1940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刻画摩登爱情的作家，居然曾经想写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小说。
实际上，所谓南洋，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这个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和目的地之一，几乎从张爱玲开始创作小说之际，便如山顶的白雾，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1961年，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宋淇、邝文美伉俪说，“我想去东南亚”。但张爱玲终究没有去东南亚。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去过东南亚，或者是“东南亚”这个名称出现之前的南洋。终其一生，张爱玲从没有到过南洋;可是，在她的笔下，南洋随时随处可见，有时南洋人物(华侨)还是其中的主角。身在上海的张爱玲，究竟是为什么向往南洋，又是如何想象南洋、叙说南洋的呢?
“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
1961年，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邝文美说，她想去东南亚看看。这封写于 1961 年 9 月 12日的信上写道：“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是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 Stephen当面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Stephen就是邝文美的先生宋淇。宋淇夫妇是张爱玲下半生最亲密的好友，这从她的遗嘱中便可得知。
1992 年 2 月 14 日，张爱玲在遗嘱中说：“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
那么，张爱玲准备写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张爱玲想写而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补充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从宋以朗介绍的其他张爱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郑和下西洋，几乎没有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郑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 Aroma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 直译过来就是“香港”，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这是 1961 年，这一年张爱玲提到了东南亚。十年之后的 1971 年，张爱玲和水晶见面时又谈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询问各种有趣 的当地风俗，这说明她对南洋和东南亚一直保持着兴趣。水晶回忆道：“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为知道我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俗，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longhouse)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矢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Kampong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
其实，早在 1950 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1955年，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所谓东南亚的读者，指的当然是可以阅读中文的华人华侨;可见，张爱玲在创作时，对于南洋华侨这群读者的兴趣非常关注。
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她放弃了这篇小说。到过香港和台湾的张爱玲终究没有机会前去东南亚看看，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她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
“一个‘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个字”
这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场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娇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这部小说中，华侨女生王娇蕊是红玫瑰，她皮肤黝黑，身材起伏，敢爱敢恨，不久便和前来租房的振保陷入热恋。最终，振保退却了。振保最终选择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也就是白玫瑰，她“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结婚后渐渐“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吊诡的是，振保万万没有想到，乏味的妻子却与裁缝有私。
虽然是小说，可是，当水晶夜访张爱玲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二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说过。”张爱玲又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就全记住了。写出来后他也看见的，大概很气——只能怪他自己讲。”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与中国传统女性相比，来自南洋的华侨女性受到了东南亚传统的影响，即东南亚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承担着重要乃至突出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权利。而传统中国的女性却深深地笼罩在父权的桐油大伞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阳光下的投影。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她曾经反抗过一事无成沉醉于鸦片的父亲，投奔到同样反抗父权制度的母亲那里;可是她又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母爱而焦虑和抱怨。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当年香港跑马地墓园柴扉式的大门口就挂着一副绿泥黄木的对联，上面写着“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这副对联就是张爱玲所谓的华侨口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没有北京，也就是脱离了中心的管辖;没有传统，也就是不曾受到礼教的浸润;没有跳舞，也就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的诱惑，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带着审视边缘的口吻。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华侨”，背井离乡，抛家弃子，离开了父母之邦，乘船历经海上的风浪，辗转抵达被海洋包围的东南亚。这些华侨是作为大中华边缘的他者出现，是作为“我们”的对照而展现。正如《倾城之恋》的主角，来自马来亚的华侨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地中国化起来。”这样，华侨和“真正的中国人”是分割并立的，是他者。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华侨”这个称谓反复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现，如以下的一段对话：
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们华侨——”才说了一半，被娇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士洪继续说下去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虽是戏言， 何尝不是大众的印象呢?从外形上看，华侨又瘦又黑，如张爱玲所言，比中国人黑，比印度人瘦，而华侨女性则身材玲珑，嘴唇饱满，充满了和传统中国审美大不一样的性感和肉欲;从物质上看，华侨很有钱，正如俗语所说：南洋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无论是范柳原还是其他侨商，都是“星洲富豪”;从文化和教育上看，华侨没有文化，言辞带有“华侨口吻”;从男女关系上看，华侨比较随意，所以才有红玫瑰的两次与租客有私情，而“马来亚男孩子最坏了，都会嫖”。
无独有偶，张爱玲的南洋，和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吻合的。丁玲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男主人公凌吉士，就是“一个十足的南洋人”，有个做橡胶生意的父亲。钱锺书的《围城》开头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欧洲学医回来的混血儿鲍小姐。鲍小姐皮肤“暗而不黑”，“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这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红玫瑰。同样留学归国的苏小姐却似白玫瑰，她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白皙、单薄、瘦削、硬线条，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振保的妻子孟烟鹂吗?
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笔，刀锋锐利，入肉不知，而后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刺痛，痛彻心扉，却叫不出声来。钱锺书写鲍小姐的混血出身，其实就是张爱玲的“他们华侨”的隐喻：混血的结果便是“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他俩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华侨女生学医的背景，更加令人推测，这究竟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两位不露痕迹的嘲讽?
另一方面，艳羡与嘲讽同在。华侨是新兴产业的象征，是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和跨地区商业在上海的展现。提到南洋和华侨，人们不由地带着一两丝若有若无的妒忌和艳羡。
“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
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对文化他者——“他们华侨”——作的注解;不过，此处的范柳原还象征了华侨的另一个呈现，那就是新兴的海外商机及其带来的财富。
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西亚等处”。不仅在南洋的产业和生意代表着财富，连和南洋的商业联系，也是上海(也就是近代中国)财富的来源，所以红玫瑰的丈夫王士洪就跟前来租房的老同学振保说：“前些时没来得及同你说，明儿我就要出门了，有点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这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中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曾经感叹，生活并不拮据的她，却时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对姑姑说：“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她的侨生同学，包括茹璧，她“是汪精卫的侄女”，当然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张爱玲回忆道：“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她又回忆道：“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华侨同学的富裕，使得端着墨水瓶去上课的张爱玲感到自己的相对贫困，带着一丝妒忌的尴尬从那时起就在她过于敏感的内心深处播种发芽，多少年后都没有消逝。
张爱玲塑造的南洋和华侨可以概括为上述方式，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似风流成性的娇蕊，带着孩子去看牙医，在公交车上和振保偶遇，面对振保冷笑和讽刺“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她并不生气，反而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呢?自然是爱。红玫瑰这段话揭示了她成长后对于男女关系本质的把握，令人心酸和感动。而华侨女生如苏雷珈在香港战火中的表现和成长，也令张爱玲感佩。“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笑。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可是，在日军的炸弹下，“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她和男护士“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同样，马来亚的自然，一方面象征着野蛮与落后;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渴望的自然与纯朴。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流苏说：
“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问：“做什么?”范柳原道：“回到自然;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马来亚，马来亚的森林，无疑代表着南洋那种原始自然的状态，没有像范柳原装的假，也没有流苏和她周围家人的耍心眼。
“二婶坐着难民船到印度去了”
张爱玲关于南洋的书写，既有她本人的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她本人的观念;而张爱玲书写的南洋和南洋人物的巨大生命力，更加反映了张记南洋印象广泛的社会基础，令人不得不琢磨其知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背景。张爱玲前半生最亲密的好友炎樱就是斯里兰卡和天津的混血儿，是其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她或许带给了张爱玲一些间接的热带知识。香港大学侨生则是张爱玲南洋构建的一个直接来源，而直接能向张爱玲分享南洋印象的无疑是她的母亲黄素琼，张爱玲则称她为“二婶”，因为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为二叔、二婶。
黄素琼后来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着小脚，抛夫别子，陪着小姑子留学欧洲。在欧洲，她画油画，因而认识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一双小脚既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也在地中海游过泳;她几次路过新加坡，也曾到过爪哇，因为“她有个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弯到东南亚去了一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去了新马(新加坡和马来亚)，曾经打算加工新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个男友，“英国商人，比她年青，高个子”，“仿佛听说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时，“劳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滩上”;随后她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在印度担任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二战”后，她回到了马来亚，“1948年她在马来亚的一所侨校教了半年书”。实际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书，和青年女同事邢广生结交，不久就去了伦敦。1955 年至1956 年，马来亚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和妻子丁俨来到伦敦，经邢广生介绍，他们认识了黄素琼，并有交往。王宓文夫妇的公子王赓武当时在剑桥念博士，曾随父母一起拜访过黄素琼。
母亲的南洋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南洋细节。榴莲糕、咖喱、沙袋、巴厘岛的舞蹈、沙笼、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马来亚的森林，这些南洋景物时常在张爱玲的笔端涌现。她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黏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这种栩栩如生的马来森林的景色，非亲见者不能形容。笔者很怀疑这是黄素琼对张爱玲的描述，很可能出自黄素琼之口。
因此，张爱玲的南洋印象和想象既有着宏观的社会背景，也有着个人的联系。总而言之，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海外世界，特别是对隔海相望的南洋的开发。因为有了下南洋，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范柳原。遗憾的是，张爱玲最终没有完成郑和下西洋的小说，给张粉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笔者倒以为，这并不是件坏事。毕竟，对于未曾下过南洋的张爱玲，这部小说的历史感太浓了，她未必能够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