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存略”是《秦中官报》的品牌栏目，每月刊登课吏馆学员的课艺。选稿标准严苛，用樊增祥的话来说，“选择必精，中驷勿取”(中驷指中等的马)。课吏馆每次月课都由樊增祥拟题，称作“藩宪月课”或“臬宪月课”。四十名学员交回的课艺，也由樊增祥逐篇审阅品评，分出等次，进入超等前三名，才有资格登报。有时还选登藩台(臬台)的评语。
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馆收藏的《秦中官报》，是史学家陈垣先生的遗赠，保存了十一次课吏馆月课评选出的超等课艺，时间是1904年6月至1905年5月(课吏馆8月放暑假)。十一次月课，瑞玑有七次被评为超等第一名，三次被评为超等第二名，一次被评为超等第三名。
青年瑞玑卓荦不群的文章经济，在课吏馆像风筝一样放飞了，绚丽多姿。
二
那时正值日俄战争。
沙俄对中国东北这片广袤、富饶然而防守力量又很薄弱的地区，早已垂涎三尺，军事占领步步紧逼。
庚子国难前，沙俄驻中国公使最早提出倡议，要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当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攻时，俄军有四千八百人，占联军四分之一还多。攻陷北京后，沙俄仍继续增兵。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自任总司令，兵分六路大举入侵东北，强占了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等东北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接着通过签订《辛丑条约》，沙俄又从中国攫取了大量利益，可谓八国联军中的“大赢家”。
沙俄企图独吞中国东北，与日本“大陆政策”制定的侵略计划相冲突，于是1904年2月6日，日本挑起战端，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旅顺口的沙俄舰队。
这是一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昏聩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划定辽河以东地区为“交战区”。
对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的战争，瑞玑极为关注。
战争爆发后，樊增祥根据“关心大局者尤迫欲知其战事”的需求，让官报局与上海电报局签订协议，由对方将美国路透社每日电信，及时发送到陕西官报局，使得“刚日之事，柔日即知”。官报局就设在课吏馆，这样一来，瑞玑和其他关心战事的学员，几乎能与京津沪地区的读者同时看到路透社的战况报道。另外还能从课吏馆订阅的《北洋官报》《申报》《中外日报》等报刊，获取方方面面的消息。瑞玑“谁园藏书”里有一册《日俄战纪》，当是那时买下的。
战争胜负将是如何?
俄胜，中国会怎样?
日胜，中国又将怎样?
6月，课吏馆举行第一次“藩宪月课”，便以日俄战争为题。拟题的樊增祥满怀忧虑，说:“无论谁胜谁负，彼战既终，我患伊始，这是国人的切肤之痛啊!诸君怎么看?有何良策?请畅言之!”
瑞玑一鸣惊人。文章劈头就说：
大盗劫人，人将延颈帖耳而待之。一盗出而争其利，则两盗相持，而遇盗者可以缓其害。相持不决，至于劫人之盗亦终为盗劫，则以盗制盗，而遇盗者更可以快其心。然而……推其究竟，势必劫我者挟怨以相仇，劫盗者挟恩以相胁。一盗之害未除，两盗之害叠至也!
仅百余字就透彻地揭出日俄的真面目和这场战争的本质，警示国人：战争爆发前是“一盗之害未除”;战争爆发后，则无论谁胜谁负，“两盗之害叠至也”。
那时舆论界有另外一种声音。
在日本，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报刊，一方面痛恨沙俄的霸凌行径，一方面又把日本看作和中国同文同种的国家，认为“今日之战，我中国不能不表同情于日本，而图扩张黄种之势力，以阻亚利扬(今译雅利安)人东渐之路”。
在国内，政商界、知识界也不乏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方者。譬如蔡元培、何阆仙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评说栏里就有袒日抑俄的观点。《俄事警闻》向全国三十个城市发行，瑞玑每期都能看到。日常间人们热议，“倚盗御盗”的论调也听到不少。
鲁迅那时正在日本留学，对《俄事警闻》袒日抑俄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太无远见”。并让准备回国的沈瓞民向蔡元培等转达自己的意见：“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