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看作“理想主义者”，而只是观望的人则被称作“愤青”。
这些词汇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这样的指称曾经被称作是“扣帽子”，虽然目前早已没有人身危险，但不同的词汇仍是人们互相指责乃至攻讦的方式。
那20名志愿者在北川并没有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与后来俄罗斯与日本赶来的专业救援队在中国的表现一样，仍在西藏服兵役的小赵在这次北川之行中也救了几只小动物——他放飞了两只处于险境中的鸽子，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对他非常温顺，但他实在没办法把它带走。另一位退役军人小唐(化名)现在是装修设计师，他穿着整齐的军服，很少说话，为自己没有使上劲而暗暗自责。在次日，他又独自返回北川。其他的一些志愿者们各有收获，但也各有内疚，这是志愿者始终存在的焦虑心态：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哪怕是一个一天救了10个人的志愿者，他也会为没救出第11个人而悲痛。
80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悦然则将志愿者的前行称之为“自我洁净”，她默默地去到北川做志愿者，使人们对她和80后群体都有着重新刷新的认识。她在博客上这样说：“这场参与救援的经历，之于志愿者自己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对外界的。”
张悦然对此作了文学意义上的解读：“某种善良的东西，宛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若它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的一种馈赠。”
这次灾难显示，中国社会有能力建立优秀的志愿者群体，他们亦正在酿成让人感动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