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率先反省“五四”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加以对立的错误，认为平民文学也需要贵族文学的洗礼方能成其优秀文学，并认为平民文学的“求生”精神(生存层面的精神)和贵族文学的“求胜”精神(超越生存层面的存在精神)并非势不两立。可惜，他的反省只是自言自语，并未引起注意。他的文章之后，是象牙塔(精神贵族的存身之所)的逐步毁灭，是一切“自己的园地”的彻底扫荡。
鲁迅在世时，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他去世之后的数十年中，则连躲都没有地方躲，连放任山水的逍遥自由都没有。在大革命的潮流中，满清贵族和汉族乡村士绅同归于尽，贵族的精神和它的阳春白雪文化没有立足之所，而奴隶文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向极致，充斥人间的所谓红太阳的颂歌，实际上是俗到极点的奴隶文学，一两代的诗歌，实际上是明代台阁体的现代版。以三杨(杨荣、杨溥、杨光先)为代表的台阁体是典型的御用文学(御用文学也是奴才文学)，它除了颂扬帝王的权威之外，什么也没有。
“五四”除了对贵族文学的认知发生错误之外，对山林文学也采取极为偏激的推倒态度，这态度直接导致隐逸精神丧失存身之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也竭力嘲讽“隐士”，抨击隐逸文学，不容庄子、伯夷、叔齐式的存在方式和抽离是非的边缘思维方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丧失逍遥的自由、放任山水的自由，鲁迅负有责任。
四
笔者是“五四”新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知识人。面对“五四”，常生敬仰，但也常生遗憾。这遗憾化作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如果再从正面把《红楼梦》作为“人”的旗帜那就更好。孔子及儒家文化有正有反，可以质疑，但不可推翻。而作为杰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价值观上却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和粉碎性的，这倒是需要“五四”式的清算和批判(这一点，容后再证)。而《红楼梦》的主题恰恰是“五四”的主题。“五四”运动的三大发现(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曹雪芹早就完成了。聂绀弩先生生前一再告诉笔者，《红楼梦》是一部人书，它理应成为“五四”肯定人、肯定个体生命的旗帜。孔子对中国人心影响巨大，《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影响巨大，两者都在塑造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那么，如果该做选择，我们当然要孔夫子，不要《水浒》与《三国》，如果进一步选择，我们更要《红楼梦》。从曹雪芹到“五四”，这一“人”脉，才是中国文化最该珍惜的精华大血脉。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应把1904年王国维所作的《红楼梦评论》视为新文化的先声。与此相应，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胡适张扬杜威，提倡白话，是新文化;吴宓强调白璧德，注重“文学纪律”(文学规律)，也是新文化。杜威和白璧德在美国并无先进与保守之分，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革命与反动之分?总之，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异轨同奔，都在推动新文化的发展。如果能这样看，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化历史将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