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
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二、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孔夫子
《读书》2007年第6期以首篇的位置，发表了《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重申作者的一个观点：“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应该是2007年孔子热中的一个新创造。
文章作者兴致勃勃地告诉读者：所谓“邓小平传统”，就是包括“自由和权利”等概念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传统;“毛泽东传统”则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革命)传统”;而儒家传统，“简单地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中国文化传统。——从作者描述的字面上看，既有现代传统，又有革命传统，还有中国文化传统，可谓应有尽有，自然是再理想，再美好不过的了。但正如一位质疑者所说，作者说的并非“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和目标模式”，而是“中国过去的实践进程和现在的具体样态”(王思睿《中国道路的连续与断裂及其他》，载《读书》2007年第8期)，而作者自己也声明，他所说的“三种传统并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问题正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认真考察一下“国情”，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情况，就会对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描述，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真的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创立了“平等和正义”的传统了吗?稍微研究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很遗憾，《中国道路》一文的作者恰恰是对这段历史并未下功夫作过哪怕是起码的考察与研究，他的全文立论的依据，仅是两位美国学者的著作)，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时代，不仅在“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指导思想下，形成了新的等级制度，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并没有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特别是农民，更是毛泽东“强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的牺牲品，实际上成了“二等公民”。毛泽东时代自然也有它的积极因素，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基层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些积极因素是和前述根本体制上的弊端及严重后果胶合为一体的，如果不对体制的根本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就不可能将应该肯定与吸取、借鉴的因素剥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