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一直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主将陈独秀，发表的宣言性文章是《文学革命论》，而第二主将胡适，发表的纲领性文章是《文学改良诌议》，至于周氏兄弟，更是反映“五四”新文学创作实绩的大作家。因此，我们在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时，回避不了新文学革命。
新文学运动在形式上的革命功不可没。如果说，日本明治维新讲的是“版籍奉还”，那么，中国的“五四”讲的则是“文字奉还”，即把文字还给社会的大多数——被称为“平民”的广大阶层，从而打破少数人对文字的垄断。这一大文化目标，派生出文学形式上的一场革命：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于是，在1918年的前前后后，中国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便进行了一场新的语言写作试验。鲁迅、胡适等，都是“第一个吃螃蟹”(鲁迅语)的人。打破文言的束缚，确实有益于激发作家诗人创作的活力。也许你永远只喜欢古诗词，永远不会喜欢新诗，但你不能不承认，新诗能够帮助你冲破思想的牢笼。
“五四”之后，因为“言”与“文”由二元变成一元，文学便更广泛地走进社会，尤其是走进社会的底层，这一点，人民大众一定会铭记“五四”文学革命者的贡献。但是文学形式的变化，特别是后来在反对“欧化”的名义下进一步提倡大众语、工农兵语，也使文学逐步失去典雅之美，“下里巴人”完全扫灭了“阳春白雪”。
新文学运动最值得反省的则是内容上的革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项内涵：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影响最大的是第一项。但是，这里发生了两个重大的概念错位，其一是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贵族精神的界限;其二是没有认识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和流氓痞子精神。
贵族特权可以打倒，但贵族文学、贵族文化、贵族精神不可打倒。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倒了国王与贵族阶层、贵族特权，但法国至今仍维护贵族文化与贵族文学，也从未有过对贵族精神的大批判。理由其实简单，因为法国以至欧洲最优秀的文学都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创造的文学与文化，欧洲文化还剩下什么?至于贵族精神，更是以贵族为主体创造的、由历史积沉而成的具有特殊内涵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尼采所概括的“自尊”精神，还有相应的低调、遵守游戏规则、淡泊名利等精神，这更不可以随意推倒。中国的氏族贵族制度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时瓦解了，到了两晋南北朝又出现了门第贵族，但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也瓦解了，直到清代，才又出现满洲部落贵族统治。因此，中国并没有形成欧洲那种长期延续的贵族传统和骑士传统，也没有欧洲式的贵族道德系谱。
尽管如此，中国贵族文学还是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周代的贵族诗歌。《诗经》便是当时贵族礼仪、交往、外事的道德文本，也可说是文化通行证。诗写得“不类”(与身份、场合、氛围不合)会导致诸侯国的紧张甚至战争。第二次高潮是六朝的“玩贵族”，即玩声律、玩对仗、玩技巧、玩辞采，形式主义之风大盛一时。虽然朝代性的贵族文学业绩不够理想，但有三个个案却形成贵族文学的高峰，这就是屈原、李煜和曹雪芹。这是不可打倒也永远打不倒的高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贵族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这三个高峰是中华民族文化永恒的骄傲，而《红楼梦》又恰恰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先声。陈独秀在匆促上阵时，想到的贵族文学只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些骈文散文，这实际上是汉族乡村士绅文学，并非满清贵族文学，尽管它带有“气清体洁”(曾国藩语)的贵族性。这种文学可以商议批评，也不可打倒。
“五四”启蒙者还有另一个概念错位，就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界定为平民精神，把贵族文学的对立项界定为平民文学(或国民文学)。其实，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和痞子精神，贵族文学的对立项则是奴才文学和痞子文学。平民可以蕴含贵族精神，正如《红楼梦》的丫环晴雯、鸳鸯这些最“平民”的小女子，“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而贾赦、贾蓉等贵族老爷少则身为权贵而高贵精神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