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
6月27日收到复试通知。
7月13号来到武汉大学，180多名复试人员集体住在体育馆里，热闹非凡。那年夏天，武汉极热，考试的教室里用冰块降温，每天晚上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述说着自己的革命历史和坎坷经历，淋浴处三个水龙头下二十四小时水声哗哗不断，那种兴奋，那种莫名的冲动与憧憬让几乎所有的人在整整三天时间里无法入睡。
我知道了我“初试”的成绩，“专业课”的成绩名列第一，这件事让我兴奋得在随后的“复试”中有些手舞足蹈。真正的打击是外语的口试。陈老师和杨老师其实也不懂俄语，拿出那篇列宁的《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让我读一遍，说出大意。勉强读完后(俄语好读)，我只好承认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标题。这件事，又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但一考完，我还是去参观了“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并与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丁毅华(他2007年夏天病逝，生前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那年未被武大录取，后再考两次，最后终于在兰州大学读完硕士。在此谨以此简短的文字致以沉痛哀悼，因为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提及这些往事，以后，就只有我自己孤独的回忆了)一起去了庐山。
上庐山不是去欣赏风景或解除紧张(口袋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才是最大的紧张)，而是因为在那里开过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然后就又是等待，那种焦虑，那种祈祷中的期待，那种即将爬到山顶但已无力向上的绝望、懊悔，几乎挣扎在日记的每一个字中。
9月24号，老友二黑专程来陪我等待消息，三天后悻悻离去;也就在他登上回去的火车前，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追赶，告别，用毛泽东才发表的一首词中的“热泪欲零还住”不断向自己所熟悉的过去告别，似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一样。
10月6日，我到武汉大学报到。
1976年10月6日，国家发生了突然事变;1978年10月6日，我成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所学的正是自己所最感兴趣的外国哲学。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因果关系呢?没有两年前的10月6日，也就没有两年后的我?
到校后就开始用各种看过了的小说交换《英汉字典》，所有书籍的交换价值都自然形成，比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唐·吉诃德》是第一等，三本合起来换一本精装的《英汉词典》;《三国演义》、《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三本交换较小的词典，或者换《俄华辞典》。我在那里徘徊良久，最后狠狠心，用一本《吉尔·布拉斯》和《切身的事业》换了一本价值4元的薄薄的《英汉词典》，这本辞典伴随我度过了三年研究生的英语学习。
入校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就与他的公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至交好友陈宣良一起到12舍来看我，解释了为什么录取通知发那么晚。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下了我的准考证号码是1048，学生证号码是78207，校徽是04532;并用程光锐先生的一首《沁园春：题东汉出土铜奔马》的最后几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一觉醒来，人间换了，日耀山河别样红。重抖擞，送风流人物，跃上葱茏。”
还是那种“光明就在前头”的逻辑与情感。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要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而且意识到自己挣脱了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挣脱出来并不就意味着好。在“前头”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无尽的徘徊、相对、无助与困惑。
五
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人依旧处于紧张与兴奋之中，11月8日听陈修斋和杨祖陶老师传达“芜湖会议”精神。那时开会讲究传达，而“芜湖会议”据说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我前不久也收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通知，说今年4月要重在芜湖开会，主题是“中国哲学界思想解放三十年——纪念芜湖会议暨两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除了紧张的学习(压力来自外语)，在当时最让我全身心投入的，还是集体声援黄克剑的“业余行动”，要求学校一定要录取他(具体原因不详，总之是些与成绩无关的外在原因，而几乎所有的人在一开始都想表达出自己的某种正义感);11月28日终于在武昌火车站接到从新疆风尘仆仆赶来报到的他，而他到校后的第三天，就感受到了另一种潜伏着的危险与争斗——依旧是话语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