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没有谁会给出一个有关“人才。”
的定义。
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追悼会很隆重，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这位应该与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时代的人竟多活了这么多年，但这到底是福还是祸?郭老的临终遗嘱是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个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着全中国整个的农村。他也终于想回归大地了。
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时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其间可说的话似乎很多很多。
这一年的第7期《大众电影》上有白杨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给白杨一幅“荷花”，上面亲笔题写了“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几个字，让人忽然在普遍的阴暗中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郭沫若就应该是让这种情怀滋养大的。相比较而言，胡适要冷静许多，但最冷静的，恐怕还是鲁迅。但谁又能预计出个人的浪漫情怀在某种语境下到底会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和另一首《儿歌》：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蚍蜉撼大树，边摇边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这篇日记密密麻麻写了12页，不知出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个叫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的有关言论。
四
1978年，国家的命运发生着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同样发生着转折。
年初，我即获知我无法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具体原因始终不明，只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的好友王世忠参加了，语文、政治都是80分，史地72分，数学58分，平均73分，录取分数线是58分。这件事让我极为兴奋，几乎彻夜不眠，一连写了好几首诗词抒情、祝贺。
4月18日，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获批准，于是开始复习俄语，最兴奋的，是知道考试时可以带词典。单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批两打三整顿”运动，具体内容未记，但整天开会，每个人都在清查自己;把我招进这个单位的管教科副科长贺玉祺畏罪自杀。那时我在陕西省某监狱工作，犯人都管我们每个人叫“政府”，所以贺玉祺的自杀在犯人中也引起了不小骚动，传言“‘政府’吊死了自己”。
那年农村旱情严重。每次外出看到田野里的荒芜景象，都心情沉重，觉得农民又没有了盼头。
我5月15号在县城的城关小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四个人围坐着一个乒乓球台各考各的，始终伴随着考试的，就是无数小学生们在四周唱歌、跳舞，在腿下钻来钻去。15号上午政治，下午外语，16号上午基础课，17号上午专业课。”
回来后凭记忆把所有考题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政治题”中有“为什么说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和“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有关三个世界的内容和指导意义”，可见“试题”都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这种考试的习俗或惯例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许多人也就都学会了“猜题”。当年的“基础题”中问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问了“中国古代‘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思想”;“专业课”考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唯名论、百科全书派、四因、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的认识论。最有意思的是在附加题中问：“四人帮是如何继承实用主义的衣钵的”。这最后的“附加题”在今天会把那些研究“实用主义”的人(比如南京大学的陈亚军)活活气死。但，这就是30年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