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受，也使我慢慢从兴奋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
但紧接着就是北大的郭教授来校讲《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激烈辩论。北京的局势动荡不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家又是激烈辩论;研究生人心浮动，中哲史的一位名叫高广的人走了，据说再也不回来了。黄克剑也要走，我死死挽留，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个人的事，要想到妻子、孩子，想到可能会有的未来(除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几乎不会说出任何别一种鼓励的话)。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严寒中沿“巴士底狱”(正式的名称是“樱花大道”)走来走去，讨论着国家的未来与自己的命运。那时的人们自觉地都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政治激情。这种政治激情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具体说来又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关。也正是这种激情使得我们对祖国的未来抱有信心，使得我们热烈支持诸如“四·五运动”这样的天安门事件，并在以后的读书与思考中贪婪地阅读和吸取着一切外来的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当然，也正是这种激情，使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始终怀疑着、幼稚着，一直到今天。
让人高兴的事也有，这就是1978年12月16日中美正式建交。我用大字，用刚刚学会的几句英文把这条消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1978年12月29日，有人给毛泽东贴出了大字报，哲学系所有研究生在一起以开会的形式辩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阶级敌人?
难道阶级斗争说消失就消失了?我们刚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时刻不忘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们到底是在用语词说语词，还是用语词说不同于语词的事物?“阶级斗争”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吗?
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农业该怎样发展?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一些最为“尖端”的哲学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仔细思考。
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也有了另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
于是尽可能地不说话，我忽然发现自己也真的生活在了一个比过去的危险性更大的环境之中。
还是这一年开始时的期待与恐惧，还是在电影世界中的欢乐与悲哀，但这时所看的电影已经是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外国电影了;虽说还都是“旧片”，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已经足够。
以前只存在于梦中的幸福就是吃与看，而这两点，竟如此快捷地得到了满足。但生活难道仅仅就只是这些吗?
我觉得这一年几乎就是以后的30年的浓缩。
晚，1978年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大雪让我想起了幼时就熟记了的《水浒传》中的那几句话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1979年，似乎就没有了惯常的“元旦社论”，提不提“两报一刊”，日记上也没有，可见这一切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遗忘;现在只记得1978年12月31日晚看的电影名叫《激战前夜》，具体内容也早已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