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门前走来一位七旬女性，面对22号的门洞，她的双腿就像被钉住了似的，久久不愿挪步，而一双眼睛专注地从一楼望向二楼，又细细地打量着三楼。
过往的居民好奇而又警惕地打量着她：这人是干什么的?旧房子有什么好看的?恰在这时，22号门内有位老人出来取报纸，突然一声惊呼：“尚之，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你搬走有些年头了吧?”
尚之是谁?她和22号又有什么渊源?
风雨同舟一家人
这位被唤作尚之的女性叫沙尚之，是革命前辈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和1939年落成的景华新村同龄。她生活、成长在这里，见证了22号当年先后是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秘密工作机关,又是上海地下党策划重大革命事件的指挥中心及庇护所。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地下党组织成员被杀的杀、捕的捕、流亡的流亡，即便是坚持在上海的也到了相见不相识的地步。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经过长征的党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冯雪峰、刘晓到上海来摸清残存的地下党员情况。在秘密而又谨慎的个别审核中，他们终于找到了沙文汉、陈修良夫妇，这是当时仅剩下不到百名幸存党员中的两位。
1937年11月，刘晓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正式恢复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任宣传部长、王尧山为组织部长、张爱萍主管军委、陈修良担任妇委书记。可是，选择什么地方作为江苏省委最安全的秘密机关呢?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钱都是第一位的，但党的经费极为拮据，钱从哪里来呢?那天深夜，陈修良推醒了丈夫说：“钱有出处了!”
睡眼惺忪的沙文汉一看妻子兴奋的神情，就知道她说的不是梦话，赶紧问：“快说说，哪里能弄到钱啊?”
“我去问阿姆(宁波话：母亲)要。”
“阿姆?”自从沙文汉见过陈修良的母亲袁玉英后，就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敬意。在他眼里，袁玉英是个性格坚强且有主见的女人。1907年，她生下了陈修良孪生姐妹，就在一双女儿2岁时，年仅23岁的丈夫病逝了。在封建大家庭里，族人为抢占财产欺凌孤儿寡母，袁玉英一怒之下毅然带着女儿们冲出了樊笼。她自幼识字，深知女孩们有了知识才会有自信，所以宁可自己节俭，但对女儿们的教育决不含糊。她不惜重金请老师到家来教两个女儿的国文和英文。母亲的苦心得到了回报，1921年，小女儿陈修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大女儿也考取了启明女校。
可这时的沙文汉却在犹豫，对妻子道：“我知道她老人家刚巧继承了你外公的遗产，但这是她压箱底的活命钱啊。怎么能拿呢?”
陈修良说：“你还不了解我母亲吗?只要对她说用在革命同志的身上，哪怕去借她也一定要帮忙的。”
陈修良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她们姐妹出生的那年那月正是女英雄秋瑾殉难的同年同月，袁玉英折服于秋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时常为女儿们诵读“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诗句。陈修良原本想成为书法家，彼时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时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的浪潮震撼着陈修良的心灵，陈修良选择了“投笔从戎”。她的决心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她们住在宁波丝巷弄的家成了开会和秘密印刷文件的地方，母亲心甘情愿做起了女儿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