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后，袁玉英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宁波、上海和杭州之间，倾其所有掩护并挽救革命同志。大家由衷地将这位母亲唤作“众家姆妈”。
果然，陈修良刚向母亲张口，母亲便连连点头说：“我出面去租，押金、租金都由我来出，我们一起住，住机关也要住出家的样子。”
不过，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陈修良和沙文汉到处寻觅房子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但若是请母亲出面也不合适，不惑之年的袁玉英因为患有青光眼，双目近乎失明，一个瞎子哪能到处去看房啊?
只见袁玉英不慌不忙地对女儿和女婿说：“我眼睛瞎了，但我还有另一双眼睛啊。”
“另一双眼睛”是谁呢?她不是别人，就是袁玉英的贴身女佣黄阿翠。“众家姆妈”把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阿翠了。
那些天，黄阿翠迈着一双小脚，按主人的要求看了一处又一处的房子。三寸金莲走路艰难，回到家里袁玉英心疼啊，抱着阿翠的双腿好一番揉搓。
这天，当阿翠走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立刻就看中了这个新建成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洋房。迈着小脚的阿翠走进弄堂，凑近看房人，这才得知营造商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人、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拥有者周湘云。这条弄堂是从周湘云的私家花园里划出一半地皮建成的……
这边黄阿翠在探听情况，那边在弄堂口看门的“印度巡捕”注意到她了。他不屑地对穿着简朴的黄阿翠吼道：“走、走,这地方的房子是你买得起的吗?”
黄阿翠气不打一处来，反唇相讥道：“我是买不起，但我是来给东家看房子的。怎么，你连买主都要赶走吗?”
晚上，阿翠如此这般地描述了她看房的经过。沙文汉、陈修良以及袁玉英综合了她的描绘，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机关地点：景华新村地处法租界，日本兵不能随便进入;景华新村每一幢房子自立门户，又都是中产以上人家的住宅区，还有巡捕看管大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隐秘，党的机关设在这里轻易不会被注意。
第二天，沙文汉和陈修良又实地去看了房子，血的教训使他们把一切安全系数都考虑周到了。比如，22号地处弄堂的最末一排，紧靠周湘云的私家花园(今天的延安饭店)，万一有情况，可以从后门撤走，通过篱笆到大花园脱身;又比如22号在一排房子的中间，晒台连着晒台，如果前后门都有人把守，可以跳到别人家的晒台上转移……
1939年7月，袁玉英以陈馥的名字付了1500块银元，以每月140元法币的租金承租了景华新村22号这一幢三层楼房。
叱咤风云景华村
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袁玉英从此改了名和姓，真正地和宁波亲友“六亲不认”了。在邻居们的印象中，户主陈馥穿着体面，是个有钱的太太。她平时蛰居屋内，足不出户。新注册的户口簿上，陈元阳是沙文汉的化名，他自称是陈馥的侄子，因为逃难才来上海暂住的。当时，孤岛的“寓公”不少，加上沙文汉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虽没有职业，倒也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目光。陈修良则化名陈素梅，四邻们看到的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少妇每天进进出出，无非是抱孩子到附近的济华医院育婴室玩玩，买买小菜，忙忙家务，整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
陈家刚入住的时候，简直称得上是家徒四壁。每个房间都是空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沙文汉对妻子说：“在这个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如此寒酸会引起周围邻居怀疑的。”然而，景华新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一个重要的机关，有着铁一样的纪律：绝对的单线联系;来往人员必须控制在秘密战线的几位高层领导。
几位核心领导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组织部长王尧山送来了大衣橱、五斗橱和梳妆台，文委书记孙冶方搬来两只书橱，朱枫买来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加上陈家原来的旧家具，凑起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才和景华新村的住户接了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