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建成了，形势却一天天紧张起来，租界不再是“世外桃源”，也实行起户口联保制度：十户为一小组，只要一家查出个共产党，其余九家就要受牵连。
好在经过多年的磨炼，陈馥做秘密工作很有些经验了。她眼睛虽然失明，可有了阿翠做耳目，同样能机敏地了解四周的动静。她关照阿翠，把所有重要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时刻不离身边，一旦有情况拎着就走。
一天，陈馥突然听到后门口有人喊：“哪一家订的面，快点下楼来拿。”她一惊，马上叫阿翠去拿小包袱，准备转移。不过，人还未走出门，忽然又听到隔壁三楼的房客推开窗户喊道：“是我家要的面，等一歇，就来了。”
因为当时陈馥和沙文汉有过约定，如果他外出时发生意外，会设法叫面店送两碗面到家里来，作为危急的信号。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没想到这两碗面让人虚惊了一场。
有陈馥“坐镇”，大家的心里都觉得踏实和安全。因为这个原因，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刘晓秘密地交给陈馥一个重大的任务，请她收留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陈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住在22号的日子里，喜欢看美国原版片的饶漱石偶然也会让陈修良带他去杜美电影院(现东湖电影院)看场电影。他英语不错，看电影时还会作陈修良的“翻译”。更多的时间饶漱石静坐在家里陪阿贝(沙尚之的乳名)。他喜爱这个小姑娘，阿贝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法国的女儿和妻子。四个月后，饶漱石离开了22号，渡江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去了……
1941年12月，原来不能进租界的日军赤裸裸地进驻了，上海的形势顿时变得险恶又严酷。
为了保存实力，江苏省委全部人员迁去了淮南根据地。陈修良也奉命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景华新村22号一下子冷清了，只剩下双目失明的老太带着年幼无知的小孩和女佣这老少三人，还不时地要与穿堂入室搜查的日伪军周旋。
只出不进的生活使陈馥用完了积蓄，但22号的租金是每个月要付的。阿贝哭闹着：“阿娘(奶奶)，我要妈妈。”阿翠也劝主人换个住处。虽然陈馥无力支撑房租，但她对阿翠说：“不能走啊，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必须要保护住，说不定哪一天又要派上用场了。我们勒紧裤带吧，吃不起肉就吃青菜，只要保证阿贝的营养就可以了。”
无奈之中，陈馥做起了“二房东”，把三层楼租出去贴补家用。她对房客的身份是挑了又挑，最后选中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妇女。
巾帼岂无翻海鲸
1947年5月，陈修良接到了丈夫要她“回去料理家务”的信件。她立刻理解这是上海局要她回去开重要会议的信息。自从她去了南京开展工作，和上海局的联系就凭借这些带有暗语的家信了。
在景华新村22号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刘长胜、沙文汉面容严肃地听着陈修良汇报南京的情况。当陈修良说到物价暴涨，大学公费生每天的伙食费少得只够买两根油条，学生的不满和怨言到了一触即发等情况时，刘晓对陈修良说：“学生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所向，分局研究决定组织一次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天津等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斗争，由南京先突破。你看，南京能不能打这个头炮?”
刘长胜这时也说：“南京是蒋介石的老窝、国民党首都，如果带头突破，在全国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先带头。”
在这间小小的亭子间里，上海局决定首先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展示威活动，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向炮口要饭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不太过激的口号，学生们不仅能接受，更能引起共鸣。
离开景华新村时，沙文汉关切地叮嘱妻子说：“在敌人的眼皮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人的作用就要像酵母和在面粉中，看得见它在慢慢发酵，却找不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陈修良不住地点头，她知道沙文汉多么冀盼着她的成功和平安。
回到南京的陈修良，领导了著名的南京“五二”运动。运动席卷全国，从政治上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